近日有一篇作者署名“逆風的烏鴉”的臉書貼文，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pfbid0XqBpBa8KtZ2ZBTWYhE2VrnWJ9awAmNKoKevbJVyvYTjs8KXp54oLTYUYrJTv1FV5l&id=100063539268054

文中提到：大陸官媒高調報導「英烈蘇藝林歸葬天津」，並將其描述為潛伏台灣、對抗國民黨的英雄。該臉書文同時又指出：蘇藝林在台灣已被列入「平復國家不法」名單，也就是形同「被平反」。作者最後說：真的是兩岸一家親啊。

逆風的烏鴉此文，顯然也在諷刺民進黨政府，和中共站在相同立場：反國民黨。應該說是反兩蔣時期的國民黨，並且藉此打擊現在的國民黨。

我覺得很感慨！蘇藝林的悲劇故事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三個世紀了，我們的意識水平應該可以超然於黨派，超然於政治恩怨，而有更恢闊高遠的器識、史觀。當年的國民黨政府，確實在人權意識上有大問題；而此刻的民進黨政府，也需要有更包容、諒解的史觀。這些都應該被檢討、改進。但是，現實中，這種心靈境界的提升，好像很難。

逆風的烏鴉此文中的敘事，表面上是在講一個歷史人物的命運，實際上，卻牽涉到至少三個彼此糾纏、但又常被混淆的問題。

一、轉型正義的本質：不是「重新評價立場」，而是「修正國家權力」

首先，必須釐清一個核心問題：轉型正義的「平反」，並不等於對其政治行為的價值肯定。

台灣的轉型正義（如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所進行的工作），其基本邏輯是：當國家以違反正當程序、侵害基本人權的方式對待個人時，即使該個人的行為具有爭議，也必須對國家的違法行為加以否定。

換句話說：平反的是「國家當年的違法與濫權」，而不是「個人的政治選擇是正確的」。這一點極其關鍵。

如果把「程序不正義的撤銷」誤解為「行為本身的正當化」，那就會落入一種危險的邏輯滑坡：國家只要違法，就等於被處理的人都是正義的。這一點顯然是不成立的。

二、歷史評價的困境：國民黨的「雙重角色」

這裡其實可能觸及一個更深層的歷史難題：國民黨在台灣，一方面是威權統治者，另一方面卻也是阻擋共產政權進入台灣的力量。這構成了一種典型的「歷史悖論」：作為壓迫者，戒嚴體制、白色恐怖等，對思想與言論形成高度壓制，嚴重侵害人權。但是，國民黨政府作為防禦者，在冷戰格局中阻止了中國共產黨統治台灣，讓台灣得以維持一個非共產體制的社會空間，使台灣有條件在後期轉型為民主制度。

問題在於：這兩個角色無法簡單相加，也不能彼此抵銷。因此，成熟的史觀不應該是：「因為有貢獻，所以可以忽略迫害」，或「因為有迫害，所以其一切作為皆應否定」。而是必須承認一種更困難的結構：某些歷史條件下，一個政權可能同時扮演「必要之惡」與「現實之害」。這種矛盾，不是靠道德標籤可以解決的。

三、問題未必只在政權，也在「社會心理結構」

有一點其實非常關鍵，而且值得強化討論：威權統治之所以得以維持，往往不只是統治者的問題，也與社會本身的「順服模式」有關。

這裡可以進一步提升為一個結構性命題：在長期專制文化中，常見三種傾向：對強權的依附感，傾向相信「強者等於秩序來源」；對制度的不信任，更相信「人」而非「規則」；對自由的焦慮，將自由視為混亂的前奏。

這使得社會容易出現一種循環：沒有強權 → 不安 → 渴望強權 → 強權壓制 → 再度削弱制度能力。

我們或可由此精煉為一句有力的命題：威權不只是壓迫的結果，也是一種被社會心理結構反覆召喚的秩序形式。

國民黨的人權缺失，可能既是其失敗的重要成因之一，卻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必要。兩者矛盾糾纏。

犧牲人權之所以會成為必要，因為長期專制體制下人民普遍習性使然。這不是國民黨單獨的罪惡，但是，國民黨也未能擺脫這種惡劣習性。而可能同樣重要的是，人民其實也秉持類似習性：不服從缺少威權的統治模式，而且這種不服從可能包含破壞集體利益的行為。大陸上有種說法叫：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這種社會內在的矛盾，反映的是社會整合不足的問題。這種問題很可能特別容易深藏在長期專制體制社會中。

對人權論者來說，他們指責執政者的無人權，但是，忽視社會整合不足的實際存在問題。當然，統治者也可能誇大整合的困難，而往往過度犧牲人權。

完整認識社會問題性質並且面對問題，可以增加彼此諒解，也可以促進改革深化。當然，思考複雜了，行動也會有更多顧慮，也更容易陷入舉步維艱的困境。只是，因應當前實際危機，這些考慮並非無意義。

如此，這裡的論述也將從一種「政治評論」提升到「社會理論」的層次。

四、語言如何改變政治判斷

關於兩蔣對台灣的貢獻，一種常見敘事如下：兩蔣維護台灣免於被赤化，而保持了台灣走向民主化的可能空間。

對兩蔣維護台灣免於被「赤化」這件事，綠營人士似乎一般並不買賬。從綠營對蘇藝林的平反敘事，或可見一斑。當然，此刻，綠營中仍然有很大的聲音斥責蔣介石為元兇、獨裁者等，更足以反映蔣介石未能獲得綠營諒解的事實。

這裡，我認為一部分是由於諒解背後需要的邏輯思考不足，另外可能也有言語本身的作用。

一個簡單化的說法是：「赤化」一詞不再具有足夠的心理影響效果。那麼，為什麼「赤化」一詞不再有心理效果呢？

因為「赤化」一詞帶有強烈的冷戰情緒與預設性的負面評價，所以容易引發心理抗拒，因為容易被認為是洗腦或誇張。而當代更常見的語言可能是：「兩岸一家親」、「民族復興」、「統一帶來繁榮」...等。

後面這些語言的特徵是：去威脅化、去政治化、去代價化，甚至是讓人看見某個美好的、值得期待的未來。但問題在於：語言變柔和，甚至充滿希望，並不代表結構有改變。

如果台灣被納入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體系，那麼可以合理預期：台灣的言論與出版自由將大幅受限、選舉制度將被重新定義或消失、公民社會空間將被壓縮。這些不是情緒判斷，而是可從現行制度推論出的結構性結果。事實上，香港現在的處境很可以供做參考。而且，台灣在統一後的命運很可能遠比香港更淒慘。因為台灣曾經長期與中國大陸敵對。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把論證語言修改為：問題不在於「赤化不赤化」，而在於「制度是否允許自由、民主、人權存在」。

當然，中共正竭力告訴大家（包括台灣民眾）：民主並不保障人權，台灣現在就沒什麼人權可言。很多人接受了這樣的論調，並且拿來質疑當前的執政者與民主體制。這也是為維護台灣民主體制必須面對的困境。

五、總結：三個不應混淆的層次

最後，容我試著提出一個較清晰的結構性敘事。

從歷史評價的角度來說，國民黨既有壓迫，也有保衛功能，必須承認其矛盾性。

從轉型正義的觀點出發，要平反的是國家違法行為，而不是對個人政治立場做背書。

至於當代的應然選擇，真正需要判斷的，不是歷史誰對誰錯，而是我們究竟要進入一個怎樣的制度未來？

如果說過去的錯誤，需要被記錄與反省，那麼當下更大的危險，反而是另一種「溫和形式的失憶」——不是否認歷史，而是在語言的柔化中，忘記制度的本質。

當「赤化」這個詞失去說服力時，真正該被保留下來的，不是它的情緒，而是它所指涉的核心問題：一個不允許反對、不能被更換、也不接受監督的權力體系，是否值得被選擇？

歷史可以被重新詮釋，但制度一旦進入，往往就不再允許退出。這對專制極權體制來說尤然。

而這，才是所有歷史討論最終應該指向的現實問題。

而台灣的人，如果仍然繼續捲進過去政治恩怨的情緒漩渦中，不能自我超拔，跳脫上述的思維、情緒局限，那麼，台灣當前面對的強大壓力危機，恐怕很難找到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