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拜讀沈榮欽先生上報專欄文章，主題大體是要討論習近平是否會攻台（見沈榮欽專欄：習近平生命晚年武力犯台可能性）。2026年0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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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用奧爾森（Mancur Olson）的盜匪理論（Bandit Theory）（以下稱為「強盜理論」），認為對這個議題具有深刻啟示。“以盜匪理論為基礎稍加修正，可以對獨裁者年紀與發動戰爭之間的關係，提供有意義的見解。”

我大體同意沈先生的分析。不過，也有一些商榷意見。試鋪陳如下。

這裡，可能首先會牽涉到一個政治學研究中很容易犯的錯誤：分析模型（analytic model）與人物本身（historical actor）混為一談。文中也提到蔣介石與馮玉祥，作者顯然暗示兩者的一些作為也適用上述的強盜理論。而我不確定，沈先生是不是認為蔣介石作為真實的歷史人物也就是一個強盜，所以適用強盜理論。如果他有這種意思，就值得被檢討。

以下，我試著逐步鋪陳我的幾點相關看法。

一、Olson的「強盜理論」只是一種模型，不是一種人格判斷

Olson其實不是在說：獨裁者都是強盜。他的真正意思比較接近：假設統治者完全自利，只追求自己的利益，那麼也仍然可以推出政府、稅收、公共財等制度為什麼會出現。

換言之，他是在建立一個最低假設（minimal assumption）。

意思就是：即使完全沒有道德，也足以推導出政府形成。因此，他故意使用「強盜」這個極端例子。

二、但是，把歷史人物直接套進模型，就容易出問題

我對沈先生貼文的質疑，其中一個重點也就是發生在這裡。沈先生如果說「蔣介石遵循stationary bandit的邏輯」，這句話大概還可以理解。但如果變成「蔣介石就是強盜」，那就是另一回事。因為這等於把：解釋模型變成人格定性。這兩者迥然有別。

正如經濟學有所謂「理性人模型」。但沒有人真的認為：所有人都是完全理性的。模型只是抽象。

三、蔣介石有一些比「掠奪利益」更高的目標

這是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

蔣介石的一生，有很多可以批判。例如：白色恐怖、黨國體制、對異己的不信任、權力高度集中、對地方勢力的壓制。這些都可以批判。但是，很難否認另一件事：他的政治目的並不限於維持自己的權力。

至少從大量史料來看，他一直有幾個核心信念：國家統一、抗日救國、建立一個他認為現代化的中國、消滅他認為會毀滅中國的中共。

這些目標未必都無可爭議，也未必值得完全接受，但它們不單純是：想搶略更多錢財或權力。

因此，用強盜模型，就容易遺漏：理想、信念、民族主義、歷史使命感。

南京大學歷史學者高華，曾經以一種略帶遲疑的沉重口吻指出：蔣介石是民族主義者。我認為這是他並不太情願卻又不得不承認的歷史判斷：肯定評價蔣介石。

而我也同意高華的評價。

四、花園口決堤，就是一個很好的討論例子

關於蔣介石的評價，是個極端複雜的議題。沈先生文中提到了花園口決堤的故事。這是中共打擊蔣介石的一個重要事由。沈先生顯然也想藉此（負面）評價蔣介石。但是，我們不妨思考：如果只是保政權，一開始又何必打淞滬戰役、南京保衛戰？

我認為這應該是很強的反證。我們回顧一下。不少研究者都認為，軍事上，淞滬戰役不一定非打不可。因為主力傷亡極大。但蔣仍決定投入。甚至有文獻指出，淞滬戰役是蔣介石故意引導爆發的戰役(戰爭即使爆發，本來也未必是在淞滬地區，而更可能是在華北)。

淞滬戰役的爆發原因可能包括：爭取國際注意；展現抗戰決心；延長戰略時間；激發民族士氣、國軍主要基地所在。

如果只是要保存政權，那麼，採取更保守的、迂迴或躲避的戰略，甚至更早退守西南，都可能更有利。

南京保衛戰，同樣也是如此。南京並不容易守。但蔣介石仍決定保衛。這背後有：首都象徵、民族精神、對內政治、對外外交等，很多方面的考量。不能只化約成：保住自己的權力。

因此，我反而會說：花園口決堤的決定，不能單純用「政權自救」去理解。它至少同時可能包含：延緩日軍推進；爭取時間；保存戰略縱深；犧牲局部以保全全局。

至於究竟哪一個因素最大？史學界至今仍有不同評價。但如果直接說就是政權自救，我覺得證據仍不足。

五、真正的問題應該是：目的與手段如何互相改變？

我曾經思考一個觀念議題：好的目的，在巨大的壓力下，可能逐漸產生壞的手段。我覺得這可能比「強盜理論」更能解釋蔣介石的行動。

例如：原本是要救國，但是經歷到長期戰爭，以及各種挫敗，於是開始懷疑部下、異己者；然後開始集中權力，開始大量使用秘密警察；開始相信只有鐵腕才能救國。最後，手段越來越接近威權。

但是，目的未必完全改變。換句話說，他可能一直相信：我這麼做，是為了中國。只是，實際造成的結果，未必符合他的初衷。

六、「強盜模型」的邊界

我認為，這其實涉及政治學一個更大的方法論問題。Olson回答的是「制度為何會形成」，而不是「歷史人物為何做出某個具體決策」。

當我們問：為什麼威權政府也會提供公共財？為什麼獨裁者不把人民一次搶光？Olson的模型非常有力。

但當我們問：為什麼蔣介石堅持全面抗戰？為什麼馮玉祥一生多次倒向不同政治陣營？為什麼有人願意為民族、宗教或理想承受巨大個人代價？這時就必須引入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人格特質、歷史文化與道德信念等因素。否則，容易把所有政治行為都還原為「利益最大化」，反而失去對歷史人物動機複雜性的理解。

所以，討論或可濃縮成一句方法論上的原則：Olson的強盜理論，是一個分析統治邏輯的模型，而不是判定歷史人物本質的標籤。它能幫助我們理解權力如何運作，卻不能取代對歷史人物目的、信念與處境的具體分析。

我認為，這樣既保留了Olson理論的洞見，也避免了將模型過度延伸到歷史人物評價時所產生的「擬於不倫」問題。

至於沈先生個人的歷史見解，還有待釐清。坦白說，我認為他傾向把蔣介石視同強盜。這可能是部分較極端綠營人士的立場。

它涉及的是一個比Mancur Olson強盜理論更深一層的問題：統治者並不是單獨存在的，他的行動空間受到社會文化所塑造。

七、人民的文化，決定了獨裁的成本

Olson談的是統治者的利益結構，而不是社會文化。Olson的盜匪理論，本質上是一種制度經濟學分析。它回答的是：即使統治者完全自私，為什麼仍然可能建立秩序？答案是：因為長期掠奪比一次性搶光更有利。因此，他討論的是誘因（incentives）。

但是，他比較少討論另一件事：人民究竟會接受什麼樣的統治？這比較是我想補上的地方。人民的文化，決定了獨裁的成本。

假設有兩個國家，A國人民普遍相信強人才能治國、民主效率太低、犧牲自由沒關係、國家利益高於個人權利、必要時可以殺人維穩，那麼，統治者的成本就很低。

反過來，B國人民普遍相信人權不可侵犯、權力必須受到限制、少數人也有權利、司法必須獨立、政府必須接受監督，那麼，即使同樣的人掌權，他的行動成本就高得多。

所以可以說：文化不是決定獨裁者想做什麼，而是決定他做一件事要付出多少代價。

當然，我們也可以假定，獨裁者自己也是文化的被影響者，所以，他如果想要掙脫文化的束縛，也會付出主觀情感成本。這是更微妙的議題，是很難量化處理的部分。但是，這問題絕不宜被忽略。文化其實改變了獨裁者的風險計算

我們可以試著把Olson的模型再往前推一步。原本只有：統治者會傾向利益最大化，但實際上應該變成：統治者利益= 統治收益− 人民反抗成本− 菁英政變成本− 國際制裁成本。

而其中，人民反抗成本並不是固定值。它受到教育、歷史記憶、民主經驗、法治文化、公民社會、媒體自由、宗教倫理、社會信任等因素共同決定。

因此，文化其實改變了整個利益函數。這也可以幫助說明為什麼不同威權國家的統治方式不同。

例如：新加坡長期由單一政黨執政，但治理相對重視法治與行政效能。北韓則形成高度個人崇拜與極端封閉的體制。中共中國改革開放後曾較重視經濟發展，近年則更加強調政治安全與意識形態。

不能只用統治者解釋現象。人民接受什麼、官僚文化如何、歷史傳統如何，這些都會改變最後呈現出的威權形式。

我們甚至可以再往前推一步：人民也可能塑造獨裁者。制度不是只有統治者塑造人民，人民也會塑造制度。如果社會普遍相信：「沒有鐵腕，天下必亂」，那麼，政治人物就會發現：表現得越強硬，支持率越高。久而久之，整個政治市場就會淘汰溫和者，留下最強硬的人。

換句話說，不是只有獨裁者塑造人民，人民的偏好也會篩選出獨裁者。這和政治學中的「選擇效應」（selection effect）有相通之處。

八、觀點整合

Olson說明了獨裁者為什麼傾向建立秩序；但獨裁能走多遠、能有多殘酷，則還取決於社會文化所形成的約束力量。當一個社會普遍將強人政治、暴力統治或極端民族主義視為「必要」之惡，甚至是較優越的選擇途徑，那麼，獨裁者發動高風險政策（包括對外戰爭）的政治成本就可能下降；反之，若公民普遍重視法治、自由與問責，即使掌權者有擴權衝動，也必須承擔較高的反對與制衡成本。

也許我們還可以再補充一點，這也與我之前觸及過的「恐懼政治」模型可相呼應。

我認為，文化因素不只是「欣賞獨裁」或「反對獨裁」這麼簡單，還包括人民是否習慣於恐懼、是否相信服從比抗爭安全、是否傾向把秩序凌駕於自由之上。 這些文化心理會影響人民面對權力時的選擇，也會反過來影響統治者對政治風險的評估。因此，若把Olson的利益模型和「恐懼政治」分析，以及公民文化理論結合起來，或許能建立一個更完整的框架：統治者的決策，不只是由其自身利益決定，也受到社會文化所塑造的「反抗成本」與「服從成本」共同影響。 這樣的模型，對理解威權政治乃至戰爭決策，可能比單純的強盜理論更具有解釋力。

九、結語

對Olson的理論，我上面是嘗試提供一些補充，希望讓理論的解釋力更強。而對沈先生的論旨，我可能會有更多的意見。

我前面說大體同意沈先生，主要是在對習近平的判斷。我相信，習近平有積極的意圖，要完成統一「大業」。不排除他會想藉由武統來完成這個歷史「使命」；而Olson的強盜理論也大體可以讓這個推論顯得合理。

不過，如果沈先生是暗示說：習近平與蔣介石都是強盜，或者說具有類似強盜的心態，所以都會做出不惜犧牲台灣大眾的行動選擇，那麼，我要表示不甚同意的看法。

習近平或蔣介石都可能做出犧牲台灣民眾利益的行動。對此，我並不否認。不過，直接把他們都看成是出於強盜心態，就未必恰當，而可能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導致推論失誤。

對於蔣介石，我以為絕不宜低估他的歷史功業，以及他個人意志的堅毅與使命感的強烈。至於他似乎表現出不卹民命的態度，則可能有較複雜的、傳統文化與特殊歷史經歷的綜合成因。我認為，沈先生會極度負面評價蔣介石，最可能的理由是低估改革事業的困難，以及改革者在經歷挫敗以後採取激越行動的可能（另外，也可能包括低估蔣介石對台灣的貢獻）。

對於習近平，我有更多負面評價，特別是文革經歷所造成的某些扭曲心態，包括某種對個人崇拜的追求與對集體主義作風的偏好；而個人崇拜又表現為好大喜功的心理與對天朝威儀的想像。我認為，習近平更可能危害台灣民眾的利益。

話說回來，上面對習近平性格、心理的描述，還是不同於前面的強盜理論中對獨裁者心理的較簡單預設。而如果是基於錯誤的假定，所做出的行動推論就有可能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甚至會錯得離譜。

我不是說我認為習近平不會採取武統行動。我也偏向認為他採取武統的可能性很大（除非台灣主動易幟）。只是，如果想要改變他的想法，還是需要從理解他的真正心態著手。即令是決定不惜一戰，也還是需要真正理解對方的真實心態，才是取勝之道。沈先生則可能懷抱綠營極端人士的反中或仇中的心理，套用了一個方便的、卻可能過度簡單化的理論。這恐怕是有危險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