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試著將兩蔣在台灣的意義類比於摩西之於以色列。迎來各種不同的反駁意見。其中，有人認為摩西故事是虛構的，有人並且拿出一些考古學者們的意見支持這種虛構說。

我並不打算把《出埃及記》的故事直接當作字面史實，但同樣也不贊成把整個摩西故事全盤視為憑空杜撰。比較合理的做法，應該是把「宗教敘事」與「歷史核心」拆開來分析。

首先，歷史研究中，神話化並不等於完全虛構。

許多古代民族的建國敘事，都帶有濃厚神話色彩。羅馬有羅慕路斯與雷穆斯，日本有神武天皇，中國有三皇五帝，乃至大禹的故事。這些人物的事蹟未必能逐條驗證，但也不代表其背後完全沒有歷史核心。

因此，摩西傳統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不是：「聖經中關於摩西的故事是否每一句都精確屬實？」而比較是：「這套敘事背後，是否反映了某種真實的民族經驗、歷史創傷與制度形成過程？」

我認為，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摩西這個人物本身，我傾向認為大致真有其人。

原因很簡單：猶太民族後來形成的宗教、法律與集體認同，過度集中於「摩西傳統」，很難完全建立在一個毫無歷史基礎的人物上。

即使今天始終找不到能直接證明摩西存在的考古證據，歷史學仍然需要解釋：為何猶太人會形成如此強烈的「律法共同體」？為何會出現一套高度一神教化、強調契約與律法的傳統？為何這一切最後幾乎都被歸於摩西？

如果完全否定摩西，歷史學其實只是把問題往後推，而不是解決問題。因為人們仍然需要一個具有類似功能、角色的歷史人物，來解釋這種文化與制度傳統的形成。

至於摩西的時代，我認為未必是傳統常說的埃及十九王朝（拉姆西斯一、二世時期）。許多學者之所以傾向十九王朝，主要是因為《出埃及記》中提到「蘭塞城（Rameses）」。但這個推論未必牢靠。

因為「Rameses」本身的字義，就是「拉神之子」（Ra-meses）。這類命名方式，在更早期的埃及便已存在。所以，這種地名的出現，未必就意味著摩西是拉姆西斯一、二世界時期的人物。後來的歷史編纂者，也可能使用自己時代熟悉的地名，去替代更古老的名稱。

因此，單憑「蘭塞城」一詞，就把出埃及事件完全鎖定於拉姆西斯二世時代，我認為證據並不足夠。

相較之下，若把背景放回十八王朝中晚期，尤其是阿肯納頓宗教改革前後的動盪時代，某些線索反而更值得注意：埃及宗教秩序出現劇烈變化；國家權威與傳統祭司體系衝突；社會可能出現局部混亂與人口流動；閃族人口長期存在於尼羅河三角洲。

這些條件，都比「數十萬奴隸集體壯觀逃亡」更符合歷史上人口移動的實際樣貌。

我認為，「出埃及」本身，很可能不是一次性的巨大事件，而是長期、多波段的人口移動與逃離過程。這一點其實應該更符合古代世界的現實。

西亞席克索人曾大規模進入埃及，甚至一度統治埃及。猶如中國的五胡亂華歷史。而十八王朝重新崛起後，確實對西亞（閃族）勢力進行清洗與驅逐。這種歷史背景，很可能構成後來猶太民族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但現實中的人口流動，往往不會像史詩那樣整齊。更可能的情況是：不同時期有不同小群體離開埃及，有些是奴隸逃亡，有些是政治失勢者流亡，有些是邊境民族遷移，有些則是宗教或社會動盪下的避難行動。

後來，這些不同來源的集體記憶，被逐漸整合成一個統一的民族敘事。這其實是古代民族形成中非常常見的現象。

至於摩西本人，也未必只是單純的「奴隸領袖」，或猶太人族群的領袖。他很可能具有埃及法老家族成員身份，或某種埃及上層背景，而有可能涉入埃及的政治鬥爭。聖經上說他因為殺了一個埃及人而逃亡。這個埃及人很可能也不是普通人，而是埃及權力場中的重要人物。

這麼推論，反而能解釋許多問題：為何他熟悉宮廷文化？為何他具有高度法律與組織能力？為何他能建立強烈的宗教—律法秩序？

因此，我認為較合理的推測是：摩西原本可能涉及某種埃及內部政治或宗教衝突，後來流亡；而他的命運，則與部分閃族群體的逃離經驗結合，最終成為流亡共同體的核心領導者。

這樣的歷史模型，其實比「完全虛構」更能解釋猶太民族後來的形成。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現今《舊約》的成書時間，大體較晚於摩西時代。

許多研究認為，《摩西五經》的最終整理，很可能已經接近巴比倫之囚時期，亦即西元前六世紀左右。（但其中一些較原始的文獻，撰寫時間則可能較早）

換言之：雖然我偏向認為摩西這個人和其主要歷史作用為真，後世文本也一定經過大量神學重構、民族重構與象徵化處理。

但「被重構」，不等於「毫無歷史核心」。這一點其實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犯了一個錯誤：只要發現宗教文本有神話化成分，就直接推論其完全虛構。這在歷史方法論上其實並不成立。

巴比倫之囚固然重要，但「被囚本身」並不足以自動塑造出猶太民族後來那種強烈的宗教性與集體性。歷史上，被征服、被流放、被俘虜的民族太多了。北宋靖康之變也是集體性巨大創傷，但似乎並沒有因此形成類似猶太民族那樣的「宗教—律法共同體」。

這表示：猶太民族在巴比倫之囚之前，很可能早已形成某種強烈共同體意識。而摩西傳統，很可能正是這種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源頭之一。也因此，巴比倫之囚才不是把他們徹底「打散」，反而進一步強化了：對律法的依附、對民族身份的堅持、對宗教傳統的保存、對「被揀選共同體」的想像。

換言之：巴比倫之囚之所以深刻，不只是因為他們被囚，而是因為「他們原本就已經是一個高度自我認同、凝聚力極強的共同體」。這可能才是摩西傳統真正重要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