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批評中國社會（可延伸到更廣義的華人社會）的各種可能存在的缺失時，常常遭到不留情的反駁。反駁背後的一種重要邏輯，或可歸納為“天下烏鴉一般黑”（當然，具體措詞可能有不同變化形式）。但是，次數多了，我覺得這些反駁意見代表的是一種保守力量，是保守結構的一部分。甚至說得更極端些，這其實可歸入「反革命」的行動類型。當然，當事人大概不會接受這個措詞，即使這個措詞在中共那裡也已經不再那麼負面。

中共曾經極力要消除「反革命」，把反革命視為嚴重罪惡，並給予嚴厲懲罰。所以，如果主張「天下烏鴉一般黑」有反革命的性質，那麼，它和中共前期的努力方向可說是背道而馳。

而值得注意的是，會拿「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邏輯為中共、中國進行辯護的人，幾乎都是出於現在親中共立場的人士。

所以，一個關注主題變成：如何看待「革命」與「反革命」。 以近代中國的革命過程來說，「革命」與「反革命」兩者其實都有問題。最簡單的批評就是都背離「理性溝通」原則。而且，也正因為缺少理性溝通，所以，讓改革容易流於革命這種激烈形式；而過激的革命又激出所謂反革命。雙方都可能過激，而往往造成血腥衝突。這變成一種歷史的惡性循環。

要引申討論這個議題，首先有個很關鍵、但常被混淆的問題：「天下烏鴉一般黑」究竟是現實判斷，還是結構性的防衛機制？而這種機制，為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反革命”？

我試著把這整個問題做個較完整的鋪陳。

一、為什麼說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邏輯？

表面上，這句話是在表達一種經驗判斷：世界本來就不完美，不必特別批評某一個體制。具體的操作可能是：當我說中國社會有這樣、那樣的缺失（通常，我討論的是結構性的問題），對方則舉某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例子，表明美國或西方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結論不外是說：憑什麼老是指摘、攻擊中國社會？你就是仇恨中國。

其實理論上，討論可以進入問題嚴重程度的不同，指出中國社會的這些缺失可能（遠）比西方更嚴重。不過，到這個層次，可能需要更多的資料輔助。通常資料不是完全沒有，只是未必充足。而且，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之間往往互相矛盾、扞格。辯論就難以繼續深入。

如果是關於群體文化性格的描述，一般更難有相關測量數據，可爭議的空間當然也很大。針對這類議題，「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邏輯就更有足夠的說服力，幾乎可以抵消一切的文化批評。至少在辯論雙方的氣勢上有這種效果。

但是，常常使用「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邏輯來辯護，其實已經就是一種防衛的態勢。這種敘事的意義，很難不是出於結構的保守作用。

如果我們從「語用功能」（pragmatic function）來看，使用「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邏輯實際上常在做三件事：

1. 抹平差異（Flattening Differences）

就是把制度差異說成是人性的普遍性；專制與民主被說成沒什麼真正不同；壓迫也不過就都是不完美的狀態；系統性問題則被歸為個別瑕疵。結果，比較被取消，分析被中止。

2. 阻斷責任（Blocking Accountability）

一旦「大家都一樣」的說法成立，誰該負責的問題就不再重要；問題在哪也就無從辨識；改革方向的問題也無法提出。結果是責任被稀釋為無。

3. 降格批判（De-legitimizing Critique）

批評者會被轉化為：偏見者、雙標者、被洗腦者。結果，批判本身的正當性很容易就會被取消。

總之，「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邏輯，重點不是在描述現實，而主要是一種語言性的防禦裝置。

二、為什麼這可以被稱為「反革命」？

把常常使用「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邏輯來進行辯護視為反革命的行動，這是嘗試性的看法。但是，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這個見解應該很關鍵，可以進一步理論化。

我們先問一個基本問題：革命的最低條件是什麼？

無論是法國革命、辛亥革命，或任何改革運動，其最低前提都是：「現狀是不正當的，而且可以被改變」。這裡包含兩個必要判斷：差異判斷（不是一樣的）、可能判斷（可以變得更好）。

那「天下烏鴉一般黑」做了什麼？它同時否定這兩個前提：革命前提是強調有差異、強調事態可以更好、強調主事者有責任、改革行動應該有明確方向；而使用「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邏輯則比較是想強調沒有差異、事態不可能會更好、主事者無需負責任、改革行動無需明確方向。

結果是改革的認知條件被消滅。所以，這種話術不是單純保守，而是一種取消變革可能性的「認知反革命」。

這裡，也許必須附帶強調一點。把烏鴉邏輯視為一種「反革命」行動，這是一種帶有主觀性的詮釋。這必須謹慎操作，否則會讓討論陷入自說自話的困境。但是，反過來說，我也在和他人對話的過程中，常常遭到他人任意詮釋我言詞的困擾。如何較準確詮釋他人語義，其實是討論中極關重要的工夫。

三、歷史的反諷

中共早期革命，極度重視「反反革命」，現在卻製造了新的反革命機制。這裡可以形成一個很有力的歷史張力。

在早期中共語境中，「反革命」指阻礙革命的人，所以必須被清除。

但問題在於：當革命成功後，體制本身成為既得利益結構。此時，「反革命」的內涵會發生轉變：在革命早期，中共批「反革命」，攻擊對象主要是舊制度的維護者；而革命後，主要攻擊對象卻變成是對現制度的挑戰者。

但更深一層的是：今天的「天下烏鴉一般黑」並不是政治鎮壓，而是一種文化心理機制。它的功能是：讓人不再相信改革有意義。這形成一個極具諷刺性的結構：一個曾經以革命為正當性的政權，最終穩定於一種「取消革命可能性」的文化狀態。

四、革命與反革命的真正問題

關鍵問題其實不是革命與反革命雙方究竟誰對誰錯，而是在「理性溝通的崩潰」。

先說革命行動的問題。革命往往簡化複雜現實、以道德絕對化取代理性分析，並且往往是透過動員而非論證。結果，理性溝通往往被激情取代。

反革命的問題，以「天下烏鴉一般黑」為代表，或可做如下剖析。

反革命否定差異、否定改變可能、否定責任。結果，理性溝通被犬儒主義取代。

革命行動往往過度確信、抱持道德狂熱、行動衝動，傾向否定複雜性；而反革命則往往過度懷疑、 道德虛無、行動癱瘓、否定差異。

最終，革命與反革命行動雙方其實都在破壞理性溝通的空間。

五、惡性循環：革命與反革命的結構互生

這裡可以形成一種很核心的機制模型：這是一種惡性循環：革命與反革命的結構互生。

結構互生式的循環如下：現實問題無法被理性處理，於是累積不滿；進而爆發革命（情緒動員）；革命又行動過激；再度引發恐懼；激發反革命（犬儒防衛）；於是出現「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典型辯護思維；結果，問題再次無法被處理，情況可能再回到這裡的第一步。

這已經不是單一立場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失去「制度性理性溝通機制」的結果。

六、結語

這裡，可以嘗試凝結出一個很強的核心命題：當「普遍人性」被用來取消制度差異時，它不再是理解現實的工具，而成為阻止改革的結構性機制。

與此對應的命題是：革命與反革命，若同時拒絕理性溝通，將共同構成一個自我封閉的歷史循環。

革命，若沒有理性，會走向狂熱；反革命，若沒有理性，會走向犬儒。而當一個社會在這兩者之間擺盪時，最終被犧牲的，不是某一種立場，而是改變本身的可能性。

近代中國的革命過程，有激情、有狂熱，理性則明顯不足。文革尤其是其中的極端典型。反革命，則也在此刻的中國鮮明顯露。在維穩的口號下，任何公開表達對政府的異議。都可能受到鎮壓或懲罰。革命與反革命，兩種極端態度，互相激盪，很難藉著理性溝通來緩和，來促成真正的共識形成，反而以「零和」的形式大肆抹消可能的累積成果，也抑制了可能出現的理性路線。。

台灣本來有可能成為中國社會改革的一個調節機制。當大陸過度激進的時候，台灣可能發出和緩的呼籲；而當中國大陸走向過度保守、過度維穩取向的時候，台灣也可以提出批判、呼籲改革的意見。但是，事實上，台灣社會的言論尺度大幅受到大陸、中共施壓的影響。台灣社會中對中國社會或華人社會的批評、改革意見，同樣會受到中國大陸或中共主導輿論的嚴厲批駁。從而，台灣漸漸失去了可起調節作用的角色。

其實，台灣社會內部的意見走向，也因此被嚴重撕裂，造成對台灣社會的撕裂傷。

所以，我以為：如何以理性溝通取代革命與反革命兩極路線，這應該是當前華人社會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