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讀到臉書上一篇王建勛先生的貼文，《如果不是蔣中正，會更好嗎？——從三個維度看歷史的「不可替代性」》，

王建勛 - 《如果不是蔣中正，會更好嗎？——從三個維度看歷史的「不可替代性」》 文／王建勛 Kevin... | Facebook
讀後忍不住為作者叫好，認為這是近期少見的精彩評論文章。稍後又讀到他另外一篇臉書貼文：《張居正與蔣中正：當國家高於一切時，人還剩下什麼？》，
王建勛 - 《張居正與蔣中正：當國家高於一切時，人還剩下什麼？》 文／王建勛 Kevin 歷史上，有一種人，很難被喜歡。... | Facebook

同樣也為他叫好，認為值得一讀。

王建勛先生寫道：

“歷史上，有一種人，很難被喜歡。他們不溫和、不討好，甚至讓人感到壓迫與距離。但每當一個時代走到最危險的邊緣，往往，就是這樣的人，被推到最前面。

張居正與蔣中正，一個在明朝，一個在近代；一個在朝堂，一個在戰場。看似毫無關聯，但如果你把他們放在一起看，你會發現，他們身上有一種極其相似的氣質：務實、決絕、孤獨。”

這又是王建勛先生的一篇精彩評論！看了相當感動！不過，我也還是想提出一點商榷或補充意見。

我以為，以當年國共內戰最具關鍵意義的東北戰事來說，當時如果是由白崇禧或孫立人來擔任戰區總指揮，國軍會有較大的勝算。甚至美國方面也會更願意積極援助。

老蔣在東北會戰過程後期會選擇杜聿明擔任總指揮，這恐怕不是最智慧的選擇。我認為，這也許不是個人權力野心的問題，而是胸襟的問題。孫立人未能表現出如杜聿明那樣的忠誠姿態，所以被相對冷落。而這樣的選擇很可能產生了對國府實際不利的影響。

我以為，胸襟問題很可能是中國社會一個普遍的性格缺失，影響中國社會的進步。老蔣在這一點上似乎也未能超越，結果影響了大局。總體來說，我認為蔣介石是近代中國的一位有缺陷的偉人，而他的可能缺陷之一是胸襟不夠寬。

當然，王先生此文大概是只在指出老蔣的關鍵時代意義，而並不打算對老蔣整個人做出完整描繪與評價。他突出老蔣的意志力與毅力，當然還有愛國精神。不過，我以為，即使純就對國家整體得失的影響來思考，老蔣個人的胸襟議題，其實也還是相關的討論。

說到中國人的胸襟問題，我會特別想到一個案例，就是司馬光。他很聰明、很勤樸，應該也很愛國。但是，我認為他也是胸襟不夠寬大。他發誓在相位上，務必盡廢新法。結果他真做到了。但是，他這種決志，我認為是有問題的，是帶情緒的。他似乎恨上了王安石的新法。所以才會立下這種誓言。但是，並不妥當。新法未必都不好，部分要看如何執行；而且，剛剛開始，必然有很多鑿枘不合而生出的問題。

總之，司馬光對新法絕不寬容的態度，讓北宋朝廷無法較快速重行整合。這也很可能是讓金朝得以輕易滅亡北宋的原因。

在清末的變法過程中，許多文武官員極力請求慈禧再出來主事，當然，目的就是希望廢除新法。他們也達到了目的。

這裡面，新法也許會傷害到這些反對者的實際利益。但是，我也還是認為，胸襟因素同樣也在起作用。保守派的心態，部分是因為胸襟不夠寬所以對新法覺得難以容忍。

胸襟狹窄，很可能是中國社會中各種群體衝突或扞格的底層原因。中國社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因為每次的改革嘗試，都會遭遇各種強大的抵制，而抵制又未必完全是一種理性的反應，甚至不是工具理性式的反應。只是，這種問題卻很少被檢討。我這麼說，並不表示我認為每個改革努力都具有正確的方向或手段，重點是：當意見不合的時候，幾乎都很難藉理性溝通來化解問題，尋求最佳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