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政治與文化論戰中，一種越來越常見的操作方式，是從某個陣營中擷取最極端、最荒謬、最失序的言論，然後將之視為該陣營的本質或代表性立場。這種操作看似犀利，實則是一種認知上的偷懶；它無助於理解現實，只會製造更廉價的對立。

近期圍繞「戀殖」的爭論，正好提供了一個清楚的例子。

一、極端言論一定存在，但它不等於主流

任何開放社會，只要存在言論自由，就必然存在極端意見。這不是某一陣營的問題，而是所有政治社群的常態。

網路世界尤其如此：有人會為侵略者辯護，有人會合理化威權，有人會提出極端、失衡、甚至道德上站不住腳的主張。這些言論當然可以、也應該被批評；但問題在於——如何批評。

一個基本但經常被忽略的區分是：這些言論是否為主流？是否被該陣營的核心論述所承認？是否具有組織性、動員力，或實際政策影響？

若沒有完成這些判斷，只是抓住最刺眼的例子，便宣告「這就是某某陣營的真面目」，那不是分析，而是情緒宣洩的捷徑。

二、從邊緣樣本推論整體，是典型的推理錯誤

在邏輯上，這種操作有一個明確名稱：以偏概全（hasty generalization）。它的結構是：找到一個（或幾個）極端樣本，忽略其比例、位置與影響力，而直接將之上升為整體特徵。

這種推理若放到其他領域，幾乎立刻會被視為不嚴謹；但一旦進入政治對立，卻常被包裝成「看穿本質的勇氣」。

事實上，這不是洞察，而是放棄分辨能力。

三、概念的濫用，往往來自偷懶的歸類

「戀殖」原本是一個具有分析門檻的概念，涉及權力結構、心理內化與主體性否定。然而，在實際論戰中，它經常被簡化為：只要立場令我反感，或觀點過於親某一國家，即可貼上此標籤。

當極端言論一出現，便被立刻歸類為「戀殖」，再進一步被用來指控整個政治陣營，這個概念就不再是分析工具，而成了情緒性的道德武器。

問題不在於是否要批評極端言論，而在於我們是否還願意為概念負責。

四、把極端意見當成代表，其實是在逃避真正困難的問題

真正困難的批判，從來不是找出最誇張的例子，而是說清楚主流立場是什麼，指出其中的結構性問題，解釋為何它會在社會中獲得支持。

相比之下，盯著極端言論來批評整個陣營，有一種心理上的便利性。它讓人不必面對複雜現實，只需對著一個被放大的稻草人發洩憤怒。

但這種做法，最終只會讓公共討論退化為互相貼標籤，而不是互相理解。

五、極端言論應被批評，但不該被濫用

需要強調的是：指出「以極端言論指控整個陣營」是認知偷懶，並不等於為那些極端言論辯護。

極端言論可以、也應該被指出其事實錯誤、批判其道德失序、限制其擴散影響。但這些批評，應該是精準、對象明確、就事論事的，而不是順手把整個群體一併打包處理。

極端言論也可能被整個群體默認或鼓勵，甚至恰是群體的鼓勵激發出了極端言論。這種情形或許要更謹慎看待。但是，首先，需要檢討究竟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極端言論與主流意見，可能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卻也可能其實有嚴重的扞格、矛盾。這需要深入觀察、分析，而不宜理所當然認定。

六、結語

一個成熟的公共討論，關鍵不在於誰的情緒更強烈，而在於誰願意承擔認知上的成本。用極端言論來指控整個陣營，看似痛快，其實只是放棄了理解、分類與判斷的責任。

當我們習慣用最懶的方式理解對立者時，最終被削弱的，不是對方，而是整個社會討論的品質。

在上述討論中，戀殖指控是主要的討論案例。我並沒有檢討綠營看待藍營時，有沒有類似過度歸咎的問題。很可能也會有。不過，話說回來，我確實不認為綠營的主流態度是戀殖，但是，藍營現在的主流立場，卻確實是親共。這個論點可以被檢視，但是不能簡單互抵。也就是說，兩種問題的嚴重性並不一定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