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看到作家徐宗懋先生的一段臉書貼文，推介他自己甫出版的新書《戀殖亡台論》（貼文網址見附錄）。我做了簡單回應。但是因為意猶未盡，所以又決定寫一段更完整的相關討論文字。因為我認為這個議題其實很重要，不是簡單撂幾句話就能夠交代的。

其實，我曾經很欣賞徐宗懋先生。我覺得他是個有心人，具體來說，是個民族主義者。而他也費了不少心思來實踐他的民族主義理想。不過，也許是因為我自己逐漸拋棄了民族主義思想而擁抱某種務實理性主義，也可能是因為我越來越反中共而較能同情理解綠營與台獨主張者的心靈，總之，我對徐先生的論點，越來越不能苟同，而且認為會有不小的問題。言歸正傳，以下就試著鋪陳我的一些相關思考。

台灣近期公共論述中頻繁出現「戀殖」一詞。早期主要是被用來指控某些文化創作、文化政策與特定價值取向，並被賦予高度道德色彩；近期可能更多是一種政治立場的宣示：反綠、反獨，強調中國民族主義與中國統一。

使用「戀殖」這個詞，表面上看似站在「反殖民」、「文化自主」的制高點，實際上卻可能正在削弱我們理解自身處境的能力。

以徐宗懋先生近期的論述為例，「戀殖」被視為一種幾乎不證自明的現象：只要對日本抱持肯定評價，或在文化比較中認為日本某些面向優於中國或台灣自身，便被歸入戀殖之列。然而，這樣的指控，無論在理論上或認知上，都存在嚴重問題。

一、喜歡或肯定評價日本，未必是「戀殖」

在後殖民理論中，「戀殖」（或殖民心態）並非一個可以隨意貼用的標籤。它至少涉及三個核心條件：持續存在的權力不對等、被支配者對支配者價值的內化，以及這種內化對自我社會造成實質壓抑。

若缺乏這些結構性條件，所謂「戀殖」便只剩下一種情緒性指控。單純肯定某一國家的制度、文化或歷史經驗，甚至將其作為比較參照，本質上屬於文化判斷與現代性選擇，而非心理依附或自我否定。將所有親日、知日、比較同情日本的立場一概視為戀殖，並不能深化討論，只會讓概念迅速空洞化。

二、當「戀殖」成為道德裁決，而非分析工具

值得警惕的是，在當前語境中，「戀殖」往往不是一個需要被界定與論證的分析概念，而是一個已經完成裁決的道德標籤。一旦貼上這個標籤，對方不僅在觀點上被否定，甚至在人格、動機與文化品味上都被一併判決。

這種用法的功能，不在於理解文化現象，而在於中止討論。它讓複雜的文化爭議被壓縮為立場對錯，使不同歷史經驗與價值選擇失去被理解的空間。這不是深化批判，而是一種認知上的捷徑。

簡單說，樂於對台灣（獨派或綠營）使用「戀殖」一詞，往往意味著統派立場，甚至是親中共立場。又或者，這本來就是中共喜歡使用的話語口徑，而部分台灣人樂於沿用。

三、「戀殖論」的情緒底層：反日，而非自省

更深一層看，對「戀殖」的過度強調，往往是一種反日情緒的轉化形式。當一個社會無法或不願正面處理自身的歷史選擇與現代困境時，將問題外包給「他者崇拜」，是一種心理上極為省力的做法。

這種機制，在中國社會並不陌生。長期以來，許多結構性問題被轉化為對外部世界的道德指控，透過醜化他者來維持自我敘事的完整性。若台灣在討論自身文化取向時，也開始以「戀殖」作為主要解釋框架，那麼我們實際上正在複製一套熟悉、卻值得警惕的認知模式。

四、選擇性失明：為何「戀殖」只指向單一方向？

若「戀殖」的判準是對外來敘事、文化或資源的依附，那麼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為何類似的指控，幾乎從不指向中國的文化輸出與政治敘事？這種只朝單一方向使用的概念，本身就暴露了其情緒選擇性。

概念一旦成為立場工具，便失去了分析的誠實性。此時，它所反映的，不再是文化現象，而是論述者自身的心理防衛與政治偏好。

當然，我們也可以問如下的問題：中共高度崇拜馬恩列史，甚至將他們的肖像長期懸於天安門廣場，並且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憲法序言中予以標舉，這是否也與戀殖相關？這也應該被批判嗎?

五、真正需要被討論的是什麼？

承認上述問題，並不等於否定對文化政策的監督，也不等於否定對某些創作流於政治姿態的批評。文化補助可能形成同溫層，歷史記憶也確實可能被簡化或消費，這些都值得嚴肅討論。

但所有這些問題，都不能靠「戀殖」兩個字一次性解決。否則，那不只是概念的濫用，更是一種思想上的偷懶。

作家柏楊先生曾經說，他「崇洋」，但是不「媚外」。做這種區辨，顯然也是有些無奈。因為，稍一不慎，就可能被罵成崇洋媚外，或者這裡說的「戀殖」。也許，未必是自己不慎，只要對方樂意，自己就可能被貼上這樣的標籤。

對台灣綠營貼「戀殖」標籤，可能是出於「反日」的情緒；而反日情緒卻又可能是另外一種複雜心理的衍生物。那是什麼呢？

中國人要面對各種困擾，現實生活上的與歷史回顧時的困擾。中國是個大國，甚至開始自號經濟大國，但是，人民生活並不常常如意；回顧歷史，卻又滿是傷痕。於是需要尋找苦悶心靈的出口。一種出口就是參與革命。革命曾經吸引了眾多中國青年人的心志。但是，有一天，革命似乎成為了禁忌。不只是禁忌，任何稍帶批判精神的言行都可能帶來對自身、乃至家人的危害。所以，人們只能尋找其他的心靈出口。一個可能的替代出口就是仇外。當然，仇外也必須選擇對象，譬如只能仇日、仇美，不能仇俄。仇日是最名正言順的情緒消費選擇。

但是，中國的問題真的主要是這些外部仇敵的惡行帶來的嗎？仇外情緒會不會是中國人拒絕自我省察、自我批判的替代情緒出口呢？

中國人曾經做出自我批判。魯迅、柏楊的寫作大體是這種批判的極端表現；打倒孔家店的呼聲也是這種批判的一面。五四時期「德先生」、「賽先生」的呼聲其實也是。但是，此刻的中國，出於中共維穩的強烈意圖，中國人的自我批判也幾乎成為絕響。而仇外則愈形激烈。中共駐日本大阪總領事薛劍的斬首日相的言論，更可以說是近期的代表作。而中共極端仇日的言行引來的結果是日本自民黨在眾院選舉中史無前例的大勝，是日本改變國家路線、開始強調回歸國家主體性的新思維。這對中共與中共中國來說，估計不是什麼好事。

撇開中國與日本或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恩恩怨怨，中國自身究竟應該走什麼路、進行什麼樣的改革，難道不應該朝向自身進行深刻檢討嗎？仇外應該是主導中國未來發展的思想主軸嗎？

至於台灣，台灣民眾只有少數人傾向中國大陸，而似乎有較多人表現出親日的態度，這只能是一種不道德，而不可能是有一定合理理由的行為反應嗎？

我不敢說，台灣人的親日態度有沒有不理性的成分（包括戀殖心理），但是，我認為那只是較極端的少數，而不是主流心態。而無論如何，中國自身的未來禍福，絕不取決於台灣人民是否戀殖，而取決於中國社會自身的結構合理性，取決於一些長期不合理結構的調整、改變。

如果能夠調整觀點與視角，何妨從不同角度提問：台灣對中國的（負面）反應態度，不值得中國進行自我反省嗎？台灣傾向拒絕統一，不值得讓主張統一人士重新深思統一對中國的長遠意義嗎？中國社會自身的結構合理性問題是否比外患影響更深遠、更需要被檢討？

六、結語

一個成熟的社會，應該有能力區分文化比較與心理依附，批判政策而不急於定罪，面對自身歷史而不必倚賴他者醜化。當「戀殖」成為萬用解釋時，我們失去的，正是這種成熟。

值得警惕的，或許不是台灣是否「戀殖」，而是我們是否正在失去對概念本身負責的能力。更重要的：中國社會，乃至華人社會，究竟存在哪些基本結構問題？應該如何調整？還有，現存統治政權的利益立場是否會扭曲對結構問題的檢討？

附錄（徐宗懋先生貼文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hsuchungmaostudio4364/posts/pfbid02Wbd8X96jbzWCsMY2VRTWQiGexES8D5jYjojfgW9Mc7qG5v2ZCjCJkUbQ2s9a4Qm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