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朋友爭論兩岸關係議題，他顯然屬於泛藍的政治立場，對美國嘖有怨言。而我則強調，要責備侵略者可以，但是應該公平對待各個侵略者，不宜總是只罵美國，對像俄國這種侵略者卻保持沉默，或者依據另外的考慮來歸責（譬如：都是美國害的啦！）。

我和這位朋友又談到對中共的態度。我強調要區別中共與中國。而他則表示，中共就是中國。進一步，他主張通過和中共談判，來維持和平。他並認為，談判的關鍵是在談判技巧。

以下是我的相關想法。也希望在此和更多人分享。

我想需要先釐清一個概念前提：中共不是中國，也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概念不宜混同。

「中國」是一個高度複合、跨朝代、跨文化、跨文明的歷史與文化概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成立於 1949 年、具有明確法理邊界的現代國家；而「中共」則是統治這個國家的特定政權。把三者混為一談，恐怕不只是政治語言的簡化，而且會讓認同情感混亂。

我喜歡中國詩詞，李白、李商隱、蘇東坡...都是我特別喜歡的詩人，我會說他們是中國詩人。但是，絕不會認為這等同於說他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詩人，更不會說他們是中共的一員。同理，我反對中共，不等於整體否定中國文化；警惕中共政權，不等於仇恨中國人民。反之，如果有人因為認同中國，所以也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認同中共，對此，我也非常難以苟同。

再回應一些關於兩岸談判的話題。朋友強調「談判團隊的能力、技巧、對中國的理解層次」，但我認為，這恰恰是兩岸談判論述中最常見、也最致命的誤判。問題從來不只是「技巧夠不夠好」，而是談判雙方是否存在基本對等的政治定位與約束機制，以及是否堅守承諾的長期表現。

在中共的官方敘事中，中共是中央政府，台灣是地方；兩岸不是國與國，而是「內政問題」。在這樣的前提下，所謂「談判」，從一開始就不是對等協商，而是政治收編的工具。正因為我把「中共」視為一個具體政權，而非抽象的中國，我才會對它的談判模式、守諾紀錄與權力邏輯保持高度警惕。

關於「資訊透明、風險容易被識破」：這是對極權政治的嚴重低估。我並不認為「資訊發達」就能自然防止風險被包裝或隱瞞。現代政治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沒有資訊」，而是資訊的選擇性呈現、框架設定與敘事引導。

中共並不依賴全面封鎖資訊來治理，它更擅長的是：局部透明、選擇性揭露、將高度政治性的讓步包裝成「善意」或「務實」。在這樣的體制下，風險不是完全看不到，而是被合理化、被拖延、被習慣化。

關於「沒有嘗試就沒有機會」，這恐怕是一種賭徒式論證。「沒有嘗試就沒有機會」聽起來合理，但它其實是一種高度去政治化的說法。

在權力極度不對稱、且缺乏守諾機制的一方關係中，「嘗試」本身就可能是不可逆的成本，而不是中性的實驗。

對台灣而言，失敗的談判不是「回到原點」，而是被制度性地推向下一步整合、下一步讓渡、下一步不可回頭。國民黨與中共歷史上多次談判，真正得到過什麼好的、可長期維持的結果嗎？

朋友焦慮「機會愈來愈少」，我可以理解。但正因為如此，我才更不願意把希望寄託在一個既不承認我方政治主體性、又缺乏守諾紀錄的政權談判上。對我而言，這不是心態的問題，而是對權力結構與歷史經驗的基本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