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美國逮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事件時，有一種看似高度理性、實則極具迷惑力的說法逐漸浮現：即便一個人嫌疑重大，只要違反程序正義，就不構成正義；單邊跨境抓捕他國元首，無論理由多充分，都將破壞國際秩序。

這樣的論點並非情緒性發言，而是源自對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的高度重視。然而，問題恰恰在於：當「程序正義」被單獨抽離、被絕對化時，它反而可能成為對「實質不正義」的保護機制。

一、程序正義為什麼如此迷人？

程序正義之所以令人信服，是因為它建立在一個深植於現代法治社會的直覺之上：權力必須受規範；即使面對惡人，也不能任意用權；沒有程序，就只有私刑與暴力。

在國內法秩序中，這套直覺完全成立。因為我們預設了一個完整條件：有統一主權、有最終裁決法院、有可強制執行的警察與司法體系。

因此，「沒有搜索票，警察不能抓人」不只是倫理要求，而是可運作的制度前提。

二、問題從這裡開始：國際社會沒有那個制度前提

真正的問題在於：國際社會不是一個國內法秩序的放大版。

國際體系長期存在三個結構性缺陷：沒有世界政府、沒有全球警察、沒有能強制執行判決的世界法院。

這並非道德缺陷，而是制度事實。

因此，當我們把「國內刑事程序」的邏輯，原封不動套用到國際政治，就會產生一個嚴重的錯置：我們要求一個不存在的制度，承擔它不可能完成的功能。

於是，任何跨國追責行為都可以被一句話否定：程序不完備或缺乏程序正義。

三、當程序正義被神聖化，它會保護誰？

這裡必須直說一個不舒服的事實：在極權或威權體制中，程序往往完全掌握在加害者手中。

當司法被政治控制、檢察權服務於政權、國際機制被否決權或政治交換癱瘓，在這種情況下，若我們仍堅持只要程序無法完美滿足，就不得採取任何行動，那麼，程序正義就不再是限制權力的工具，

而是權力犯罪最堅固的防彈衣。

這不是程序正義的初衷，卻是它被濫用後的實際效果。

四、「會被濫用」不是「什麼都不能做」的理由

另一個常見反對是：如果今天這樣可以接受，明天任何國家都能抓別國元首，世界只會更亂。

這是一種典型的「滑坡論證」。而事實是：所有權力都有被濫用的可能。但我們不因此否定警察權、制裁權、自衛權。

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零風險」，而是：是否有足夠高的行動門檻；是否承擔巨大的政治與外交成本；是否必須面對國際輿論與歷史評價。

單邊跨境行動不是低成本、可任意複製的工具。將其描述為「人人都能學」的先例，本身就是對現實政治的簡化。

五、伊拉克的教訓，究竟教了我們什麼？

常有人舉伊拉克為例，提醒我們：當年伊拉克人歡呼海珊倒台，結果卻迎來內戰與恐怖主義。

這個提醒是必要的，但結論常被誤導。伊拉克的悲劇，不是因為「追責暴君」本身錯誤，而是因為權力真空沒有制度銜接，還有去制度化過於粗暴。更重要的是：社會裂解早已嚴重卻被忽視。

「後果可能很糟」不能反推出「原本就不該追責」。否則，我們其實是在說：因為推翻暴政可能帶來混亂，所以暴政比較道德或比較應該被維護。這在倫理上恐怕是站不住腳的。

六、真正需要平衡的，是兩種正義

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程序正義 vs. 實質正義」的二選一，而是誠實承認：程序正義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條件。

實質正義是目標，但需要制度節制。

在一個制度高度不完全的國際體系中，拒絕任何不完美行動，往往不是謹慎，而是一種道德逃避。

七、結語

程序正義不是目的，而比較是工具。

最後，必須把話說清楚。我認為下面這句話非常重要：我們捍衛程序正義，是為了防止權力作惡；但當程序本身已被權力全面俘虜時，把程序神聖化，只會讓不正義永久合法存在。

真正困難的，不是選邊站，而是承擔下面這個讓人不舒服的現實：在國際政治中，正義往往只能在不完美中追求，而拒絕選擇，也是一種選擇。而那種選擇，往往叫人站在既有權力的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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