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黑白愈來愈顛倒的時代，許多人都有一種相似的困惑：為什麼明明是軍事威嚇、侵略行動、專制壓迫，卻總有人可以說成「維持穩定」？為什麼指責侵略者，反而會被罵成「被西方洗腦」？

我試著寫文章討論這個問題，想談的不是誰比較壞，而是：在資訊混亂、恐懼蔓延的環境中，人是如何一步步喪失判斷力的。

但在討論中，一位長期與我意見相左的對話者藍田先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強調西方菁英群體操控了輿論。他表示：「把被壓迫者當成極權邪惡的共犯，不就像把被強姦者當成強姦罪的共犯一樣荒謬嗎？」

他進一步指控我誤用了 漢娜・鄂蘭 的「平庸之惡」，說我把少數統治者的罪惡，錯誤地歸咎到無權無勢的大多數人民身上。

另外，藍田先生也多次批評說我被駁倒卻還是不斷重複舊論。我幾次表示暫時保持各說各話。這種期待好像很難被實現。我只好勉為其難，對他再做回應。以下是我的幾點想法。

一、爭論的議題層面

我和藍田先生的爭論，其實已經不是針對同一個主題的「理性爭論」，而比較是「論述位置的爭論」。

藍田先生的回應，其實不是在和我討論同一個問題。至少我在上篇貼文中討論的是：在資訊混亂、敘事顛倒的時代，個人如何維持判斷力與道德定位。

而藍田討論的是：「西方敘事是否操控全球輿論？被壓迫者是否能被歸責？」

這兩者表面相連，實則錯位。所以會出現以下的三個現象：

我試著深化主題，他說我在重複；我在分析結構，他說我在指控群體；我在談「判斷力」，他在談「立場正當性」。

這不是誰比較聰明，而是我們根本不在同一個平面上展開爭論。

二、關於指控我「把被壓迫者當共犯」

這大體是一個「情緒性類比」，比較不是嚴謹論證。藍田用的核心比喻是：「把中國人視為平庸之惡 = 把被強姦者當共犯」。

這個類比在邏輯上站不住腳，原因有三：類比對象錯置（category error）。被強姦者毫無行動選擇、屬於單次事件。而政治共同體成員是長期處於制度中，行為具有「順從 / 沉默 / 轉述 / 合作」的多層光譜。

而我談的是：「順從如何被制度誘導、正常化」；不是「受害者等於加害者」。

藍田刻意忽略我反覆強調的「結構性條件」。我一再說的是：極權制度會系統性削弱反思能力。這主要是制度的責任，比較不是對個人的道德譴責。

但藍田選擇把我的分析重新包裝成道德定罪，然後加以攻擊。這叫 straw man（稻草人論證）。

他這其實在做「免責型敘事」。他的邏輯最後會落到：既然人民是被操控的，那就不必檢討群體心理、不必談公共責任、不必面對道德選擇。

而我從《文化病識感》的思考觀點出發，恰恰是在拒絕這種全然免責的安慰敘事。

三、關於說我「被駁倒卻不斷重複」

這是「話語主導權」的爭奪，而不是學術評斷。他的語言模式是：「我已經反駁過了」「你只是重複老調」「你鎖進偏執愚蠢的陷阱」。

這其實不是論證，是在宣告「我擁有裁決權，你的論述已被否定」。一旦進入這個模式，我無論再怎麼回應，都會被定義為「不服輸、跳針」。

我接著打算寫一篇貼文，討論：為何全然免責的被害者敘事，反而會鞏固極權？

我的分析會包括如下幾點：為何某些人對「群體責任」極度敏感？為何「一談心理結構就被視為指控」？為何陰謀論敘事能提供情緒安慰，卻剝奪行動主體性？

我認為這樣的討論主題非常重要。不過，請容我再醞釀一段時間。

對我來說，在理論上「否定我群作為主體性的存在」是個嚴重的問題。如此，在理論上，我群其實是沒有生命力的，即使活著，也像是失去魂魄，苟延殘喘。能夠強調主體性存在，進行自我批判，其實是我群生命力的重要表徵。人類應該是所有生命形式中唯一能夠自我批判的存在，也是唯一能夠依靠文化來推進生命形式的存在。以受害者身份而拒絕自我批判，甚至否認我群的主體性，這能減少群體的不安，卻會把生命力的最重要表現給剝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