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是受到最近張文事件的觸動，名嘴侯漢廷先生發表了他關於「廢死」、「可教化」等觀點的個人反對意見。我讀後有感，也想就相關議題做些討論。

其實，我也曾撰文討論「廢死」。總的來說，我還是傾向反對廢死。不過，我並不完全否定廢死主張背後的一些理念。而對侯漢廷先生的反廢死主張及一些相關說法，特別是關於「可教化」觀點的說法，我倒有更強烈的不同意見。以下試做申說。

一、 問題的真正核心：否定「可教化」，是否定社會本身

在當代台灣公共言論場中，偶爾會出現一類看似「務實而冷酷」的主張，其論述外表是刑罰、治安與效率，實質卻觸及一個更深層、也更危險的文化問題：人是否被視為能在社會關係中被改變的存在。

以侯先生的這則貼文為例，他明確宣稱自己「鄙視『可教化』信仰」，並將重大犯罪者、少年兇手、乃至於患有思覺失調的攻擊型患者，一律歸類為「惡魔」，主張應以死刑作為最終處置。

乍看之下，這似乎只是嚴刑峻法立場的一種。但若仔細分析，其真正立論前提並非刑罰，而是以下命題：有些人本質上不可改變，因此社會不必、也不該嘗試改變他們。

這個命題，一旦成立，實際上等於否定了教育、矯正、醫療、社會政策存在的根本理由。更進一步說，它是否定了現代社會作為一個自我修正體系的可能性。

二、「惡魔論」：威權文化中最典型的去人化語言

侯漢廷的論述中，一個反覆出現、卻未經反思的關鍵詞是：「惡魔」。

在社會學與政治心理學的視角下，「惡魔」並不是一個描述性概念，而是一個功能性語言工具。它至少同時完成三項工作：

第一，去人化（dehumanization）

一旦某人被界定為「惡魔」，他就不再是「可理解的社會行動者」，而成為一種必須被清除的危險物。權利、動機、成因分析，在此一概失效。

第二，阻斷制度反思

如果犯罪源自「天生邪惡」，那麼家庭破裂、暴力創傷、教育失能、醫療資源不足、社會排除等問題，便全部退居次要，甚至被視為無關緊要。

第三，正當化極端暴力

對「惡魔」施加最終暴力，不再被視為殘酷，而被重新包裝為「保護善良多數」。

這正是一種典型的威權語言結構。在歷史上，無論是「反革命」、「階級敵人」、「害群之馬」，抑或「敵對勢力」，其運作邏輯皆高度相似：先去人化，再免除反省，最後將暴力描繪為必要且正義。

三、否定「可教化」，等於否定教育與社會學的基本經驗

從教育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可教化」從來不是浪漫信念，而是來自大量經驗研究的歸納。

社會學早已反覆證實三個基本事實：1. 人的行為高度受社會條件影響：童年暴力、貧窮、家庭失功能、同儕次文化、長期羞辱與排除，皆與重罪行為呈高度相關。2. 行為不等於本質：一個人在特定生命階段犯下惡行，並不等於其整個人格被固定為「不可逆的邪惡」。3. 制度設計會影響行為軌跡：矯正制度、教育介入、精神醫療、社會支持，皆會顯著改變再犯率與社會危害程度。

「可教化」真正指的，並非保證每一個人都能成功轉化，而是承認：人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可影響、可調整的社會結構之中。否定這一點，並不是「現實主義」，而是一種對社會科學經驗的拒斥。

四、對精神疾病的處理：行政便利凌駕於法治與醫療

侯先生對思覺失調患者的看法，尤其凸顯其威權式思維的深層結構。他的邏輯可簡化為：

既然照顧成本高、風險存在，不如直接處死，最能保護他人。這種思路，本質上是一種行政便利主義。它將醫療問題轉化為清除問題，將制度失能的責任，轉嫁為個體「該死」的理由。

然而，現代法治國家的基本共識恰恰相反：精神疾病不是道德墮落；治療與監管是社會責任的一部分；刑罰不能取代醫療。

當一個社會選擇用死刑「解決」精神醫療的失敗時，真正被掩蓋的，是制度本身的無能。我們或許可以承認社會確實教化能力有限，容忍力也有限，所以還是需要死刑來幫助維護社會秩序與凝聚力。但是，如果因此極力主張嚴刑峻法，而對強調教化的政策嗤之以鼻，這恐怕就過分了。

五、為何這種思維，特別容易親近專制？

上述否定教化、崇尚清除「敗類」、「天生惡性」的世界觀，與專制統治具有高度心理相容性，原因在於它共享以下四項核心特徵：

不信任制度改善，只信任強制力量

不相信人能改變，只相信排除異己

厭惡程序正義，偏好立即結果

將複雜問題簡化為敵我二分

這正是威權政權最需要的社會心理土壤：不問制度責任，只問誰該被消滅。在此意義下，侯先生的死刑論，並非孤立的個人意見，而是一種深植於威權文化中的心理反射。

六、把社會問題外包給處決

從文化病識感的角度來看，這類論述展現的，正是一種典型的病態自我防衛機制：將社會失能轉譯為道德譴責、將制度責任投射為個人邪惡、以終極暴力，換取暫時的心理安定。

拒絕「可教化」，其實並不是對惡的清醒，而是對自身社會責任的逃避。

一個拒絕修補、拒絕理解、拒絕承擔的社會，最終只會不斷製造新的「惡魔」，並在清除中，逐步失去自身的文明基礎。

七、結語

我曾經很欣賞侯先生，認為他是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口齒伶俐、辯才無礙、儀表清秀；而且，他能堅持「民族大義」。但是，他似乎太執著於追求中國統一，以致於走向親共的路線。在「民族」與「民主」之間，他失去了應該有的持守分際。從我的觀點看，這是關鍵的失誤，可能讓人從天使墮落成魔。

而侯先生的這篇貼文，又讓我有了進一層的想法。中共是專制統治政權，甚至是一種極權體制。但是，為什麼還有些台灣民眾會親中共，甚至力挺中共？我的一個猜想是，那些親中共者除了抱持「民族情懷」、追求中國富強以外，往往還有一個共同特質，就是對威權、對宰制性的人際關係並沒有違和感。他們習於這種宰制性的人際關係，所以他們對於像中共這種專制統治政權沒有由衷的反感。再看到中共的某些（表象的）建樹，於是由衷服膺中共的統治，樂於讓兩岸統一在中共的統治下。侯先生似乎就是這樣的一種人。

其實，我們回看1949年前後的情景，也有大量國府、國軍投共？甚至義務成為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而且，某種程度的菁英似乎還更容易有投共的行為，為什麼？部分是因為他們的情感、觀念與中共其實相投合，至少他們以為投合。

中國也因為一些人的這種親近專制統治的心態，而更難走向民主化。我以為，中國人需要檢討自己的這種心態；而台灣人也同樣需要做出這樣的自我檢討。對民主化的意義，我們的認識其實並不足夠。

附錄（侯漢廷先生的貼文）：

我向來鄙視「可教化」信仰。

不論是成年的反社會人格，還是年少入歧途，亦或是精神障礙，只要惡性惡行重大，該處死就處死。

不是犯下什麼說謊、考試作弊等小罪，而是惡性重大的殺人案件。

為什麼需要教化惡魔？

我更不認為有攻擊傾向的思覺失調患者，就該躲避死刑。不論是住院或是監獄，誰來照顧？他會不會攻擊醫護或者獄政人員？

判死，反而是保護更多的人。

如果長大到了「十歲」，還不知道殺人有罪，如何奢望能悔改？

《少年事件處理法》說，要保護少年兇手，許多作為「有礙少年健全成長」。但實施的結果可能是「保護惡魔健全成長」。

有人就是不受教，有人就是邪惡，或者有人不幸的生長環境讓他以邪為正，以惡為榮，然而這都不是免於刑法的理由。

難道我們幻想這些曾經的殺人犯，悔改後能成為科學家、慈善家，給社會創造更大的善嗎？

悔改後，頂多就是社會的普通人。

為什麼需要耗費力氣，把惡魔教化成普通人？沒必要，也不值得。

虛偽的是，往往那些人權團體、廢死團體、法官，出一張嘴，教化也不是他去教化，添增社會麻煩，某個角度看，才是偽善邪惡。

侯漢廷 - 我向來鄙視「可教化」信仰。 不論是成年的反社會人格，還是年少入歧途，亦或是精神障礙，只要惡性惡行重大，該處死就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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