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轉貼大陸異議人士翟山鷹先生的視頻，其中有如下文字：“中國還有未來嗎？答案只有兩個字：沒有！不是崩潰，是注定下沉不是轉型，是慢性死亡在中共統治邏輯下，中國已失去一切向上可能。不革命，必衰亡；不改制，只剩耗盡！中國的結局，只剩「快死」與「慢死」之別。”

我在後面還附上幾句話如下：“我不確定翟山鷹的說法是否正確。不過，我偏向相信他的說法，因為我也認為極權體制有這種毀滅性的作用。當然，我覺得翟山鷹說的結局太過恐怖，連我這個長期批判中共的人也覺得受不了。但是我真誠希望大家認真看待這種說法，全力去防阻這種悲劇發生。”

長期與我對話的網友藍田先生則回應表示：“...中共極權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國內而是來自於國外，只要歐美菁英階層為了操控本國中下階層人民持續養大共黨中國，中國經濟不會突然崩潰，中國民主化與歐美中下階層人民擺脫菁英階層操控乃一體兩面息息相關。”

下面，我試著回應他。我把他的見解歸為一種陰謀論，而我認為這也是一種歸因錯置的例子，是屬於我持續批評的文化病識感問題的典型案例。容我試著鋪陳我的想法。

一、從末日論到陰謀論的對撞

近年來，關於中國未來的討論，即使同在較悲觀預期的意見中，其實也逐漸呈現出一種高度兩極化的傾向。一端是如翟山鷹先生那種「結構性末日論」：認為在現行極權體制下，中國已失去自我修復能力，只剩「快死或慢死」之別；另一端，則是否定此判斷的「外部陰謀論」版本，認為中國的問題並非源於自身制度，而是源於「西方菁英刻意養大中共、操控全球秩序」的結果。

這兩種敘事表面上彼此對立，實際上卻共同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文化心理問題：社會成員如何理解自身所處的結構性困境，以及他們如何（或拒絕）承擔制度責任。

二、什麼是「歸因錯置」？

在我嘗試提出的《文化病識感》議題的分析框架中，「歸因錯置」指的是：將一個主要由內生制度、權力結構與文化選擇所造成的長期問題，系統性地歸因於外部他者，藉此逃避對自身制度與集體行為的反省。

這不是單純的「判斷錯誤」，而是一種心理—文化防衛機制。它的功能在於：降低痛苦來源的不確定性、免除「我們自己是否走錯路」的焦慮、將責任轉移為對外部的道德控訴，而非制度檢討。

三、外部陰謀論的完整結構

藍田先生的回應具有高度代表性，其核心論點可整理為四個命題：西方四十多年來「刻意養大」中共；所謂「促進中國民主化」只是欺騙；今日對中國的「封鎖」依然是假象；中共極權的力量主要來自外部，而非內部。

這組論述看似揭穿了西方虛偽，實際上卻完成了一個完整的歸因外包：中國的極權不是我們選擇的，是他們設計的；中國的困境不是制度錯誤，而是被操控的結果。

四、歸因錯置的第一個症狀：責任主體被抽空

在這種敘事中，中共與中國社會被描繪成「被餵養、被操控、被利用的對象」，而非具有能動性與責任的行為主體。

然而，任何嚴肅的制度分析都必須面對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勞改體系不是外國設計的；言論審查、思想整肅不是外包工程；黨國合一、終身領袖制不是西方要求的。這些都是內生制度選擇。

外部世界或許提供了機會與錯誤期待，但它無法替一個政權決定是否拆除糾錯機制。歸因錯置的第一個後果，正是讓真正需要被檢討的權力結構「消失於分析視野之外」。

五、歸因錯置的第二個症狀：時間邏輯被凍結

此外，陰謀論式歸因往往隱含一種靜態假設：既然過去四十年西方如此行事，未來也必然如此。這種推論忽略了國際體系中最基本的現實：政策不是人格，而是風險評估的產物。

當中國由「潛在轉型對象」轉變為「制度性競爭者」，當權力高度集中、決策不可預測、糾錯機制被拆除，即使不涉及任何價值立場，它也必然被標記為高風險體制。

將一切切割行為簡化為「菁英陰謀」，實際上是否認制度理性本身的存在。

六、歸因錯置的第三個症狀：反例被系統性忽略

歸因錯置最致命的弱點，在於它無法處理反例。若外部操控才是關鍵因素，則下列問題無法回答：為何同樣深度接觸西方的台灣、南韓、東歐，走向制度開放？為何中國在經濟壯大後，選擇的是再集權而非再改革？為何所有制度性糾錯渠道被主動拆除？

陰謀論能解釋一切，因此也拒絕解釋任何具體差異。

七、與「末日論」的對照：錯不在悲觀，而在逃避

值得注意的是，翟山鷹的論述雖然語言極端、結論沉重，卻至少指向一個可以被討論、被反駁、被修正的核心命題：一個失去糾錯能力的極權體制，是否仍具備長期發展的可能性？

相較之下，歸因錯置的陰謀論，則直接封死了任何制度反省的入口。它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種心理止痛藥。

八、文化病識感的判準：能否承受「錯在我們」

在我嘗試提出的《文化病識感》的思考框架下，一個社會是否具備自我修復能力，關鍵不在於它是否樂觀，而在於它是否能承受「問題主要來自自身制度」這個判斷。凡是需要將一切責任推給外部世界的社會，本身就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病識感。

九、歸因錯置如何成為集體防衛機制

若僅從政治或經濟層面理解「歸因錯置」，仍不足以解釋其驚人的穩定性與傳播力。事實上，這種敘事之所以能在威權文化中反覆再生，是因為它同時啟動了多種深層心理防衛機制，使個體在心理上「免疫於制度反省」。

以下三種機制，構成了歸因錯置的心理骨架。

（一）防衛機制：否認（Denial）與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在心理學中，防衛機制指的是個體在面對難以承受的焦慮、羞愧或無力感時，所採取的無意識心理調節方式。

對威權社會中的成員而言，以下命題本身即具有高度威脅性：「我們所忍受的長期痛苦，主要源於自身制度選擇與權力結構。」這個命題意味著過去的服從可能是錯誤的，現在的沉默具有責任，未來的代價無法再推給他人。於是，心理系統自然啟動「否認」防衛心理，即認為問題不是制度，而是外力干擾；以及「合理化」：若非外國操控，中國原本可以很好。

歸因錯置作為思考框架，在此發揮的功能是將不可承受的內在衝突，轉譯為可憤怒的外在對象。

（二）投射：把制度暴力投射為「他者陰謀」

投射（projection），是指個體或群體將自身無法承認的動機、衝動或責任，轉移到他人身上。

在藍田先生的敘事中，可以清楚看到一個典型投射結構：中共的操控性，投射為「西方菁英操控世界」；中共的權力集中，投射為「歐美菁英階層」；中共對中下階層的剝奪，投射為「西方犧牲本國人民」。

這種投射具有雙重心理收益。一是道德反轉，即自身不再是共犯，而是受害者；一是焦慮外移，即問題不在我身上，而在遙遠、抽象、不可驗證的他者。於是，中共體制中最需要被正視的「操控、剝奪與謊言」反而被轉化為對外部世界的道德控訴。

（三）替罪羊機制：以「西方菁英」承載集體挫敗

當一個社會長期累積挫敗、羞辱與無力感，卻又缺乏安全的制度性出口時，替罪羊機制（scapegoating）便會自然浮現。

在這裡，「西方菁英」扮演了完美的替罪羊角色，因為它同時具備：抽象性（無法被具體反駁）、道德可恨性（貪婪、操控、虛偽）、全能性（幾乎能解釋一切失敗）。這種替罪羊設定，使得任何反證都能被吸收。若中國成功，就證明西方利用成功壯大中共；若中國失敗，就證明西方轉而打壓中國。也就是說，替罪羊敘事的最大特徵是它永遠不會失效。而正因如此，它也永遠不會產生病識感。

（四）心理防衛與威權體制的共生關係

歸因錯置之所以危險，不在於它是否「正確」，而在於它與威權體制形成了高度互補的心理共生關係：體制提供壓力與恐懼、心理防衛提供解釋與安慰。兩者共同封鎖反省與糾錯。

當社會成員習慣於用投射與替罪羊來理解痛苦來源時，制度就不再需要為自身失敗負責。

（五）病識感的關鍵門檻：能否承受「非他者歸因」

在《文化病識感》的分析中，真正的分水嶺並非悲觀或樂觀，而是歸因方向。

具備病識感的社會，至少能承受以下命題：「外部因素存在，但主要問題來自我們的制度設計與權力結構。」而喪失病識感的社會，則必須相信：「只要不是我們的錯，那就還有希望。」

這不是理性判斷，而是心理生存策略。

「歸因錯置」並非單一錯誤觀點，而是一整套作為集體心理麻醉的機制。它產生防衛機制（避免內疚與焦慮），形成投射結構（外移不可承認的暴力），以及替罪羊敘事（承載集體挫敗）。

所以，它的功能不是解釋現實，而是讓現實不必被面對。而一個長期依賴此類心理麻醉的社會，即使尚未崩潰，也早已喪失自我修復能力。

九、結語

歸因錯置常常作為威權的心理同盟。以上的案例分析顯示，「歸因錯置」並非極權體制的副產品，而是它得以長期存續的重要心理條件之一。

當社會成員寧願相信全能的外部陰謀，也不願面對自身制度選擇的後果時，極權便獲得了最安全、也最穩固的防護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