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往往以為，歷史的悲劇來自邪惡；但其實，更多時候它來自——失控的集體情緒。

當一個社會把挫折、焦慮、羞辱、憤怒，全都倒向一個「方便的對象」，那麼，暴力就不再需要辯論；屠殺也不再需要猶豫。

而我們總以為，自己不至於如此。但每一個以「民族」「國家」為名的集體犯罪，都曾經有一群人相信自己是正義的。

一、悲劇不是突然爆發的

納粹屠殺猶太人，盧安達胡圖族屠殺圖西族，南斯拉夫的族群清洗，柬埔寨紅色高棉的滅絕政策，印度教與穆斯林的互相屠殺，以至20世紀中國一次次的大規模政治清洗……。

這些不是「怪物的行為」。它們是「普通人」在集體失控的情緒裡做出的事情。

人性在平時是細膩的、複雜的、溫柔的。但在集體激情中，人性會被整齊地折疊，只剩下一張簡單的臉：我們是受害者／對方是加害者／消滅他們，就是拯救自己。

許多悲劇，都是從這裡開始。

二、錯誤歸因，是集體崩壞的第一步

歷史最大的不幸，不是犯錯；而是把錯誤的原因，歸咎在錯誤的人身上。

一戰後的德國人傾向把戰敗與屈辱歸咎於猶太人。希特勒向整個民族訴說一個極其簡單，也因此極其危險的故事：

你們不是失敗者，你們是受害者。

受害的原因，是猶太人。

憤怒應該向他們發動。

當整個國家如飢似渴地想找替罪羊時，「真相」沒有競爭力。只有「情緒能接受的理由」才有力量。

盧安達人把貧困與困境歸咎於圖西族。胡圖族長年的屈辱與貧困，被灌輸成：圖西族控制一切；他們奪走你所有值得擁有的。於是，鄰居殺鄰居，朋友殺朋友。暴力不再需要理由，只需要情緒。

毛澤東時代把政治失敗歸咎於「階級敵人」。大躍進的失敗，人民的饑荒，制度的錯誤，被說成是「右派」「走資派」「反革命」的破壞。結果是數千萬人的命被犧牲，只為讓政治情緒得到出口。

三、當集體情緒找到仇恨的出口，善良就會失聲

這是所有社會最害怕的一刻——當情緒凌駕於理性，當仇恨被包裝成正義。

於是在南斯拉夫，鄰居之間變成互斥的敵人。不久之前還一起喝咖啡的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埃西亞人，突然被告知：「對方要毀滅你。」於是，「清除對方」變成愛國義務。冷靜者反而會被懷疑、被排擠、被威脅。

在柬埔寨，知識分子成為「國家的敵人」。紅色高棉將貧富差距、殖民傷痕、內部矛盾，全都歸因於：有知識的人、城市的人、思考的人。

於是眼鏡成了罪證，識字成了原罪。人性在這種扭曲中，變得比刀更冰冷。

四、為什麼集體情緒一旦失控，會比個人更可怕？

因為個人有限度，但集體更難有節制；個人會反省，但集體更難；個人會內疚，但集體會合理化；個人可能道歉，但集體往往要求「堅定立場」。

群體的語言總是比個人的心更硬。一旦政治權力加入，更會把「情緒」升級為「制度」。

五、集體的愛恨一旦被扭曲，就是文明的倒退

這些歷史的共同結構令人不寒而慄：

社會遇到挫折-》

需要一個簡單而強烈的解釋-》

族群或政治領袖提供了替罪羊-》

大多數人接受這個情緒性的答案-》

暴力開始，以正義之名。

結束後才發現，真正的問題從未被面對。但仇恨已經造成無法逆轉的傷痕。

所有這些悲劇的共同點是：暴力不是源於人的殘忍，而是源於人的脆弱。

人們太害怕接受自己的失敗、痛苦、無力、羞辱，所以需要找到答案。當理性無法提供答案時，情緒就會自己找出口。

六、真正的敵人從來不是某個群體，而是「失控的集體情緒」

仇恨並不會回答任何問題；它只會遮蔽問題。

替罪羊政治之所以致命，是因為它給人一種假象：只要恨對的人，我們就能得到救贖。

但歷史從未如此運作。

恨猶太人沒讓德國變強，讓德國毀滅了。

恨圖西族沒讓胡圖族富裕，讓盧安達崩潰了。

恨「階級敵人」沒讓中國更平等，而是讓中國失去了整整一代的未來。

集體的恨，就是文明的盲點。尤其當它被包裝成「愛國」「正義」「信仰」「忠誠」時，它就變成最難被察覺的危險。

七、我們能做什麼？

社會不需要更多的激情。它需要更多的節制、反省與負責。

避免悲劇的主要方法，就是：不要相信簡單的解釋；不要輕易接受某個群體要為所有問題負責；不要把政治分成簡單的「敵我」；不要讓情緒成為政策；不要讓羞辱化為仇恨；更不要讓「我們 vs 他們」變成社會的習慣。

最重要的是，永遠警惕集體情緒的暴走。歷史上每一次大規模暴力，都來自這種暴走；而未來仍可能如此。

八、結語

文明的底線不是制度，而是情緒的節制。

真正守住文明的，不是憲法，也不是警力；而是社會能不能在憤怒與恐懼中保持理性。

當一個社會不能疏通自己的情緒，就會把情緒變成武器。而武器一旦出鞘，就不會只傷害「對方」，它最後一定會反噬整個共同體。

歷史從來沒有教訓，因為我們一再遺忘。但我們至少可以記得：集體的扭曲愛恨，是文明最深的裂縫。它毀了別人，也會毀了我們自己。

我會討論這些，心中的牽絆當然是兩岸之間的紛擾與台灣內部的意見分歧。但是，如何做出具體引申，卻也是問題重重；而且很可能稍一不慎又激起不必要的困擾。那就暫時不做引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