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家楊渡先生最近（11/18）在中國時報楊渡專欄發表〈無恥無極限的世道〉一文，文中痛批日本高市首相與賴清德總統無恥，並且更及於美國。

其實我曾經很欣賞楊渡先生，因為覺得他的文字裡有溫度、有對歷史的反省、有對土地的疼惜。但他最近的這篇文章卻讓我極難接受。難接受之餘，還有深層的不安。這事情究竟有什麼意涵？

我曾經也長期屬於外省統派。但是，當我晚近察覺統派親共以後，我就漸漸與之分道揚鑣，而且也越來越同情獨派。而我和楊渡先生的言論立場也逐漸產生分歧。而楊先生的這篇「無恥」說，更讓我覺得彼此已經站在對立的立場。而且，楊先生的氣質似乎也已有所改變，說話語氣變得激越、兇厲。他這篇文章給我的感覺也好像不是在分析現實，而像是某種深層心理的爆發。這種心理，很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值得關注、深入了解。

一、 當政治衝突升為文化心理危機

台灣民主化三十多年後，我們所面對的社會內部分裂，已經不再只是政治立場的差異，而可能是反映「心理現實」的差異。

同一則新聞、同一份事實，在不同人心中會膨脹、扭曲、反轉，形成完全不同的意義。這種現象的背後，恐怕是文化心理結構在劇烈轉換時產生的斷層。

楊渡先生曾以文史散文聞名、以歷史情懷為人景仰。然而如今，他的一篇政治評論卻顯示出強烈的憤怒，而且可能涉及對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倒置與對中國威脅問題的迴避。文中還有對台灣本身的猛烈指責、對美國與日本的極端敵意、對民主政治的不耐與蔑視。

以我現在的政治立場，對他這種說法非常不能接受。我曾經嘗試論證：民主主義應該優先於民族主義。從而，守護台灣的民主制度，也優先於追求中國的統一；我拒絕被中共統治，也拒絕被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統一。換言之，即使我認為自己還是一個廣義的中國人（必須強調，這裡的「中國」只能廣義理解，它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我也拒絕接受與現在的中國大陸統一。而且我認為，讓台灣獨立發展，對台灣最有利。而事實上，這也會對中國大陸的發展有利。當然，後者特別需要再申論，否則很難說服那些粉紅民眾。此處不贅。

從以上的立場出發，日本高市首相最近的發言，我認為對台灣是出於友好的態度，值得肯定；而且，我也不認為她的說法有多麼離譜，也未必有什麼軍國主義的意味（主要問題其實出在中共在台海、南海的一些強勢軍事行動）。而對中共方面的後續反應，我倒覺得太過激烈，荒腔走板，不符合外交人員的基本行動原則，恐怕實際有損中國大陸的國際形象與交流合作，甚至使中國更陷入孤立。即使是為中國大陸著想，也應該是去規勸中共改變態度，而不是順著中共的意志，去痛罵綠營、日本、美國。

台灣統派就此事大罵日、美、台灣執政政府，我估計不僅對台灣沒有好處，對中國的國際處境也沒有絲毫好處。所以，我對他們這種做派感覺困惑、不解。

我不免懷疑，問題可能已經不再只是單純的統獨立場問題，而恐怕是反映某種文化心理結構的瓦解趨勢。

本文的目的不是想針對性地批評楊渡，而是想以他為例，試著探討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為什麼一些統派知識人，在面對中國威脅與台灣主體性之辨時，會出現如此劇烈的心理扭曲與情緒投射？這可能必須進入文化心理的深水區，譬如榮格的集體陰影、原型、投射；乃至像弗洛姆的威權人格、施虐–受虐結構、逃避自由；佛洛伊德的壓抑、反向形成；阿德勒的自卑補償、群體自大。

歸結而言，台灣與華人社會在權力結構下的文化病識感似乎常常缺席，而這可能是個重要的問題根源。從以上這些討論視角，我們或許會更清楚理解：台灣社會的矛盾，其實未必是「民進黨 vs 國民黨」，而可能是「主體性 vs 威權文化／自由 vs 逃避自由」。而楊渡先生的文章也許只是冰山一角，可能是當代華人文化心理的某種典型寫照。

二、 榮格視角（一）：集體陰影的爆發

1. 什麼是集體陰影？

榮格指出：陰影（shadow）是人或文化所壓抑、不願承認、也不願面對的部分。一旦壓抑太久，它會以扭曲、不理性的方式爆發。

民族有民族的陰影，文化有文化的陰影。華人世界的集體陰影可能包括：崇拜強者而鄙視弱者的權力崇拜、對日本殖民的羞辱感與糾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失落與懷舊、對自由民主的不安與陌生、對失去「大國身分」的潛在焦慮、對台灣主體性的敵意（因其象徵「從大中國身份出走」）、對威權的依賴而又對其恐懼。

這些陰影平時可能是被壓抑於文化深處，直到政治情勢逼迫它們浮現。

2. 為什麼陰影會突然爆裂？

這可能是因為現實太劇烈、太痛苦。我們在短期間看到：香港一國兩制崩潰、中國軍機與軍艦威脅台灣、中共跨境追捕台灣議員、台灣越來越靠近民主世界、日本與美國成為台灣安全的必要夥伴、中國大一統敘事逐漸崩解。

這些新事實，使得一部分人必須面對一個不願承認卻又基本的現實：「中國不再是我們想像的那個文化母體，而更是一個威脅。」這會引發極大的心理痛苦，於是陰影開始反撲。

3. 陰影的特徵是什麼？

榮格指出：陰影一旦破土，就會以「反向的形式」表現。例如：對中國的恐懼反向表現為「怒罵民進黨」；對身份失落的痛苦反向表現為「憤怒日本」；對美國的不信任反向表現為「幻想中國無辜」；對自身脆弱的羞恥反向表現為「譴責台灣人無恥」；對中國擴張的焦慮反向表現為「指控日本軍國主義復活」。這些就是陰影的反撲。

楊渡先生的文章，可能就是一篇文化陰影從心底升起後的文本。

三、 榮格視角（二）：投射（projection）

1. 什麼是投射？

榮格說：投射是把內心最害怕、最否認的部分，轉嫁到外界，使其看似外來威脅。投射的例子如：自己害怕中國，被說成「民進黨在挑釁」；自己恐懼中國軍力被說成「美國想挑起戰爭」；自己沒勇氣反抗中國轉成「台灣人都是美國走狗」。

上述說法很可能難以被我所指涉的對象所接受。不過，如果願意如此嘗試進行自我（文化）批判，很可能大大有利於華人社會的真正進步。

2. 楊渡文章中的投射鏈

楊渡先生的這篇文章，我大膽嘗試把它整理為「恐懼 → 投射 → 替代敵人」的心理鏈條：

（1） 恐懼中國，投射成憤怒台灣政府。因為罵中國很痛苦、也危險；罵台灣安全又解氣。

（2） 恐懼中國軍事，投射成指控日本軍國主義。因為日本是歷史敵人，罵起來更順手。

（3） 對中國人民的集體自卑，投射成對美國的憤怒。因為罵美國可以保持文化尊嚴感。

（4）對自身無能為力的羞恥，投射成對沈伯洋的攻擊。「被中國追緝」代表中國真的會壓迫台灣。這太痛苦了，因此乾脆讓受害者「活該」。這也是典型的投射運作。

我必須承認，上述的描述出於大膽猜測，也許完全背離事實。但是，因為這裡涉及潛意識心理，也有一種可能就是：儘管當事人否認有這種心理，實際上卻未必沒有。在這裡，中國文化很可能恰是傾向過度主體化，而很難跳出自己看自己，從而看到自己不願意看到的內心的某些面向。而也就因為有這種傾向，所以中國文化的改革也就特別困難、特別多坎坷。當然，這主要是相對於近代西方文化而言。

四、 榮格視角（三）：兩種心理型態

榮格提出以下兩種心理型態：「阿尼瑪」象徵柔性、同理、理性、反省；「阿尼姆斯」象徵力量、果決、攻擊、行動。若其中一方被壓抑，另一方會暴走。

中共的主流意識形態顯然鼓勵華人朝向壓抑「阿尼瑪」：不鼓勵反思、不鼓勵柔性、不鼓勵自我批判、不鼓勵內省、不鼓勵承認恐懼。相反，中共的文化價值傾向放大「過度的阿尼姆斯」：崇拜武力、崇拜強人、崇拜統一與支配、崇拜權力、把溫柔視為軟弱、把反省視為背叛。

上述心理傾向，部分是源自更古老的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某一支流，只是，近代革命運動，特別是中共的主流意識形態，更促成這樣的文化價值取向。結果卻也更促成某種程度的文化人格失衡。部分台灣文化人（似乎特別是統派/藍營人士）可能也受到這樣的文化價值取向的影響，而產生激越的態度（按：這個議題其實遠更複雜，值得另文討論。簡單說，早期革命性格的國民黨，其實和共產黨具有相近的特質。這或許可以幫助說明，為什麼在1949年前後，會有大批國軍投降共軍）。

或許就是受到此等文化價值取向的影響，楊渡這篇文章裡似乎也充滿攻擊性形容詞、大量使用羞辱詞語、幾乎沒有反思、幾乎沒有同理、幾乎沒有對真正威脅（中國）的提及；而又對台灣、日本、美國有強烈怒意。

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阿尼姆斯暴走」的文化心理狀態。

五、 弗洛姆：威權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心理學家弗洛姆指出：人們會在恐懼中「逃避自由」，轉而依附威權。威權人格有兩種：一種是施虐式人格（sadistic），會藉羞辱他人獲得安全感；而受虐式人格（masochistic）會依附強者以獲得心靈安全。

華人文化常見兩者混合：（1）受虐式傾向，崇拜強者。表現為無法批評中國、不敢承認台灣主體性、巨大國族想像。（2）施虐式傾向，攻擊弱者。表現為對台灣政府極端羞辱，對日本、美國極端扭曲，對自身公民（沈伯洋）毫無同理心，對「弱者」國家（台灣）嚴酷審判。

弗洛姆指出，威權人格最典型的特徵，是同時「恨弱者」與「愛強者」。在楊渡這篇文章裡，似乎也呈現出這樣的心理軌跡。

六、 病識感缺席：拒絕承認「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

華人文化中往往缺乏對自身文化的「病識感」，無法承認問題來自自己所秉持的文化特質，以及現實中所依附的權力。因此，部分台灣人對中國威脅無感；而且對中國跨境迫害視而不見；對中國軍事擴張，則扭轉為「外國挑釁」。面對日本表態台海安全，不覺得欣喜，反而怒罵；面對美國支持台灣，則說成是陰謀、挑撥、分化。對民主的自我防衛，則說成是「挑釁中國」。

這種敘事方式，隱然顯示文化病識感的缺席。這種行動往往帶有自欺的意味，也反映出某種投射心理。其背後則可能是一種威權人格。其中甚至出現某種受害者反轉的問題。

七、 結論

台灣的真正分裂，可能來自「心理現實」的不同，而不只是政治立場的不同。

經過上述分析，我們得到一個可能的結論：楊渡先生與部分台灣知識人出現的意識扭曲，可能不只是出於政治差異，而更是文化心理的崩塌。他們面對的主要心理困境是：中國不再能展現為文化母國，倒可能是現實的威脅。從而，自己曾相信的中國夢似乎面臨崩解。

與此同時，台灣卻正在形成為自身主體；民主自由體制則要求自我承擔；日本、美國未必是所認為的魔鬼，倒可能是合作夥伴；認準的威權也似乎不能再提供心理安全感。

一個可能更深層的文化變遷是：華人傳統的父權文化象徵正在瓦解。而以上這一切都可能引發巨大的心理痛苦。

在痛苦中，人們會去尋找心理補償與替代現實，譬如投射憤怒、責怪弱者、攻擊民主、懷疑盟友、合理化中國、攻擊自身文化的主體性。這些其實是威權文化的深層陰影復活的表現。

以上的討論，其實已經超出我的知識熟悉範圍，只是，為了面對困惑，我必須努力去尋找問題答案。上面的說法，就是我找到的可能問題答案。究竟是否恰當，我並沒有充分把握。但是，我覺得部分統派朋友們不妨寬容以對，試著用來檢視內心深處的自己。也許能夠從中獲得意外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