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共官媒與其支持者似乎急著搶奪「抗戰話語權」和民國敘事；網路上也出現若干相關社群，明裡暗裡要打擊國府、打擊台灣。但是，這些動作其實顯得很古怪。現在來打擊國府，是不是有點不合時宜、搞錯對象？中共費盡心力塑造民族敘事，究竟所為何來，讓我困惑。這種動作的實際作用究竟為何，恐怕值得深思。

它揭示的恐怕是一場仍持續進行中的集體認同重寫工程：台灣、中國、兩岸民族敘事之間的錯位，並非僅是政治立場不同，而是源自兩個社會的歷史記憶、制度經驗、情緒結構彼此不再能對接。

中共最近的一些焦躁語言與急切動作，恐怕不是單純的政治操作，而是一種集體認同焦慮的制度反射。中共駐日本總領事薛劍的爆衝言論及後續中共外交部官員的強硬發言，很可能就是這種焦慮情緒的一種較極端反映。中共的這種動作或姿態，或許也希望帶動台灣民意，朝向親中反日，或者對抗中前途感到疑慮。不過，其效果究竟如何，非常可疑。

台灣社會輕鬆反諷、甚或把中共諷刺台灣的動作視為「民進黨的助攻」，未必是單純的政治惡搞，而可能是表徵了台灣自我認同座標已轉移——不再停留於「民族情感」，而是建立在「制度生活的日常經驗」。

本文嘗試把上述現象放回社會學的框架裡，讓我們更清楚看到：這場「語言上的荒謬」背後，是兩套歷史敘事、兩種政治制度、兩個集體記憶系統，在同一時間和空間裡互相錯位的結果。

一、 為什麼中共搶攻「抗戰話語權」？

這不是愛歷史，而是怕失去民族敘事的核心資源。

要理解中共的不安與焦慮，我們得先明白：任何政權都需要一套「集體記憶」來支持其合法性。

社會學者 Halbwachs 曾說，集體記憶不是自動生成，而是權力機構透過教育、儀式、媒體、紀念日與典禮共同塑造，是國族認同的核心靈魂。

對中共而言，「抗日戰爭」之於其政權合法性，其重要性遠超過一般台灣人想像：它象徵「中國人民在中共的領導下取得民族勝利」。它將外敵威脅與內部團結綁在一起；它把黨的存在合理化為「民族復興」的唯一道路；它可以持續為威權統治製造正當性。

因此，中共必須掌握抗戰敘事，就如同掌握政治氧氣。

然而歷史事實卻很尷尬：二戰中真正承擔主要損失與持續作戰的是國民黨政府。

於是中共必須強行重寫歷史，使自己成為抗戰主體，並淡化國民黨的角色，使整場抗戰變成「人民解放軍」的勝利。

這種焦慮近年來更明顯，因為中共面臨至少三重壓力：一、民族主義疲乏：經濟下滑與社會不安削弱民族敘事的凝聚力。二、台灣認同的徹底轉向：台灣主流民意不再遵循中華民族主體敘事，使北京更不安。三、國際局勢動盪：美中競逐，使中共希望強化「民族團結」以支撐內部穩定。

因此，中共選擇加強「抗戰宣傳」，不是因為熱愛歷史，而是因為政權需要民族敘事。

二、 為什麼台灣看到這些宣傳會覺得荒謬？

為什麼台灣看到中共的這些宣傳會覺得荒謬？是因為台灣集體主流認同已漸漸從民族轉向制度。

台灣社會對抗戰敘事的主流反應，與中共想像非常不同。北京以為台灣人會因此激起「民族榮光」；但台灣卻反應淡薄；反之，還有人甚至用反諷方式指出中共行為反而像「民進黨軍隊」。

原因並不是台灣人「不愛國」，而是台灣的「國」，早已不是北京理解的那個「國」。

（1） 民主化後的生活經驗，比民族敘事更強大

台灣至少超過三十年的民主生活世界，已形成一套新的集體記憶：選舉是正常的、政府可以被批評、司法相對獨立、公民社會活躍、地方文化與語言獲得尊重、人民能決定自己的命運。

這些經驗，比課本上的民族敘事更能影響人的情感。制度經驗重塑了身份認同。也因此，台灣民眾對於「民族大義」這類敘事，反應自然不如北京所預期。

（2）台灣人對於歷史的感受是「多元」而非「單線的」

台灣的殖民史、移民史、族群史交錯，造成台灣人的歷史情感從來不是單一路徑：有人覺得自己是中華文化的延續；有人覺得自己是南島後裔的一部分；有人認為台灣是日本殖民的現代化成果；有人覺得自己主要是民主制度的承繼者。這些都並存。因此，中共試圖將台灣放回「中國抗戰」這條線，對許多人而言就像硬把一段複雜的身世強塞成單線劇本。

（3）台灣人不需要藉由仇日或民族復仇來建構自我

這與中國大陸完全不同。中國大陸的民族敘事長期以「受害—復興」為主軸，需要外敵才能強化內部向心力，甚至才能讓生活中感受到的痛苦，得到較合理的解釋，外部因素的解釋。

但台灣的自我認同主要是：在地生活經驗、民主制度價值、多元族群共存、地方文化重生；不需透過仇日、仇美、仇台獨或民族復仇情緒來穩固自我。

因此，中共丟出「抗日」敘事時，台灣的主流反應是：「這跟我有什麼關係？」這不是政治立場，而是集體記憶不同。

三、為什麼網路上會出現「中共變成民進黨軍隊」這種反串？

這是因為兩套認同系統已經完全錯位。

反串式的語言之所以具有力量，不在於它好笑，而是在於它反襯認同坐標的差異。

北京仍在用民族敘事與大一統框架看台灣；而台灣早已在用制度安全與生活世界的視角看自己。兩套框架互相對不上。

這種錯位造成一種諷刺效果：中共以為自己在展現民族氣勢，但在台灣人眼中，卻只是幫民進黨提供更多安全疑慮與政治動力。

尤其當中共外交官或官媒發表激烈言論時，台灣社會的反應往往不是敬畏，而是：「你這樣反而讓台灣更害怕統一」；「你這樣反而替民進黨助攻」；「你這樣反而證明台灣需要防衛」。

這不是民進黨高明，而是中共的不自覺。而這種反串或諷刺，正是台灣民間的認同自主性的反射——在一個民主社會，人們能夠用幽默、調侃來轉化政治壓力。

這不是「民進黨的能力」，而是「民主的能力」。

四、這場荒謬，背後是兩種「認同焦慮」的鏡像

看似彼此嘲笑，其實兩岸都呈現強烈的「認同焦慮」。

（1）中國的認同焦慮：害怕民族敘事崩解

中國的「焦慮」源自：經濟減速造成社會不穩定、民族主義不再足以支撐政權合法性、青年失業與社會不滿累積、國際孤立感上升、台灣認同越走越遠。

因此，北京更需要「共同敵人」或「共同記憶」來凝聚社會。抗戰敘事正是這個工具。

（2）台灣的認同焦慮：害怕民主制度被威權吞噬

台灣的「焦慮」則來自：中共壓力越強，越害怕被吸入中國體制；系統性假訊息滲透、認知作戰；軍事威脅常態化；國際地位高度不確定；內部族群與政治矛盾容易被外部力量破壞。

因此，只要中共表現出更強烈的民族論述與武統情緒，台灣社會自然會往「要自保」的方向移動。

兩種焦慮互相加劇，形成「鏡像效應」：中共越想抓住民族敘事控制權，台灣越脫離。台灣越表現為自主認同，中共越強化民族敘事。

這不是誰贏誰輸，而是一種彼此拉扯的結構性動力。

五、真正的問題：我們能否跳出自己看自己？

試著跳出自己看自己，才不會在認同議題上打轉。從我群中心思維出發，我群總是受委屈的、被外力壓迫的、外力充滿敵意的；我群認同也就必須不斷被強化、被固著。

社會學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能讓我們看到自己所處的位置不是天經地義，而是歷史構成與制度安排的結果。

若能跳出來，我們就可能會看到：

（1）中共的過激並非個性，而是制度邏輯使然

它必須靠民族敘事維持統治，所以任何損害民族敘事的行為都會被放大、被過度反應。

（2）台灣的反諷並非輕浮，而是民主社會的集體心理自我保護

台灣人不是在嘲笑歷史，而是在嘲笑「被當成殖民地空間的對象」。幽默是一種心理距離，是對威權語言的反抗。

（3）兩岸衝突並非最終宿命，而是認同轉型的必經過程

認同不是先天的，而是社會生成的。

台灣經歷民主化、中國經歷威權深化，認同分歧其實完全合理。

（4）真正值得努力的，是讓台灣的制度更穩定，而不是被民族敘事牽動

若制度穩健，人們自然有信心；若制度脆弱，人們才容易被外部敘事牽著走。

結語

一場「話語反轉」揭開的是認同與制度的分水嶺。

中共花數十年搶奪抗戰話語權，卻在台灣反而被視為「民進黨的最大助攻」，這表面上是政治笑話，深層卻反映了一個巨大的歷史事實：台灣與中國已不再共享同一套集體記憶，也不再依循同一個民族敘事。

台灣的集體認同早已建立在：民主制度、自我治理、多元歷史、公民社會、地方生活世界。而中國則仍依賴：民族大義、外敵敘事、受害—復興的情緒框架、國家主體性的強化。

兩者並非對錯，而是不同歷史路徑造就的結果。

但我們能做的，是讓自己保持清醒，不被情緒牽著走，不被民族敘事綁架，不被恐懼操縱，不讓認同焦慮支配政治判斷，台灣值得更平穩、更自由、更成熟。

而能否做到這一點，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跳出自己看自己。」

當我們能如此，很多政治噪音就會失去力量，許多莫名的衝突也會淡化，我們更能守住真正重要的價值——不是民族，不是仇恨，而是制度的安穩與社會的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