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我貼了一則貼文「摩西與兩蔣：無心插柳的歷史新局開創者」，其中提到關於佛洛伊德《摩西與一神教》一書的論旨：關於摩西與以色列立國的曲折、微妙關聯。我試著大膽將之連結到兩蔣與台灣獨立發展的歷史脈絡，對兩者做了類比。網友藍田先生很快做出回應，批評佛洛伊德的推測沒有考古證據，並且進一步把佛洛伊德的方法論類比到台灣史學，認為某些台灣人「假造歷史」，還強調「兩岸同文同種」。我想在這裡勉強做點回應，澄清幾個層次不同的問題。

一、佛洛伊德的方法與考古學不是同一回事

藍田先生認為，佛洛伊德推測摩西可能是埃及王室成員，如果沒有考古證據，就違反了歷史研究應有的嚴謹態度。這裡其實混淆了不同學科的方法論。

佛洛伊德的《摩西與一神教》並不是一本考古學專著，而是一種精神分析史觀的嘗試。他要處理的問題是：猶太民族的宗教與文化記憶，如何與潛意識結構相互纏繞？「摩西可能是埃及人」的假設，並非考古上的斷言，而是一個心理學推論的支點。

這就好比榮格談「原型」時，不是說真實世界裡有某個「母親女神」實體，而是要指出，在不同民族神話中不斷浮現的母性意象，反映了人類共通的心理結構。如果用「找不到考古證據」來否定榮格或佛洛伊德，無異於用錯了武器：那不是他們本來要競爭的場域。

歷史研究當然需要嚴謹，但嚴謹並非只有一條路。除了實證史學之外，還有思想史、文化史，甚至精神分析式的詮釋。它們各有盲點，但也提供不同維度的洞察。只要佛洛伊德的論點並不明顯違背確切的考古研究結論，他提出的推論就有存在的意義。（對於未確定的考古研究結果，則又另當別論。）

二、「弒父情結」是隱喻，不是荒謬

藍田先生說，佛洛伊德談猶太人對摩西懷有「弒父情結」是「虛無飄渺」。這其實是誤解。

「弒父情結」並不是指真的發生了殺父事件，而主要是一種隱喻性的心理模式：人類如何處理權威與禁令，如何在愛與恨、依附與叛逆之間尋找身份。猶太民族在對摩西的追隨、背叛、再認同的過程中，反覆展演了這種心理結構。這不是要改寫考古，而是提供理解民族心態的一種途徑。（按：猶太人究竟有沒有殺了摩西，從聖經上看不出端倪。但是，聖經上對摩西之死，相對於摩西故事的其他部分，敘述似乎有點過於簡略，語焉不詳。）

如果有人歸納說「中國人對皇帝有父權式的情感」，意思也未必是說每個人都真把皇帝當自己父親，而是指出權威符號如何內化到集體心理。

三、台灣史觀不是「假造歷史」

藍田先生進一步把佛洛伊德的史觀，比作「台獨死忠者」所謂的「台灣中心史觀」，甚至指控有人「假造台灣日據時代歷史」。這樣的說法恐怕是以偏概全。

嚴肅的台灣史研究，從來沒有否認殖民統治的不義。日本在台灣的統治，確實有壓迫、歧視與剝削；但同時，它也帶來制度化的現代建設，像是基礎教育、基礎設施、衛生制度等。今日學界的討論，並不一定是要把殖民合理化，而可能是要揭示這種「壓迫與現代化並存」的歷史複雜性。

這種辯證式的分析，才是真正的嚴謹。如果一味否定，或者一味歌頌，都只是政治化的選擇。把台灣史觀說成「假造」，恐怕正好暴露出批評者自己的意識形態：拒絕承認台灣經驗的多重性，只願意維護「大中國」敘事的單一性。

四、「同文同種」的政治化修辭

另外，藍田先生強調「臺海兩岸可是同文同種的漢人」。這是一種常見的、帶有民族主義意涵的說法。但問題在於：

歷史上並非如此單純。 台灣社會的形成，包括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族群，以及後來的全球交流。把這些差異都抹去，硬塞進「漢人」的框架，本身就是簡化。

文化相近不必然等於政治統一。 朝鮮與中國「同文同種」，卻大多時候是不同國家；奧地利與德國語言文化接近，也沒有必然要合併。

政治選擇應由現代人民決定。 即使承認文化親近，也不能替當代台灣人決定未來。否則就是以民族主義凌駕於民主原則。

讓民族情感凌駕於民主追求，這是當前台灣面對的重大問題。洪秀柱女士堅持參加北京閱兵，大體就是在民族情感的基礎上自覺理直。不過，問題可能並不單純只是「中國民族主義情感」凌駕於「民主追求」，也可能有些人是要以「台灣民族主義情感」凌駕於「民主追求」。但是這兩者恐怕都會帶來困擾問題，都可能導致對台灣發展大方向的迷惑。大家務必要審慎以對。

容我順便再提出一個可能引來攻擊的論點。所謂「同文同種」（或者「中華民族情懷」）其實可能是被利用的一種政治修辭，用來掩蓋「誰能決定自己的命運」這個真正根本性的問題。中共可藉此來吸引台灣民眾，達到統一目的，實際上也就是達到中共統治台灣的目的。

五、回到討論的核心

綜合以上幾點，我的回應可以簡化為三句話：

佛洛伊德的研究不是考古學，而是一種心理學史觀。批評它「沒有考古證據」是方法論錯位。

「弒父情結」是隱喻，用來理解集體心理，而非虛構歷史事件。

台灣史學並非造假，而是揭示殖民統治的雙重面向。反倒是「同文同種」這種一刀切的說法，恐怕才真正是意識形態化。

在民主社會裡，我們可以辯論歷史，但辯論不能停留在單一敘事。歷史本來就有多層面，需要在不同方法論之間對話。而政治未來的決定，更應交給當代人民，而不是由民族主義的「血統神話」來替代。

結語

佛洛伊德也許有很多可以批評的地方，他的推論未必可靠，但他的貢獻是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去理解民族如何透過記憶與潛意識，建構自己的身份。這種方法論的價值，不在於它能不能在考古現場被證實，而在於它能不能幫助我們洞察權力、文化與心理的糾葛。

同樣的，我們今天討論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也不應停留在「考古式的血統追溯」，更不宜被「同文同種」的口號束縛。真正重要的，是台灣人民如何理解自身的歷史經驗，如何在尊重多元與民主的前提下，選擇自己的未來。這才是最值得嚴肅對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