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的這篇文章是一再重寫，但自己始終不滿意的作品。由於覺得議題重要，所以會繼續糾纏。現在這個版本，雖然也是修改過的稿，但也還只是一份粗略的綱要。不過，容我暫且先貼出，隨時準備繼續再修改。貼出來，會變成是客觀的事物，更方便自己重新審視它；當然也歡迎大家批評、指教。（不過，羞辱性的指教還是希望能少一點）

當我們討論中共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時，往往陷入兩種誤區：一是視其為徹底的異質體，認為中共是從西方輸入的意識形態植入中國土壤的惡果；另一種則是強調其與中國傳統一脈相承，彷彿只是古代皇權專制在現代的延續。我以為這兩者皆有失偏頗。中共體制與傳統中國既非完全繼承，也非徹底背離，而是一種人格與秩序的深層綜合體——它有共產主義元素，但是它卻也背叛了共產主義的主要理想；而它也吸收了傳統文化中最利於掌控群體與約束個體的元素，最後形成一種異化的「中國式現代極權」。以下我試著闡述它的性質與形成。

一、文革：紅衛兵與義和團的影子

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表面上以反封建、反資產階級為號召，但其實際行為模式卻與晚清的義和團運動驚人相似。紅衛兵成群結隊鬥批改、貼大字報、遊街示眾，這些行為方式，與義和團焚燒洋教堂、圍毆信教群體、搞扶乩神拳的反西方迷信熱情可謂如出一轍。

兩者共同的特徵是：以道德純潔為名發動群體性暴力，以「清除毒瘤」之名合法化私刑與羞辱，並將個體思考徹底淹沒於群體的狂熱之中。這種「道德驅動的暴力」與「去人化式的群體清洗」，不是現代啟蒙理性所能產生的，而是源自傳統社會中的宗法邏輯與集體懲罰機制——只不過神祇換成了毛語錄，神壇換成了革命聖地。

二、延安整風與「親者痛、仇者快」的道德清洗

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號稱是為了「統一思想」，實際上是一場精神與心理的清洗工程。大量黨員被迫反覆書寫思想檢討、揭發同志、交代內心最深處的懷疑與動搖，最後淪為群體羞辱的對象。這種行為，形式上很像現代政黨的紀律整肅，但也隱含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宗族清議」與「列祖列宗面前請罪」的儀式。它可能部分沿襲基督教（特別是天主教）中的懺悔儀式，但是，又加上集體施壓的行動。基督教裡的信眾往往互相給予心理支援，而在這裡變成互相施壓，要逼出人內心深處的恐懼，讓人完全臣服於集體或代表集體的領導人。

整風不是理性論辯，而是一場自我揭發、自我羞辱的政治儀式，目的是將人的心理徹底改造，使其不再有懷疑、不再有內在世界，只有對領袖的絕對忠誠。這不但背離了馬克思與早期共產主義本來所想強調的自由與解放，更是傳統中國「家天下」文化在政治領域的一次徹底運用。整風之後，黨員不再是同志，而是臣僕。

三、基層治理：「網格員」與保甲制度的現代化

在當代中國，國家對社會的控制並非只靠暴力與意識形態，更透過無所不在的「基層治理」機制。例如，社區被劃為無數「網格」，每個網格設置專人，負責收集民情、監控異動、上報問題，並與警察、社區主任密切配合。

這種「網格員制度」看似現代化的數據治理，實則也可以說是古代保甲制度的現代延伸與細化。清代的保甲制度要求十戶為一甲，由甲首負責監視本甲居民，一旦出現問題全甲連坐。今日的網格治理亦然：居民的思想傾向、上訪紀錄、甚至家庭糾紛，皆被網格員一一掌握，成為信用評分與行政干預的依據。

這不是現代法治社會，而是以數位技術加強傳統人身控制的「新宗法社會」。人不再被視為有主體性與自由意志的個體，而是一個可被登記、標籤、風險預測的節點。權力以關懷之名滲透到最私密的生活之中，延續的是古代宗族對人的全面規訓，只是包裝為「服務群眾」。

四、官場文化：從「孝順」到「忠誠競賽」

傳統中國雖然強調「孝道」與「等級倫理」，但至少有一套清晰的內部規範，如長幼有序、禮法為綱。而今日中共的官場文化，卻是一場沒有底線的「忠誠競賽」。許多官員落馬並非因為真的比別人更貪，而是失去了保護傘、選錯了忠誠對象。

所謂「政治覺悟」、「政治站位」，其實只是要求你對上級與中央意志的絕對服從。這種體制之下，傳統倫理已被顛覆，現代制度亦無法建立，剩下的是一個靠人脈、效忠、表演、攻訐所構成的權力博弈場。每個人都在內心算計，每個人都無法信任別人，每個人都知道表面道德是虛偽的——這正是中國式權力人格的異化總結。

結語：一種文化寄生的極權體制

中共不是簡單的傳統延續，也不是單純的西方思想與制度的移植，而是對兩者最有利於壟斷控制的部分進行組合、調適與創新後，形成的一種獨特的「後極權人格體制」。它從傳統文化中吸取宗法控制、人倫壓迫、群體獻祭式懲罰的邏輯，從西方現代性中借用制度名目、技術工具與意識形態口號，創造出一種人們無法簡單辨認、卻能切身感受到其壓迫與控制的統治形態。

有人把中共的統治模式視為「秦制」的延續。這可能還是有點勉強。秦制確實也是一種集體控制模式的統治，但是，中共的控制更包括了內化特定意識形態，以及對領導者從內心深處發出的服從。也就是說，中共的控制，會比傳統秦制遠更有效能，更透徹。當然，中共也藉用現代科技進行監控，所以更朝向極權統治大步邁進。

我們要反抗的不只是中共這個政黨，而是它背後所代表的、那種能在文化與技術間自由轉換形態的權力邏輯。我們要重建的不只是民主制度，更是能夠抵抗過度服從性與群體迷失的公共人格——在歷史與文化的長河中，這才是真正能瓦解極權根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