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當代中國社會面臨諸多結構性困境，從無人村、社會信任崩解，到官僚體系僵化與國際孤立。每當有批評者提出這些問題時，來自體制擁護者或受其宣傳影響者的反駁往往並非針對問題本身進行理性討論，而是以人身攻擊或各種對專制統治的合理化理由來迴避核心議題。這些理由，實際上構成了對專制體制及其治理失敗的自我辯護話術。

譬如我最近討論到中國大陸無人村的現象時，就有人回應如下：“大陸有地痞流氓、地霸、村霸、鄉霸、連續殺人犯、心理變態精神病患、80%中國上一代,上上上上幾代都有危險不安全型人格障礙.....以上,你都知道嗎? 你為啥對「缺失」特別大驚小怪? “

我對這樣的回應意見實在無法苟同。我至少可以從兩方面做出反駁。第一，“80%中國上一代,上上上上幾代都有危險不安全型人格障礙”，這個比例顯然過高，而且大概不會有任何嚴謹依據。之所以要誇大問題的嚴重程度，估計就是為了合理化解釋為何中共統治成效不佳，或為什麼必須採取專制統治。

（按：我確實也讀過一些心理學書籍，指出人口中有不低比例的人有各種精神衛生狀況。但是，有精神衛生狀況並不表示就不能成為良民，不能成為有積極貢獻的國家公民、社會成員。好比著名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納許，眾所周知，他就有嚴重幻覺，一種思覺失調的精神狀況，但是無礙於他在學術上的成就。）

第二，如果中國人民中確實有較高比例的人有各種心理、社會問題，這其實也很可能是長期專制統治的結果。專制統治讓人民長期處於被剝奪、被壓抑、被扭曲的環境下，得不到好的成長、發展，所以容易變得病態。我們不難發現如下一些個人成長的案例：在中國社會裡由於被認為有先天缺陷或成長條件惡劣而成為棄嬰者，後來卻在西方家庭成長為優秀人才。換言之，社會環境良窳很可能比個人先天條件更重要，更影響人能不能成長為健全公民或有積極創造力的個人。而政治體制則是個人社會環境的宏觀背景條件。專制體制導致層層宰制與剝奪，個人當然很難有好的發展，也就很難不發生各種個人身心問題。

如果許多人民身心發展不健全，難免會反噬專制統治者及其統治機能。但是，這其實已經是一種長期後果。換言之，人民中身心不健全比例高，正是專制體制問題的結果，而不應該是給予專制體制合理化的理由。

也許有人又會說，中國社會比較貧困，才是所有問題的總根源。問題是，富裕社會究竟是怎麼富裕起來的？還是說，他們從來就比較富裕？中國人不肯放棄專制體制，其實正是中國社會長期落後與貧困的主要理由。在西方，西班牙曾經是非常富裕的國度，但是，近年甚至淪為歐豬四國之一。為什麼？恰因為他們是歐洲相對較專制的國家。所以在另外一些西方國家快速進步的時候，西班牙卻相對發展遲滯。偏專制的君主體制拖住了他們的改革腳步。

中國的專制體制問題其實遠更深重、複雜，恐怕是舉世無匹。中共採取激進改革手段，造成了嚴重的痛苦犧牲，卻仍然被專制體制拖住了關鍵改革腳步。此刻，對關稅議題的回應處理方式顯然也是這種拖住改革腳步的又一關鍵案例。簡單說，決策過程只有少數人，甚至只有一人而決，而且顯然摻雜濃厚的個人情緒，而較少對廣大民眾實際福祉的考慮。

二、對中共專制體制及其治理失敗的合理化理由與我的駁議

試圖為專制體制作出合理化解釋的論點，當然不只是上面這些。可能的解釋理由其實五花八門，我比較希望能較系統性地列出這些合理化理由，並且一一作出反駁。以下是一些常見的合理化理由，我也依序提出反駁的意見。

1. 「國民素質低，不適合民主，只能靠專制統治」

駁議：

此論調是典型的「因果倒置」。專制環境下，教育與資訊被嚴格控制，公民社會被壓制，人民長期缺乏民主參與經驗。素質無法自然提升，恰恰是專制制度使然。世界各國民主化歷程表明，正是民主制度塑造了公民意識與素養，而非相反。民主社會是促進公民素質提升的重要途徑，公民素質與政治制度是互相強化的循環。

2. 「社會秩序混亂，需要強人來維持穩定」

駁議：

暴力維穩並非長久之計，穩定應建立在法治與制度的基礎上。強人政治帶來的只是表面穩定，深層次的社會矛盾與民怨被壓制，反而容易引發未來更劇烈的動盪。民主國家的政權更迭，乃制度化的正常程序，而非「動亂」。民主機制設計正是為了解決社會矛盾、避免激烈衝突。相較之下，專制體制看似穩定，實則暗流湧動，缺乏有效管道釋放社會壓力，導致積怨難解，一旦爆發，往往比民主社會更為劇烈。

3. 「外部勢力敵視，國家必須集中權力對抗外患」

駁議：

外部壓力往往被當作轉移內部矛盾的藉口。外交孤立與其說是外部壓力，不如說是專制體制自身選擇的對抗性外交路線所致。民主國家同樣面臨國際競爭，但透過透明治理與內部凝聚力，能更有效應對外部挑戰，並以多邊外交與開放態度減少對立，爭取國際合作與尊重，有效維護國家利益。

4. 「中國人口眾多，地理廣闊，國情特殊，需要專制才能管理」

駁議：

多數大國（如印度、印尼、美國等）都是民主國家，規模並不妨礙民主制度運作。專制治理下的官僚體系常導致效率低下和腐敗，不是人多的理由。多樣性應以包容與制度化協商來應對，而非壓制多元的專制統治。

5. 「經濟發展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

駁議：

集權經濟雖能在初期集中資源發展，但長遠看容易僵化，缺乏創新與活力。許多民主國家同樣取得巨大經濟成就，且經濟成長質量更可持續。中國經濟的早期增長，受益於改革開放與全球化紅利，而非專制體制本身。近年來，專制對市場干預加劇、政治凌駕經濟之上，導致民營企業信心崩潰，資本外流，經濟活力受限。相比之下，民主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具有更強的創新力和穩定性。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why nations fail?”一書的作者，Daron Acemoglu 與James A Robinson就在多方論證後結論指出：民主制（寬容型）比專制體制（榨取型）社會更可能取得經濟繁榮、社會進步。

6. 「民眾本身問題多，自身缺乏責任感，甚至陷入腐敗」

駁議：

這是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或文化決定論，缺乏科學依據。如果人民確有普遍問題，正說明政體長期壓抑社會發展的惡果，恰恰是專制體制失敗的結果，而非其合理性來源。專制體制下的反腐行動，往往淪為政治鬥爭工具，選擇性執法而非制度性反腐。真正有效的反腐機制，需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必須有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和公民監督。專制缺乏這些基本條件，腐敗便難以根治。

7. 「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就是服從權威」

駁議：

傳統不是不可變的宿命。歷史上中國也有「民為貴，君為輕」的思想傳統。文化會隨制度環境而演變，不應成為專制的藉口。

8.「專制能保證決策效率，民主容易內耗拖延」

駁議：

表面上的決策效率，其實常常是犧牲了決策品質。專制下，資訊被過濾，決策容易偏聽偏信，導致重大的系統性錯誤。例如「大躍進」時期，就是在絕對集中的決策模式下，釀成嚴重災難。而民主制度雖然有討論與辯論的過程，短期看似緩慢，實則更能降低錯誤決策的風險，形成「慢但穩健」的良性機制。民主制度中的「拖延」本質上是多元意見的碰撞與權衡，是社會協調的必要成本。

9.「人民滿意就好，不必強求自由民主」

駁議：

專制下的「人民滿意度」往往缺乏獨立公正的衡量標準，民意被過濾甚至操縱，社會氛圍裡的恐懼與自我審查，會讓「不滿」無法有效表達。而真正的民意基礎，不僅是經濟成長或表面穩定，更包括自由選擇的權利、發聲的空間和公正透明的制度保障。民主制度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形式好看，民主制度保障人民在面對權力時有發聲權與選擇權，根本利益不被權力肆意踐踏。

10.「專制才能凝聚民族精神，防止分裂」

駁議：

歷史多次證明，專制政權往往以「民族大義」作為合理化工具，將內部“分歧”視為“分裂”威脅，並將異議者標籤為「分裂威脅」來源。結果壓制多元文化、破壞社會共識，而加劇矛盾。真正的民族凝聚力來自各方在平等與尊重中找到共同點。民主制度能保障多元認同的並存，經由制度化協商來凝聚共識，防止社會真正撕裂。

11.「民主是西方的，不適合中國」

駁議：

民主價值並非某一文化專屬。事實上，民主理念中的公民參與、權力制衡與法治，是普世價值。亞洲已有許多國家成功實踐民主，如日本、南韓、台灣、印尼等，說明民主並非「西方專利」。民主是否適用，不在於地理或文化，而在於人民是否渴望公正、自由與尊嚴的生活。

12.「天下烏鴉一般黑，哪個政權沒問題？」

駁議：

確實，任何制度都有其缺陷，民主國家同樣存在腐敗與政策失誤。但關鍵不在於「是否存在問題」，而在於「問題能否被發現、討論並且有效糾正」。民主制度的優勢在於自我修正機制：有獨立媒體與輿論監督，能揭露政府失誤；有司法獨立與問責機制，可以追究權力濫用；政權可透過選舉和平更替，避免積弊深重。相比之下，專制體制壓制資訊與批評聲音，使得問題累積發酵，直至不可收拾。例如，公共衛生危機、金融風險、地方治理失控等，在專制下往往被掩蓋甚至粉飾，延誤解決時機。所以，問題普遍存在，但制度設計決定了能否有效應對。正因「天下烏鴉不少」，我們更需要一套能驅散烏雲的制度，而不是自暴自棄地接受黑暗。

13.「毛澤東時代的悲劇已經過去，而且中共已經改變路線，不必老是記得既往、老翻舊賬，眼光應該看向未來」

駁議：

這句話其實是「歷史迴避型話術」的一部分，屬於情緒性逃避責任邏輯。歷史不是包袱，是警鐘。不是為了要抱怨而回顧過去，而是為了警惕。毛澤東時代的錯誤路線，包括極端集權、政策災難（如大躍進、文革）、對人性與社會活力的壓制，絕非歷史孤立事件。現在的體制基本邏輯並未根本改變：權力仍然高度集中、批評聲音仍被壓制、政策決策過程缺乏透明與制衡。遺忘過去，恰恰讓歷史悲劇重演的風險更高。歷史如果不被記住，就會重演。表面上改革開放之後，中共似乎放棄了毛時代的極端政策，但實際上，黨國一體、壓制異議、權力缺乏監督等深層體制結構並未有實質性改變。甚至在近年，倒退跡象愈發明顯。例如對私營經濟的打壓、對言論空間的收緊、對個人崇拜的重新塑造，都說明「毛式政治」並未真正遠去，而是換了包裝繼續存在。要面對未來，必須先面對過去。真正面向未來，不是選擇遺忘，而是選擇反思。德國、日本等歷史上曾經深陷極權與戰爭災難的國家，正是因為誠實面對歷史，反思制度性錯誤，才避免重蹈覆轍，走上穩健的民主與法治之路。而那些拒絕檢討過去的政權，往往只是將舊錯誤以新形式重演。

三、結語

為專制進行合理化辯護的這些說辭，表面上看似「現實考量」，有一定的邏輯性，但經不起深入檢驗。其理由實際上大多屬於邏輯謬誤、因果倒置或以偏概全。專制制度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人民素質不足、國情特殊，也不是外部壓力所致，而是它內部制度性缺陷所導致的無可避免的腐敗、壓迫與失能。問題主要不是偶然的，而是循著結構發展的結果。希望大家能超越表面論述，拋棄過度的情感牽繫，看清楚專制體制對中國社會深層次的侵蝕。

中國大陸當下的諸多社會問題，不應僅歸咎於所謂的「歷史包袱」或「國民素質」，更應深入剖析專制體制下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及其惡果。諸如：

權力失衡，權責不對等，缺乏監督；

地方治理失能與基層潰敗（如無人村現象）；

官僚體制僵化，缺乏責任追究機制；

資訊封閉，媒體受控，社會輿論壓抑，問題難以及時曝光與矯正；

權力高度集中，決策失誤帶來嚴重後果。

唯有民主與法治，才能在充分保障人民自由的同時，建立真正長治久安的社會秩序。對這些專制合理化迷思的拆解，是每一位關心公共事務者的重要責任。那些感性抗拒民主化的人士，很可能要深思他們的抗拒行動究竟為中國社會帶來了什麼樣的長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