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爭鳴女士是一個年輕女性，人還在牆內，但是，她的閱讀、解析與思考，非常有深度，也能夠展現獨立思考的能力。我非常佩服她！

有時候，我會感嘆，台灣的一般年輕人在較自由、寬容的環境下，似乎思考深度倒比較少達到這樣的深度。

一位台灣大學的學生（好像是我在社會學系的在學學妹），寫了“上台大便”這首歌，引起了坊間的一點騷動。大家不免震駭於作曲者的大膽、放肆。恐怕也不解現在的年輕人究竟是怎麼回事。不知道她父母親作何感想。

我對這位學妹倒沒有直接的負面評價。我作為社會學系的系友，熟悉社會學背景可能讓人做出什麼樣的行徑。社會學的思考訓練強調批判性的思考，宏觀面的思考，也強調從表面的和諧中看到矛盾、衝突的存在。在這種訓練下，產生較叛逆的思維，並不奇怪。

不過，我比較遺憾的是，這位學妹的思考，似乎還是很局限。她顯然是在為了現實中畢業後能不能順利就業而焦慮。但是，她的表述我還是覺得太粗糙。為個人就業而焦慮，我覺得境界終究不高。而且，如果真為就業焦慮，恐怕不宜公開做這樣的表述，恐怕會嚇壞了外界的人士，包括許多企業主，將來出了校門，恐怕會遇到更強的就業阻力。甚至也讓其他社會學系的人受到不良影響。

事實上，我以為之前太陽花運動時期，社會學系的學生的表現，已經讓社會上對社會學系的觀感很負面（儘管這種評價並不公平。但是現實好像就是這樣）。

我覺得，要嘛不要讀社會學系，要嘛就對未來就業之路有心理準備（當然，社會學系或許可以藉著輔系制度或兼修制度來增加其他就業技能）。用極粗糙的方式對出路問題表示抗議，我不覺得是好辦法。也許會對系裡或整個社會學界產生警醒的作用，這倒也有積極意義。不過，壓力直接加在社會學系或社會學界其實也並不公平。

真正最糟糕的情況可能是：既沒有學到社會學的視野，也沒有學到就業需要的任何專業，而又為了就業而焦慮不已。這就很遺憾了！

再回到安爭鳴女士的例子。我以為，她在一個對自由思想來說極度惡劣的環境下，卻似乎更激發了她開展獨立、自由思想的動力。這大概是很出乎意料的、值得欣慰的結果。

我看到，中國大陸出來了一些學界異議人士，如許成鋼、朱嘉明、吳國光、周孝正、秦暉、劉仲敬...等人，這些人卻都很有學術野心，有卓越的才識，並不因為處於中國大陸那種思想封閉的環境而被限制。這種現象倒值得深究。（不過，我不免還是覺得，他們終究受到唯物論的毒，而偏向忽視信仰、忽視具某種神聖性的價值觀念的作用。這恐怕還是會造成問題。）

面對專制的壓迫，是反抗還是妥協？知識份子的命運悲劇：《第六病室》[俄]契訶夫（Ward No. 6, by Anton Chekh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