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非理性”的問題，是個值得深入討論、研究的議題，因為它常常和悲劇相聯。在中共發起的“大躍進”運動中，提到要“放衛星”，要“土法煉鋼”，要“畝產萬斤”…，結果卻是幾千萬人餓死。這是集體非理性。文革說“造反有理”，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批林批孔”，結果文革被稍後的中共官方定性為“十年浩劫”。這也是集體非理性。

希特勒與納粹的作為也是集體非理性的極端案例。希特勒曾經提出“憐憫是一種原罪”，“所有時刻全世界最邪惡的猶太人”，“剝奪青少年的思考力”…等名言，讓世人愕然。不過，納粹的集體非理性主要並不只是表現在口號上，而更是直接執行大規模屠殺行動。納粹使用毒氣室等方式進行系統化的種族滅絕行動，這是納粹大屠殺的一個特徵。有歷史學者指出，這是在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如此公開地進行大肆處決。遜位末代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曾經對納粹崛起懷抱期望，但是之後卻完全失望了。他對希特勒評價如下：“他用一群騙子與瘋子率領的暴徒把德國人自此變得狂熱而冷漠”。

集體非理性當然不只是這幾個極端案例，而是普遍存在的問題現象。上述現象只是較受到矚目的案例。不管是在民主國家中，或者專制國家中，其實都存在集體非理性問題。也就是說，即使是民主制也並不能夠避免集體非理性問題。

我之前曾嘗試指出，集體主義與集體非理性之間有著密切的相關。而集體主義和專制制度有較親和的關係。所以，我以為在專制制度下較容易激發集體非理性。但是，也有人特別質疑民主制下的集體非理性問題。集體非理性問題無疑很普遍，大概沒有任何政治體制能夠完全免於集體非理性問題。所以，在民主體制下一樣也會出現集體非理性問題。譬如，大家熟知的所謂“多數暴力”(tyranny of majority)的問題，就可能與民主決策模式有關。另外，有個“團體思考”（groupthink，或稱為“團體迷思”）概念，指在團體共同決策過程中，可能反而形成更大膽的決策，也就是可能涉及非理性的決策。但是，儘管如此，我仍然以為在專制體制下更容易出現集體非理性問題。

說集體非理性問題更可能出現在專制體制下，這又是個論證困難的經驗命題。遺憾的是，要“驗證”(verify)任何社會科學上的經驗命題，而且是有概括性的命題，都幾乎不可能。這一點在英國哲學家Karl Popper的方法論討論中，已經對採用歸納法驗證命題的主張給予了相當強有力的反駁。只不過，儘管他想要用“否證法”(falsification)來替代驗證方法，卻也並不成功。尤其是在社會科學領域裡，要嚴格證明概括經驗命題，始終是個難題。提供佐證性的討論則比較可行。以下，我就試著拿德國和中國的初期民主化過程及其與集體非理性問題的複雜關係為例來加以討論。

在20世紀初，中國與德國都分別嘗試走向民主化。但是，在過程中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問題也都與集體非理性有關。德國在威瑪共和時期出現了納粹崛起的問題，而中國則在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陷入持續內亂狀態。但是，我想試著藉這兩個例子指出，問題也許是發生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但是主要問題並不宜逕行歸咎於民主化本身，而更多是前期的專制體制及其他因素所導致。而且，我也將嘗試指出，民主化其實還是比較有利於化解這種集體非理性問題。

德國納粹黨得以獲得執政權大體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而納粹的作為固然涉及集體非理性；而當時的德國人會選出納粹黨作為執政黨，可能也是陷入了某種集體非理性的狀態。總之，民主制無法保證免於集體非理性的問題。這一點當然值得檢討。

納粹執政是靠民主制中的多數決原則產生的結果，而納粹執政也給世界帶來嚴重的傷害悲劇。其實在大選的時刻，已經有人對納粹黨的一些主張感覺不安，甚至明白表示反對。在納粹執政的10年前（1923年底），納粹黨就曾經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館發動政變，只是政變失敗了。這時候已經有不少人對納粹心存疑懼。但是，顯然也還是有很多人認為納粹是德國再度崛起、強大的希望所寄。所以，納粹還是在1933年以三成多的選票成為當時德國最大黨，也因此成為執政黨。

針對納粹得以執政這件事，民主制究竟應該負起多少責任，其實問題還很複雜。我們可以看看下面我所列出的兩個公式（以公式形式表述，當然是為了簡化說明程序）：

公式I：F(德國民主制)= 納粹黨執政

公式II：F(德國千餘年的君主專制及其所養成的習性，一次大戰的戰敗，不平等條約帶來的羞辱與苦難，30年代大蕭條與6百萬人失業的困境，初試民主化)= 納粹黨執政

兩者相比，後面這個公式顯然是比較完整的因果考慮。而在這樣的因果考慮中，德國民主化對於納粹的崛起應該只是並不太重要的影響因素。我大膽推論，即使當時的德國並沒有走向民主化，以當時德國的政治氛圍，納粹黨也還是很可能會執政。重要的是，當時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已經出走，一時群龍無首，而也沒有哪個人或哪個黨有足夠的政治威望來領導德國。興登堡元帥雖然有一定的威望，但是他畢竟已經很老了，而且又因為德國戰敗，他已不再有當年的雄風。另外，他似乎並沒有組織一夥人來幫襯自己，所以大概也很難鬥得過納粹黨。

此前，德國經歷了千餘年的專制歷史，多數人很可能已經養成接受專制體制的普遍習性。另外，19世紀下半由俾斯麥領導時期展現了德國的強大，也讓德國人感到驕傲。反之，德國走向民主化，只是一戰後到納粹崛起之間短短十幾年的歷史（1919-1933），而且這時候正是德國處在最風雨飄搖、苦不堪言的時期。1930年代初的德國，剛剛經歷了戰敗、不平等條約及其帶來的系列身心痛苦，又遇上全球性的大蕭條，失業人數高達六百萬人，失業率達25%。人民生活極度困苦，又失去尊嚴，集體的仇恨、自憐情緒因此不斷鬱積。而對於民主化，一般人可能只是消極接納，未必有多少熱情，也談不上對民主制的運作很嫻熟，估計一時也很難從中獲得明顯的好處。按照社會學者韋伯的說法，在1919年甫戰敗時的德國，其實有一股仿效俄國發動共產革命的浪潮。但是，韋伯等人極力勸阻。最終德國並沒有爆發共產革命。但是，群眾求變的期待情緒卻仍然在蓄積。

俾斯麥執政時期的成功經驗，很可能使得許多德國人期待再有強人出頭來領導國家，所以他們也比較願意接納納粹的強悍行事作風。這種對強人領導的集體期待心理不但是對希特勒執政很有利，而且對納粹把德國再度變成不民主的“第三帝國”也很有利。而一戰以來所蓄積的集體仇恨情緒稍後也終於又促成了二戰的爆發。

至於納粹會屠殺猶太人，雖然也有複雜的原因，但關鍵還是集體仇恨情緒在尋找發洩出口。而當時的德國社會長期存在著對猶太人的一些心結與流言蜚語。一次大戰的戰敗與接續而來的生活困苦，更讓許多德國人把怨氣朝向猶太人。猶太人被描繪成是社鼠城狐、國之蠹蟲。這些其實是帶有歧視、偏見的看法，但是在集體非理性的狀態下卻被成倍放大，最後導致了大屠殺悲劇。納粹的崛起本身就是德國先前悲劇的結果，但是納粹自己又造成了更大的悲劇。而整個過程裡，集體非理性是支配著集體行為的主軸。仇恨情緒是這股集體非理性的主要內涵。生活困苦的德國人必須找到仇恨的對象，於是昔日就被許多人厭惡的猶太人就成了代罪羔羊。但是，這種集體仇恨主導的行為除了發洩情緒的作用外，並沒有給德國人帶來幸福，而是讓德國人陷入更悲情的處境。問題是，當時的德國人顯然控制不住這股集體非理性情緒。

上述討論的主要問題成因，其實和民主制沒有太大關係，而是和戰敗刺激有關，以及曾經的帝國榮光有關（納粹所謂的“德意志第二帝國”）。至於對猶太人的厭惡，那也是長期積澱的情緒，比較不是德國民主化以後才有的問題。之前長期的專制傳統，相比於十幾年的民主化，在人心中所起的作用並不等量，前者應該還是比後者更根深蒂固。

也許問下面這個問題會有一定的分析意義：如果在1918、19年，德國沒有走向民主化，而是仍然維持著專制體制，是不是就有可能免於納粹造成的悲劇呢？但是，1918年底，德國爆發了革命。德軍從境外調回，但是拒絕鎮壓革命。這反映出當時的德國軍方對皇帝也很失望，所以並不打算維護君權。德皇只好流亡在外，不久被卸除帝位與王位（普魯士國王）。也就是說，德國走向民主化，本身並不是民主體制或民主派人士的作為，而是出於前期帝制的部分勢力對帝制失望的結果表現。而再從後期的表現來看，當時一般德國軍人對納粹黨顯然樂於擁抱、服從，而並不抵制。民主化顯然只是無力改變這種態勢。。

有一點值得一提，就是納粹實際開始作惡的時候，他們已經又把德國變成非民主的國家。真正作惡的德國，已經是處在非民主狀態下的德國，而不再是威瑪憲法下的民主德國。希特勒操弄國會，通過所謂“解除人民與帝國苦難法”，把德意志國變成所謂“德意志第三帝國”。從1933年起，德國其實已經不再是民主國家。而納粹的主要暴行是在第三帝國時期發生的。

德國在二戰期間（及稍早）所造成的傷害悲劇之所以嚴重，可能部分和當時德國人的集體主義思潮有關。這種集體主義表現在其集體紀律上。德國軍隊在戰場上的英勇很可能就是其集體主義的結果。這種集體主義，我猜想可能和其教會的作用有關。教會有凝聚社群的作用。甚且，這種集體主義還含有一定程度的自律特質。總之，這種集體可能具有高效能。而這種高集體效能也可以在其他的場合上發揮，包括在戰場上。甚至在展開屠殺行動時也同樣具有高效能。

也許有人會進一步質疑：新教倫理不是含有個人主義的意識嗎？為什麼卻又促成了集體主義？我的想法是，教會促成的社群意識雖然可能並不直接就等於集體主義，但是在敵愾同仇的集體情緒下，社群意識很容易轉換成為集體主義。反之，我以為，相對於中國人的家族主義，西方人的個人主義其實更容易轉變成為集體主義。個人主義氛圍下的個人，其實可能更容易被某種集體象徵事物所吸引。另外，中古時期西方的“領主制”，可能也比傳統中國的、主要由流官管理的“郡縣制”容易促進社群意識。

以上嘗試解釋納粹之所以會有集體仇恨情緒，又會造成如此巨大的傷害的成因。重要的是，這些成因大體和民主制關係不大。當時德國的民主初體驗，無法預防、化解悲劇，但是，主要的促成因素應該是前段的歷史恩怨及長期的文化機能的作用。

中國的民主初體驗，大體也是一系列的悲情歷史。

百餘年前的中國，名義上走向民主化了，實質上大概只是一點點的民主操作：民國2年4月間終於勉強有了中華民國的國會。但是，國會剛才在同年10月初選出了袁世凱擔任第一任總統，11月初就被實質停擺了，隔年1月更就被解散了。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時期，國會曾經恢復運作。但是，很少人認為這時候的中國是實實在在的民主國家。這時候的中國處於混亂狀態，內戰時起，百廢待舉。北伐以後，中原大戰、國共內戰相繼而來。國共內戰與日本侵華戰爭更是互相絞纏，最後，多少還維持著民主制名義的國府還是敗退來到了台灣。中共建政，固然未實施民主制，台灣在兩蔣時期也未實施完整的民主制，大體是屬於威權體制。真正實質的民主化，大概要等到1996年在台灣全民普選總統。但是，中國大陸上從1949年以後，連民主化的嘗試也不曾有過。

如果要用公式來表述百年前中國的民主化失敗，特別是解釋中國陷入混亂的成因，也許可以有如下的公式：

公式：F(中國二千餘年的君主專制及其所養成的習性，西方工業革命並與中國通商導致中國農村破產，清末的歷次戰敗與不平等條約帶來的羞辱與苦難及其造成的革命激情，民國初建百廢待舉，凡爾賽和約使中國知識青年對英美法的失望與對日本的反感，俄國共產革命後對中國革命的召喚，30年代大蕭條，國民黨右傾並向財團企業主傾斜，初試民主化)= 內亂頻仍、共產黨崛起

上面的公式暗示，民主化在民國初年的中國，作用其實很小。共產黨得以崛起，更多是走向全球化的世界變局帶來的效果，而這個全球化又是以西方的率先工業化與積極推動國際貿易為驅力；至於俄國對中國的影響力，也許比較適合視為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環。日俄之間的矛盾，也是廣義全球化的一部分，而中國則是兩者矛盾的主要犧牲品。傳統中國則要為缺乏基礎建設、社會互信低落與普遍存在的舊式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負責。

我們不妨再問：如果當初不是建立民國，而是直接建立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或者，不是君主制而是強人威權體制，中國是不是就不會陷入內亂，甚至不會走上共產主義之路呢？問題是，君主制也需要條件。袁世凱後來不就是想要稱帝嗎？為什麼會又倉皇下台呢？因為在人心中他並不具備皇帝的“天命”。也沒有其他的人更具有這種天命。

再者，民國元年的情況，名義上是民主制，事實上是強人威權體制。只是，袁世凱沒有得到人民足夠的信任。建立民國，其實主要是暫時免於中國再陷入干戈的做法。如果袁世凱逕行自立為君主，勢必直接和國民黨撕破臉，接著很可能就爆發戰爭。事實上，戰爭也還是陸續爆發了。說明彼此的互信非常薄弱。再說，國民黨對袁世凱與北洋政府的抗爭也不是循著民主制的途徑發展出來的現象。民主制事實上根本還沒有被確立。根本的問題是這時候就是缺乏一個有足夠威信的權力中心。

中國在民國以後會陷入持續的內亂，我以為有兩個關鍵因素：一、社會互信低落；二、缺少有足夠威信的領導者。前者除了與傳統制度與文化有關外，異族統治很可能又增加了問題的嚴重性。至於後者，以袁世凱來說，他很可能已經是當時威信最高的領導者了。但是，國民黨人卻對他極度不信任。尤其因為宋教仁被刺殺，這個信任更形崩潰。而如果是袁世凱刺殺了宋教仁（我以為這個可能性還是最高的），反映的是袁世凱的權力欲、權謀與不卹人命的性格。這種性格的人卻能享有最高的威信與權力，這個社會本身其實已經是很有問題的狀態，它缺少可免於讓這種人掌握權力的防阻機制。

權力在中國社會裡是特別具有誘惑力的事物，卻也是最會引發他人疑慮、競奪或抵制的因素。這可能是一個長期資源匱乏而且權力集中社會中所形成的態勢。

民主化理論上應該可以有助於緩和人們對權力的飢渴。但是，對於已經處於權力結構上層而仍然感到權力飢渴的人來說，民主化卻是阻擋掌握更高權力的因素；或者，對另外一些人來說，民主化則是給了他們參與搶奪權力的機會。總之，那份權力飢渴心態還沒有得到緩解，民主化卻促使他們更熱衷於搶奪權力。是不是需要更長的時間，民主化才足以緩和那種權力飢渴心理，民主化帶來混亂的現象才比較能夠減少？

如果拿中國與德國的民主初體驗做比較，兩者有個很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德國大體比較沒有持續性的內亂，而且再度崛起的速度很快。也許是因為德皇威廉一世時期的建樹為德國社會奠定了雄厚的基礎；也許是基督教倫理維繫了社群的凝聚與普遍互信。另外，民主化本身很可能也使德國免於爆發內亂或革命。甚至，即使是納粹執政這件事，也因為是民主多數決的結果，所以異議者也難以強有力地反對。而興登堡會當選總統，則可能反映德國人對舊官僚或軍人並沒有太強烈的反感。

民國初年的中國可能缺少那種互信，也缺少對前期官僚的足夠信任，於是陷入內亂之局。共產黨則以相對較清新的、富有革命精神的面貌出場，而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肯定。國民黨依違於蘇俄與英美之間，後期又得不到美國的充分信任；再者，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打擊可能也讓共產黨得到更多人的同情。當然，共產黨最後得以執政，蘇聯的作用應該還是最具有決定性的。也就是說，中國社會內部對共產黨的支持很可能並不充分，並不具有決定性。估計許多民眾在國、共兩黨之間其實並沒有想要選邊，而只是消極地接受結果。倒是在共產黨全面贏得內戰以後，許多人可能對中共有了強烈的附從意願，可能是從結果窺見中共具有統治天命，而毛澤東也樹立起了天命統治者的英姿。

人民接受中共作為統治者，這一點未必適合視為集體非理性，因為人們其實找不到什麼更好的選擇，或者到了最後根本就已經沒有其他選擇。但是，接著發生的一系列運動，造成了嚴重的災難、悲劇。這時候，人們應該表示反對，卻缺少這種表態。彭德懷質疑大躍進，卻被群起責難。那些責難者究竟是相信大躍進政策路線正確，還是因為那是毛澤東所主張的政策？這是個令人玩味的問題。但是，我相信很多人確實放棄了獨立思考、判斷的義務，而信賴毛澤東天縱英明的領導、指引。他們很可能也從不認為每個人都有獨立思考、判斷的義務，尤其是對政治的事務。

美國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平凡的邪惡”台灣一般譯為“邪惡的平庸性”) 一書中，提出了如下的獨特說法：“邪惡根本平庸無奇：邪惡無根，像是細菌沿著潮濕的表面擴散；邪惡亦無本，缺乏深度。“對她來說，邪惡的關鍵問題是在於“不思考”(thoughtlessness)。但是，很多人大概不會認為不思考會和邪惡有關係。甚至有很多人會把不思考和“質樸”連結，而給予某種正向評價。

大躍進與文革，大體上是近代中國人集體非理性的最極端表現。這裡面充滿了情緒：要中國快速富強，要超越英國、美國，要創造生產奇蹟，要造反，要鬥爭，要文化革命…。但是，這些能不能行得通，會帶來什麼樣的災難，大家難道沒有疑慮？一定有。但是，大概很少人深入思考，更少人敢於說出來。唯一、唯二敢質疑、敢反對的人則受到大家的嚴厲責難、打擊。然後，整個國家就朝著災難悲劇大步前進。這是集體非理性。當然，此時對毛澤東的神化信賴，又可說是前期系列發展的結果。人民前期對政治的冷漠、不思考，促成了此時對毛澤東的神化信賴，乃至授權。然後，悲劇接踵而至。我們也許還可以追問，那麼，現在呢？現在一般人對政治習於進行獨立思考與判斷了嗎？從而，悲劇會不會再發生呢？

其實，中國的災難悲劇一直都在發生，現在恐怕又在大爆發的邊緣。世界會陷入這樣的痛苦疫情，不能說中共沒有責任。而中國大陸各地陸續進行的動態清零，乃至封城，也造成了不小的民怨。這背後，也還是關係到人們是否習於進行獨立思考與判斷。那些只知道“奉上令行事”，壓制人們自主性行動的人，很可能就是放棄思考，放棄為自己負責的人，和納粹軍官艾希曼類似。如果兩岸爆發戰爭，估計像艾希曼這種“奉上令行事”的軍官也會多如牛毛。而傷害悲劇也就繼續上演。只是參與製造悲劇的人可能當下並不自覺，因為他們放棄思考、放棄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台灣的民主化經驗也值得稍做討論。現在有許多人對台灣的民主化很不滿，尤其是藍營。大陸人士則常常嘲笑台灣的民主制，認為無效能。我不擬在此反駁這些批評意見。2022年IMD世界競爭力評比，台灣名列第七，名列前茅。這應該是比較有評價參考意義的材料。那些不滿的人，雖然未必沒有道理，但是有些人說台灣一無是處，就可能陷入了主觀情緒中。這種極端情緒反應也有可能導出一些非理性行為。台灣競爭力表現優秀，主要未必是執政者的功勞，而更可能是人民與官僚群的的素質與努力的結果。但是，執政者可能還沒有太嚴重的失誤，可能也還是其中的部分原因。

台灣是有一些讓人失望的景象。對此，我並沒有什麼異議。民主制比較能容許人犯錯。而多數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在民主制下會犯錯。特別是從我群中心主義思維出發，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往往互相歧視或心存偏見。台灣藍綠之間的摩擦、對立，部分源於此。而民主制並不能直接消弭這種歧視、偏見。甚至還因為競爭權力與權利，還會渲染這種歧視、偏見。這就越發可能導向集體非理性了。但是，我們很需要做出客觀、公允的整體評價。過度否定的評價，可能導向集體非理性反應，並造成嚴重的不幸。

不過，無論如何，我對台灣內部的發展還是持審慎樂觀的看法。即使存在藍綠之間的對立，目前的台灣也還是維持著大體和諧的局面（真正的危機還是在於兩岸之間。藍綠的對立，如果摻和進兩岸問題，問題也就變得非常嚴峻了）。我相信，台灣內部之所以還能夠大體和諧，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民主化的結果。也就是說，彼此之間的怨氣其實隨時可以發洩，也就比較不至於鬱積、爆炸；可以言詞發洩，也就比較不會出之以暴力；另外，可以選出多數人支持的首長或議員，一般民眾也會比較服氣，而不會有太強烈的怨氣。

總之，我還是堅信民主化有助於化解或緩和集體非理性問題。專制體制才更容易讓集體非理性問題變得更嚴重，結果更糟糕。至於那些喜歡拿納粹等問題來批判民主制的人，我希望這裡的討論能夠幫助釐清其間的複雜因果，為民主制洗刷過度的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