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強者的故事，是高知識份子們的說書。

最近因 KANO 電影的火紅，日據 (或日治) 時代的記憶，又成了話題。

我，不想挑起任何民族間的仇恨，但也不希望因個人記憶的不同，而讓歷史的回顧，有了不完美的故事。

我不是出生在日據 (日治) 時代，但因是父親老來的屘子，因此有了老父親“日本時代”的記憶。從牙牙學語開始，父母就是雙語教學，學的是閩南話和日語。那時，離“日本時代”剛去不遠，父母仍抿著鮮明的記憶。他們的昨日故事，成了我成長歲月時的鄉音。及長，和老父親的夜語，或是旅行時不盡的談天說地，也讓我有了“日本時代”的記憶。

老父親因著他青少年歲月時的寄意，一輩子都想著去日本看看。為此，我們也一同踏上太陽旗的土地幾次，他填滿了他青少年時的缺角；我，則多了面對面的新“日本”記憶。

老父親和老母親的“日本時代”記憶，都有酸甜苦辣。他們大半輩子，都生活在中部的農業重鎮，受過日本式的教育，也看多家鄉裡的日本人。

他們說，他們那個年代，家鄉的日本人是友善的，是親民的，但也是嚴厲的官吏。但，他們的父母年代，也就是他們童年時，家鄉的日本人是侵略者的嘴臉，是強者的姿態。

老父親最常說，是那“紅花白花的故事”。記得，一日與一舊鄰長輩話家常時，談著談著，我們就說到“紅花白花的故事”。她非常訝異地問，為甚麼我這麼年青，卻知道這個“被遺忘”的老故事。她說，他的父親時為街長，“紅花白花的故事”就是發生在他的任上。她沉默了些時，才悶著說，那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時代傷痛。而那個痛，它沒有聲音，只翻滾在少數人的閒言裡。

她，接著說出“紅花白花的故事”。

剛開始時的“日本時代”，軍人思維的統治者們，為易於接管鄉鎮 (時稱為街)，在地方上廣發英雄帖。帖分兩類，會分兩廳；來客一配紅花，一給白花。等賓客到齊後，白花廳一關，大刀隊員們盡出，刀起喀嚓一聲，刀落人頭落地。而那紅花廳呢，傳來歌舞喧喧，多聞佳餚美酒碰撞聲聲。雖說，白花廳裡不乏盜匪巨寇，但似乎也不缺那“不聽話的豪傑”。這，就是強者的聲音。沒有司法，刀起刀落，只見殺雞儆猴。

老父親也愛說，在那專賣的年代，物資相對較為匱乏。因此，到山裡走私山產紙張等等的生意好做，更是暴利。為此，年青的他常是午後搭車去山區，夜時採買好物資，趁午夜時沿溪河挑擔急行下山，天明前返家藏好，再一一偷賣謀利。

一次，因同夥有事擔擱，過了天明而曝光，招日人遠來追捕時，大家慌忙棄物各逃。還好一獨身中年同夥，自己挺身頂罪，大夥才都平安無事。從此，他不再往山裡冒險討生活，怕身為獨子的他，如是事敗被補，將獨留父母無依無靠。

一個故事，看到那個“日本”年代，物資多專賣，以致昂貴匱乏，而在中南部鄉鎮更顯嚴重。因此，在人屋簷下，有時就必須冒險討生活。

老父親也提過，一段堂叔的滄桑。他說，堂叔在家排行老二，因此“日軍”拉軍伕時，他成了避不開的唯一選擇。到了南洋打仗，不久因水土不服生病，還都仰賴老父親遠從台灣寄藥給他醫治，才免夢留異鄉。後來瘦弱的身體受不了日軍的不斷壓榨，獨自逃到森林過活，直等二戰結束後三個月，才知道日軍戰敗了。因此，還得靠家人寄錢去南洋給他，才回得了家。回台灣後，窮其一輩子，都沒能為自己向日本討回任何公道或薪資。

在家鄉，有一“小學校”，從小就聽說是給日本小孩唸的，台灣人只能唸公學校。台北唸書時，曾幫忙過學校整理老校友名錄。看是“日本時代”時的名冊，多見日本名字，台灣人只偶見幾個。教育的平等，似乎只見少數，不見博愛。

從小，父母叫著姐姐們的名字，都是日本名字。清明祭祖時，看“皇日”位列幾位祖先名諱兩旁，在在都告訴著，那是一段不一樣的記憶。老父親又說，所有在台的祖先，清明時，少了一代無法親臨祭祀，因“日本時代”時被“因故”遷移了，也留無記錄，無可追查。重視敬祖的老父親，因此甚是自責。而那個自責，也因他的記憶，留給了我們。

一段記憶，因地緣，因背景，總有好的壞的。一段記憶，它不是“日據”或是“日治”那樣可簡單地說明的。一段記憶，都是每個人或是家庭的寄意，也是歷史。因此，它無需你我來告訴，要每個人如何記憶或寄意。

歷史，是強者的故事，是高知識份子們的說書。但你有你的記憶，我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