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吳明益（1971-）自言，藉著寫小說來認識、思考人的存在，也為了無能看清這個世界，以及因為內在的不安與無知而寫小說，並試著學習「如何莊嚴地忍受命運的變化」這回事。其長篇小說《單車失竊記》（2015）藉由尋找跟父親一起神秘失蹤的腳踏車，寫出臺灣日常生活現代化的歷程、殖民歷史、戰爭創傷，和深陷其中的人與動植物的變遷，場景從臺北流轉到南投埔里、高雄岡山，或從馬來半島至滇緬叢林，其內容涉及臺灣史、二戰戰史、臺灣單車發展史、動物園史、蝴蝶工藝史、中華商場興衰等，作者說，「不是基於懷舊的感傷，而是出於對那個我未曾經歷時代的尊崇，以及對人生不可回復經驗的致意」，且把經驗的浮渣轉變為語言的黃金，如同撿起被世界遺棄於路邊的垃圾，將之化為美好的事物，可謂充滿創作野心，表現手法亦十分特異，可視為吳明益的一種「小說實驗」。《單車失竊記》問世後，獲得臺灣長篇小說金典獎，還入圍國際文學獎項，深受文壇關注，引起諸多討論。尤其《單車失竊記》的寫作特色，值得進一步予以分析。
（二）敘事設計緊密
《單車失竊記》情節繁複緊密，如齒輪般齒齒相扣，足見作者敘事設計之苦心孤詣，形成此書一大寫作特色。小說採第1人稱敘述，「我」是1家製片公司的特約攝影以及自由撰稿者，工作之餘也是1個腳踏車迷。父親為西門町中華商場的裁縫師，在商場拆除的隔天，突然與所騎的幸福牌腳踏車一起神秘失蹤，開啟本書的疑問語碼（Hermeneutic Code），吸引讀者跟敘事者一起進入故事。
20年後，「我」翻閱家族相簿，看到父親、友人與幸福牌腳踏車的合照，因此引發「我」想尋回那輛幸福牌腳踏車。未久，老貨舖朋友阿布於老鐵馬社群網站，得知此車存放在收藏家小夏之處，「我」乃與阿布一起南下找小夏，親眼看見這輛已改裝過但猶存琺瑯廠徽，與車身號碼同為「04886」的幸福牌腳踏車。「我」試車後想買下，唯小夏說此為「非賣品」，這輛車原本是1間咖啡店裡的擺設，他因為看上此車，每天去那間咖啡店，想請老板把車讓給他，結果老板說車並不是他的，是他女朋友的朋友借他們擺設之用。小夏想進一步認識咖啡店老板和車主，接頭的卻是咖啡店老板的女友Annie，她原本要把車還給車主，然車主已不住在臺北，Annie住的地方又太小，因此暫時把車寄放在小夏那裡。
接著，「我」透過E-mail聯絡上咖啡店老板阿巴斯，他是原住民，從事攝影工作之餘也是車迷，得知阿巴斯和女友Annie分手了，咖啡店亦已原址轉讓。「我」與阿巴斯約在轉讓後的咖啡店見面深談，兩人成為朋友，「我」去南投久美部落聽阿巴斯父親巴蘇亞生前所留下，關於日本時代從軍回憶的錄音帶，未久意外接連收到Annie的E-mail回信，內容卻是像小說的文字，寫的是製作蝶畫的女子阿雲的故事。後來，「我」才得知，回信都是Annie友人薩賓娜寫的，那輛擺設用的幸福牌腳踏車目前亦為薩賓娜所有，而薩賓娜小說中的主角阿雲原型正是她的先母。「我」和薩賓娜、Annie一起見了面，了解這輛幸福牌腳踏車的來龍去脈。
原來單親媽媽薩賓娜帶兒子去木柵動物園，發現1輛與亡父生前所騎的同款幸福牌腳踏車，因此結識車主穆班長，薩賓娜跟他說了母親怎麼跟著外公採蝶，而又因與鄉下醫生外遇懷孕，1個人騎著腳踏車來到臺北謀生及產下兒子的往事。穆班長回家後，告訴年紀比他大的女友靜子，自己年紀已大，如果有1天走了，腳踏車會被回收去當廢鐵，是以決定把腳踏車送給薩賓娜；又說，這車是他有1次到高雄辦事，晚上坐在海邊看風景，和1個穿著體面西裝的男人搭話聊上了，一聊3、4小時，直到深夜，後來說去上廁所，卻留下腳踏車和紙條從此沒有回來，紙條寫說「如果我沒有回來，請幫我把腳踏車送回家」，而上面也沒有住址。這男人正是「我」離家出走的父親。穆班長認識薩賓娜後，把車送給她，唯一條件是如果腳踏車的主人，或跟腳踏車有關的任何人出現了，就把車交還給他。薩賓娜原本不相信這種事會有實現的1天，如今這輛車居然重新回到「我」的身上。
小說最後，「我」修復救回這輛幸福牌腳踏車，騎到醫院照護住院的老母，「我」偷偷將車子抬入病房，立起後立架，坐上去踩空輪，往事一幕幕回到眼前，踩動單車的聲音終於喚起對父親之失蹤一直隱忍著的母親，她還誤以為騎車的背影是失蹤多年的丈夫。
《單車失竊記》不是線性敘事，而是交織多重敘事軸線：父親的過去、兒子的尋找、不同時代的人物故事，以及單車本身的流轉歷史。這種拼貼、交錯的手法，讓故事像1張羅網，捕捉的不只是單一事件，而是家族、城市、乃至臺灣歷史的片段記憶。再者，小說中穿插7節鐵馬誌，包括關於單車構造、演變、保養維修細節，以及作者蒐集古董車的種種紀錄，其中提供了情節線索，逐步推進故事。此外，小說運用「包孕」式手法，亦即小說中有小說，以及透過錄音帶夾敘戰時經驗，構成小說的重要內容。這樣的敘事設計，固然是向過去的時代致意，但斧鑿之痕十分明顯，太過於刻意，難免予人過猶不及的閱讀效果，如此之小說實驗不能說完全成功。
（三）複眼美學及其他
《單車失竊記》另一特色，為論者王德威指出的「複眼美學」。所謂複眼美學，即顯微攝影技術為視覺現代性帶來重大改變，如透過顯微攝影的觀點，察覺到肉眼所難以捕捉到的大千世界，一方面精密到毫毛畢現，另一方面也因為極度放大的效果，產生廣袤無邊的宏觀震撼，兩者都替習以為常的事物帶來前所未見的效果。藉由鏡頭，我們有了全新的「即物」經驗，從具象到抽象，顯微寫實的結果如此鉅細靡遺，竟然呈現另一番詩的向度，甚至形成一種隱喻意義的符碼，指向生命猶不可解的層面。
吳明益由此出發，從事小說寫作，身歷其境般，直觀最微小也最龐大的人間和自然風景，掌握靈光一閃的啟悟和想像，接觸到生命難以捉摸的另類真實。以單車為例，吳明益不但查考日本時代以來的形制規模、市場反應，以及消費習慣，自己亦成為1個骨董車收藏者，並且對故事中的場景調度、情節安排、歷史考據等，盡心全力以赴，形成複眼美學的特殊效果。在在顯示吳明益之擅長透過「物」來講故事，單車不僅是交通工具，更是歷史的載體、情感的象徵，也串聯起不同人物的生命軌跡。這種「物化敘事」，無疑賦予小說獨特的詩意與象徵層次。
再如小說中關於大象的生態、習性，乃至馴象的技巧、製作標本，或是叢林的動物、植物、氣象、土地，以及臺灣蝴蝶孳生、捕捉、製作蝶畫等等，宛如科普讀物，充滿知識性，堪為文學結構主義極其豐富的「文化語碼」（Cultural Code）。當然，這樣的藝術表現形式，是獨特抑或賣弄？可謂見仁見智。又，《單車失竊記》涉及諸多歷史與考古之外，亦大量使用臺語和原住民語，且將不易讀懂或特殊的句子用標音的方式呈現，讓讀者容易進入故事，並感受到語言本質的魅力，足以一再咀嚼回味。
《單車失竊記》藉由尋車追索小說人物的人生與足跡，其戰爭創傷乃此作敘事的重要內容，亦關乎生與死的哲學命題，為作品極其深刻的內涵語碼（Connotative Code）。
日本時代，「我」的父親13歲時曾至日本神奈川海軍工廠製造戰鬥機，此於作者2006年出版之《睡眠的航線》曾敘寫過，《單車失竊記》只是點到為止。關於戰事，本書則以二戰期間臺灣高砂族士兵巴蘇亞以及中國駐印軍穆班長，在馬來半島與滇緬叢林的戰爭經驗為主。
「我」的父親個性沉默，與妻子那邊的親戚沒有什麼往來，少年時代去日本海軍工廠製造戰鬥機的往事，從未跟妻子提起。他教養兒女的態度極為嚴厲，雖然騎腳踏車載著小時候的「我」去大橋頭醫院看急診，可見其關愛之情，兒子長大後，父子卻有了代溝，彼此間始終存在1道看不見的牆。尤其「我」的哥哥跟父親觀念不合，爆發激烈衝突，聯考落第、退伍後遠赴日本當樂手，誠如「我」之心生感慨，「爸媽生下了我們，想盡辦法努力工作供應我們念書，終於把我們改變成一種他完全不能理解的生物，然後我們就永遠離開他們了」。「我」的父親對於戰爭時代所留下的痛苦陰影，始終擺脫不去，在中華商場拆除的隔天，騎著心愛的幸福牌腳踏車出門，拋家棄子，從此一去不回。來到高雄海邊，遇見同是天涯淪落人的中國來臺士兵穆班長，2人戰時分屬敵對陣營，但性情相近，把彼此的故事說給對方聽，聊了3、4小時，直到深夜，然後「我」的父親留下車子，獨自離開。等不到人回來的穆班長，只好把車子帶至臺北，直到認識薩賓娜，才將還車的任務委託給她，最終使這輛幸福牌腳踏車重新回到「我」的手上。至於，「我」的父親神秘失蹤的原因為何，書中並未明說，然隱約暗示著，應與走不出心中的戰爭陰影有關。
再者，穆班長是孤兒，少年時流落四川一帶乞討，看到國軍召募，就加入了駐印軍以求活路。後來在緬北參加仁安羌之役，於叢林中與日軍激戰，當時攀上巨樹而逃過死劫，從此養成「爬樹」的習慣。在艱苦的緬甸戰役中，穆班長活了下來，親眼見到部隊俘虜的13頭大象；因他的右手有3指半被機槍打掉了，只剩下拇指和食指的1截，被調動到後勤部隊，與象為伍，跟戰後撤退到圓山動物園的大象林旺產生交集。國共內戰後，穆班長隨部隊來臺，成為動物園義工，在亞洲象舍前面遇見已離婚而曾為軍醫院看護婦的靜子，進而交往，也在木柵動物園因幸福牌腳踏車牽線，結識了薩賓娜。穆班長覺得臺灣高山的樹太美麗了，可以在樹上看到霧靄從身邊流過，空氣裡是多數人一生不可能嗅到的氣味。有1天他瞞著靜子，獨自1人去烏來爬樹，不幸從樹上掉下來，幾天後被人發現時已經死亡。舉目無親的穆班長在戰爭中倖存下來，來臺後卻因爬樹而摔死，怎不諷刺！
至於靜子，母親早逝，父親本在市役所工作，帶靜子去圓山動物園參觀，與飼養員勝沼成為朋友。戰爭期間，動物園為免動物出柵傷人，奉命執行「猛獸處分」，連靜子心愛的小猩猩「一郎」也遭到「處置」。因管理員和動物像朋友一樣，相處了長久的時間，處分動物簡直就跟親手處決家人沒有兩樣，那太痛苦了。於是勝沼和獸醫等，秘密提出不可思議的計畫，「藏象」於地下，等待米軍的轟炸威脅解除，或者戰爭結束之時，再把大象帶回動物園。他們用死去的馬與野牛的肉，混充成象肉，送給一些市役所與軍方的相關人員，讓他們相信大象已經被處分了。臺北大空襲後，動物園人員挖掘找到了倖存的大象，但未發現勝沼的屍體。戰後第3年，靜子的父親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也失蹤了。這都是戰爭所遺留下來，難以消除的內心創傷。
此外，咖啡店老板阿巴斯的父親巴蘇亞，鄒族人，娶臺灣人為妻，因不想被歧視而選擇從軍，接受以腳踏車進出叢林的銀輪部隊訓練。太平洋戰爭爆發，直接被配屬到南方派遣軍，在馬來半島、法屬印度支那都待過1段時間，再被編入緬甸方面的彈藥補給隊。後來至緬北森林與英印軍、中國軍並肩對日作戰，認識擅長馴象的緬甸克倫族，親眼看到叢林作戰的軍人和大象之死亡慘況，這時，巴蘇亞已完全不明白自己面對的究竟是什麼？巴蘇亞在錄音帶自言，真正屬於本然的我的那1部分，已經像豪雨後山上突然出現的河流，重新被泥土吸納，消失於緬北之森。戰後，巴蘇亞回到臺灣，一直鬱鬱寡歡，直到帶4、5歲的阿巴斯去圓山兒童樂園和動物園玩，當他們站在象舍前面，巴蘇亞無聲地噘著嘴，眼睛閃閃發亮。他沒想到，從那個埋葬了無數人與動物的緬北森林分離，來臺後改名為林旺的大象，還會重新見面，像是兩個老朋友在打招呼。一生當中，這是阿巴斯唯一的1次，看到父親巴蘇亞流露情感。此後，巴蘇亞便漸少回家，獨自到城市裡開計程車謀生。
阿巴斯大學畢業，至高雄岡山空軍防砲部隊服役，因偷騎二高眷村於日本時代遺留下來的軍用腳踏車，與隨軍隊來臺的車主老鄒成為忘年之交。老鄒總覺得，家中的白頭翁是以前日本第2高雄海軍航空隊飛行學徒兵的化身。阿巴斯退伍時，老鄒將腳踏車送給他紀念，巴蘇亞回到家，見到這款昔日銀輪部隊的軍用腳踏車，兩眼為之一亮，難得問了很多關於腳踏車的細節，顯然很熟悉這款車子。阿巴斯27歲時，父親把計程車開到郊區，用塑膠管把排氣管的廢氣引到車裡頭，就那樣吸了過多廢氣而死亡。此時，久病的老鄒亦孤獨死於異地他鄉。阿巴斯依循父親巴蘇亞戰爭時期在馬來半島的經過路線，騎車走了1趟，邊攝影邊試著感受父親當時的心境，但車子最終卻在馬來西亞被偷了。阿巴斯繼續照著父親留下的地圖，前往當年緬北村落尋訪，竟然找到那棵會「捕捉正在升往天堂的靈魂」的巨榕，在那幾乎繁密得遮住天空的枝葉裡，看見有1輛腳踏車的車架，懸空在那裡。阿巴斯想像當初巴蘇亞埋腳踏車的情形，也想起二高村的老鄒，他的那輛車，也許是另1個巴蘇亞所埋的吧。
戰爭結束，內心的創傷卻難以撫平，「我」的父親沒有對家人提起戰爭的事，彷如講話的開關壞掉了，家庭親情顯得若即若離。阿巴斯則告訴「我」，巴蘇亞比起來好一點，至少錄了兩卷錄音帶，不過，好像有什麼螺絲在他們人生的過程中掉了，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無論是「我」的父親、巴蘇亞，或者老鄒，都好像有什麼尖刺一樣的東西，留在他們身上，他們很努力地花了很長的時間一一把它們拔出來，可是在剩下最後一根的時候，反而又把它刺了進去。如果是現在，應站到他們旁邊，默默地跟他們在一起，陪他們一起把那心裡說不出的什麼東西給挖出來。可是，這一切已經來不及了。靜子則告訴「我」，像穆班長他們這樣的人，好像會不小心，就把自己身上留著的某些東西，加到別人身上，但不論最後做了什麼選擇，都是選擇讓另外一些東西，在他們的身上斷絕掉。
那是一個沒辦法好好愛1個人、好好哀悼1個人的時代，雖然戰爭終於結束了，但倖存者內心的創傷終究無法消除，在生命中欲尋求安頓而不可得，最後不是自殺、失蹤，就是老病含怨而死，這是《單車失竊記》對逝去時代最深沉的控訴。
（五）幸福與象徵
《單車失竊記》全書敘事的主軸是幸福牌腳踏車，這在臺灣的日本時代，所費不貲，為財力和階級的象徵；直到50年代，1輛配備齊全的單車，仍是島上庶民經濟的幸福指標之1。《單車失竊記》仔細描寫當年臺灣自行車大廠「幸福牌」的盛衰，可謂饒富象徵意義。
再者，書中這輛車曾經遺失而又找回，接著跟「我」的父親一起失蹤，意味著「我」的父親對於未來幸福的絕望。20年後，「我」成了腳踏車迷，追索代表著父親與幸福的那1輛意義非凡的車子，此亦為兄弟任性自私，罔顧家庭，造成他人痛苦的1種內心追悔。這種把親情與舊物記憶相互交織的手法，正是小說最動人、最耐人尋味之處。
費盡千辛萬苦，這輛車終於回到「我」的手上，經過細心修復，把車「救」了回來，儘管無法全部找到零件，但有時候，「不全」的意義是形而上的，也就是「無圓滿」，不過，「我」的母親似乎也認為「傷圓滿」（太圓滿）並不是好事，既怕日子過得「傷不全」，也怕日子過得「傷圓滿」。如何在「傷不全」和「傷圓滿」中找到平衡點，才是開啟「幸福」的關鍵。無論如何，「我」再度賦予這輛幸福牌腳踏車新生命，由此跟失蹤的父親取得了精神上的聯繫，也可以說是親情斷裂的重新縫合，更象徵著未來幸福的1種希望。
這樣1部有關腳踏車失去和歸來的故事，至少包括故事主人翁追尋失蹤父親的下落，1位原住民攝影家走踏亡父昔日的足跡，1位單親女子對先母畢生從事蝶畫工藝的追憶，1位老婦對日本殖民時期的生活回顧，還有敘事者本人做為鐵馬玩家的現身說法，此外，還有岡山眷村老兵的故事，臺北中華商場庶民生活白描，原住民族群的悲歡離合，殖民初期血腥的抗日行動及戰後二二八事件，乃至太平洋戰爭馬來半島銀輪部隊傳奇，滇緬森林浴血戰役，圓山動物園大象的生與死……等等，不只是私人記憶的故事，也是集體記憶的書寫。誠如論者指出，作者將這麼多的頭緒鏈接在一起，卻能夠舉重若輕，經營得引人入勝，足見其創作之慧心。又，難能可貴的是，《單車失竊記》除了文字細膩、富有詩意，且在內涵語碼（Connotative Code）方面，呈現家庭親子的代溝，見證了時代的哀傷，有著對戰爭沉痛的控訴，以及對人生幸福的追尋，不免讓人感慨深思。
但《單車失竊記》之寫作過於知性、理性與冷靜、內斂，著重於觀察與描寫，極少用煽情或戲劇化的手法，把情感刻意隱藏在象徵、物件與記憶中，往往淡化心理衝突或人性掙扎，少了揭示人性黑暗與光明對立的衝擊力，一方面也講究小說的結構設計，比如多重敘事線、時間跳接、虛實交錯，甚至於前作的互文等，都讓小說在藝術層次上十分精密，卻使得讀者心思容易被轉移到「結構的欣賞」，削弱了對人物的情感投射，閱讀時難免產生疏離感，雖然內心感慨而未能真正感動人心。然以小說在敘事手法、象徵運用、對臺灣歷史的關照、文學創新的層面來看，《單車失竊記》之深具小說藝術價值，確實無庸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