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色列與伊朗的戰爭，成為臺灣主流媒體國際新聞的焦點，不過，這兩國的關係並非一開始就敵對。

經查詢相關歷史資料，伊朗－以色列關係，是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和以色列國的雙邊關係，廣義上也包括波斯民族與猶太民族間的關係。波斯人與猶太人同屬中東地區古老民族，在歷史上有著密切的關係，伊朗帝國曾經是穆斯林世界中第二個承認以色列的國家。然而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兩國雙邊關係急劇惡化，伊朗拒絕承認以色列國的存在，當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與以色列國之間無正式外交關係。

祥言之，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後，伊朗與以色列的關係由巴列維王朝時期的親密盟友，驟然轉為意識形態上的死對頭，伊朗的新神權政府便開始對以色列採用反猶太主義和種族滅絕的言論，並誓言要將其摧毀。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創建人大阿亞圖拉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曾公開譴責以色列為不合法的「猶太復國主義政權」，並中斷兩國外交關係，他和伊朗的宗教右翼也視以色列為「穆斯林土地的非法占領者」及西方帝國主義的一部分。

自此，反以立場滲入伊朗的官方言論、軍事政策、教育體系及象徵性活動，例如「聖城日」等。

無論是強硬派還是溫和派，伊朗歷屆領導人均一致否定以色列的合法性。霍梅尼與現任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均多次公開形容以色列為「癌腫瘤」，並呼籲將其徹底消滅。即使是改革派領袖及較溫和的宗教人物，也普遍支持這一立場。儘管伊朗官方聲稱其反對的是猶太復國主義，而非猶太人或猶太教，但相關宣傳卻常常模糊這種區別，當中甚至包含否認納粹大屠殺及引用反猶言論。

伊朗的反以政策是由最高領袖辦公室與伊斯蘭革命衞隊統籌推動，並透過一個由親伊朗的非國家武裝組織組成的廣泛網絡來執行，當中包括黎巴嫩的真主黨、葉門的胡塞武裝、巴勒斯坦的哈馬斯與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以及其他附屬武裝團體。

這些組織獲得來自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源源不絕的資金、武器與訓練支持，並被該國官方統稱為「抵抗軸心」。此代理人網絡讓伊朗能夠在多條前線發揮影響力，並以不對稱戰術對以色列構成實質威脅。

同時，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高層官員針對以色列的強硬言論及政權一貫敵意，亦令不少觀察人士認為，伊朗發展核武的野心，是其更大規模消滅以色列戰略的一環，以色列國也表示，伊朗核計劃將使其能夠發展核子武器，因此以色列認為這對本國構成了生存威脅。

儘管伊朗和以色列長期進行代理人戰爭，但2024年是雙方首次公開直接互相攻擊。2024年4月1日，以色列空襲伊朗駐大馬士革領事館，造成數名伊朗軍官死亡。作為報復，伊朗於2024年4月對以色列發動打擊，以色列則於同月對伊朗進行了反擊。2024年7月，以色列在伊朗首都德黑蘭刺殺了哈瑪斯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2024年10月，伊朗襲擊了以色列，而以色列也回擊了伊朗。

最近這幾天臺灣主流媒體報導的以色列國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之間的戰事，便是在上述國際社會衝突的背景之下所產生的一系列行動。

不過，伊朗伊斯蘭革命發生的影響因素，看來是意識形態敵對，但經我查詢相關歷史資料，仍舊涉及到伊朗在伊朗帝國時代，當時國王發起的白色革命衝擊到該國伊斯蘭教會等傳統宗教團體的土地利益，而主導以色列國乃至美國政府的猶太人，與穆斯林、阿拉伯人或巴勒斯坦人之間的衝突及敵對關係的建構，主因也都是不同族群、國家間土地利益的糾紛。

所以，成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大阿亞圖拉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到現在現任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及該國其他政府官員，也可能主要都是認為以色列國和猶太人侵占了本來該屬於他們的土地及其衍生出來的資源，因此要反以色列國，而以色列國也認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想搶他們的土地和資源，因此也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如此看來，以色列國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之間的敵對關係，其實也就跟以色列國與穆斯林、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之間的敵對關係一樣，都是起於土地或其他經濟資本的糾紛，屬於財產糾紛，臺灣社會內部也不乏因為土地或其他財產的糾紛，所引起的官司爭訟或社會案件，但像這樣出於財產糾紛的衝突或戰爭，往往會為了要使多一點人支持，因此會用宗教形式、意識形態或道德倫理進行說服。

對照德國社會學者馬克西米利安·卡爾·艾彌爾·韋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關於社會行動的理念型，中東地區的戰爭、衝突、糾紛，表面看來是宗教、族群或種族信仰或意識型態的敵對，屬於為信念而為的價值──理性的導向行動(value-rational oritened action），但細查之下，都可發現本質仍是土地利益的爭奪，屬於工具或目的理性導向之行動(instrumentally rational oriented action; goal-oriented action)。

總之，以色列國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之間多年來的恩怨，說穿了也就是土地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