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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戴:劉兆玄演講全文-我的學思歷程
2009/09/13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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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通識教育論壇

【我的學思歷程】

  間: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時間:晚上七 時 至 九 時

  點:國立臺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劉兆玄 校長

主持人:陳維昭 校長

陳校長、教授、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天真的非常高興到母校來,跟大家談一下我的學思歷程,這是跟教授很久以前講好的就賴不掉了,其實是很難講的東西,因為要講自己,好像有點像「被迫坦白」做交代,覺得很不容易,我想還是把我過去一些從求學到做事情的一些經驗、感受,藉這機會提供給同學─學弟、學妹們,做一個參考。 

第一章要講的是我的少年─慘綠少年求學成長的過程。其實今天回想起來,當時我算一個非常、非常幸運的年輕人,甚至在我的一生,我都覺得自己是非常幸運的人。我生長在一個很特別家庭,我們家裡面有六個兄弟,頭尾剛好十二年,我媽媽很厲害,生六個兒子的或然率是二分之一的六次方,她十二年生了六個兒子。我們這六個人從小到大,唸書是同一個小學、同一個中學、同一個大學,都出國留學,只有我一個人跑到加拿大去,其他的人全部都是University of Illinois,不是那個學校的Ph. D.,就是那個學校的教授,劉兆漢是Brown的Ph. D.,後來在Illinois那裡教了二十幾年的書,所以我想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I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我們真的是跟其他的兄弟不一樣的,我們不但是兄弟,還是校友,從小到大的校友。 

那時我們遇到的老師,都是第一流的老師,他不需要什麼理論,有愛心、自己本身很優秀,就可以把我們教得非常的好。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那是一批大陸的流亡學生,到臺灣的時候只有去教小學,正好教到我們。因為他們沒有錢,所以又跑去考師大公費生,好幾位老師師大畢業是第一名,進到師大附中來當老師,又回頭來教我們。所以那是一群非常優秀的老師。我舉個例子:我記得很清楚,小學三年級去圓山動物園遠足,回來以老師就叫我們把「你今天一天覺得最有價值的一句話講給大家聽。」他叫大家站起來講,講完之後就記在黑板上,他就說:「劉兆玄,你把它通通串起來編成一篇文章。」我就把它編成一篇文章。因為老師很好,我記得這件事情,很得意啊,他就把這篇文章用很漂亮的粉筆字寫好,還畫了插圖,用小黑板架放在外面,這件事情出來以後,全校就效仿這樣子,每一班都做類似的事情,讓其他班經過他們班的時候有點羨慕。你看這些教學方式多麼的活潑,在民國四十年代,物質條件這麼缺乏的時候,我們的老師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教我們。所以我是非常幸運的,在家庭、良師、益友的影響下成長,進了臺灣大學,在臺大化學系。 

在臺大,說實在很慚愧,在臺大四年真的不怎麼用功,那時還有保送制度,學校要保送我去成大唸建築系,因為我一直很喜歡畫畫,我一直覺得理科也很喜歡,理科加上藝術的話,比較接近的應該是建築系,可那時候你們是否還記得,楊振寧、李政道剛獲得物理的諾貝爾獎,每個人都想進臺大物理系,因為這個虛榮心,沒有去唸建築,考物理系沒考取,就考到化學系去了,後來唸唸挺好的,我就不轉了,化學系的老師還滿認真的。那時候覺得生活很無聊,天天在看武俠小說,有一天去租武俠小說的時候,小說店貼了公告,說有位作家叫做古龍,他寫了一部作品叫做「劍毒梅香」,寫了四本以後就沒寫了,拖了幾個月都沒有後面的故事,那個老闆說:「誰願意把它接下去,我給五百塊一本。」五百塊錢很多啊,那時去西門町,有很多進口的東西是在寄賣行裡面,現在大概沒有這種行業了,我們看到窗櫥裡面有支氣槍很漂亮,國外進口的,要五百塊,我就很想買那支槍,沒有錢哪,後來心裡面一想,就應徵去寫這本書,寫下去之後,據說是很紅,然後賺的得錢就滾滾而來,可是一簽約以後就很慘,哪怕明天要聯考,今天還要交稿,所以在這壓迫之下,為了買那支氣槍而寫了那本小說是非常有趣的,因為合同而寫那本小說的時候,就非常、非常的痛苦,被壓著寫小說的生活一直到臺大畢業,所以在臺大的時候就不是很用功,所以臺大化學系的成績單你們不要去查。 

我想臺大化學系還是很好的環境,給了我們很多的訓練,那時臺大人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時代,幾乎每個人都要去美國,可是美國的大使館的規定很妙,如果一個家庭裡面有一半的家人在美國,另外的人就不准去了,很特別的規定,我們家不是六個兄弟嗎?劉兆漢是老三,我是老五,前面三個人都去了美國,老四劉兆藜是臺大地質系畢業的,他、還有我,跟我弟弟劉兆凱─他是台大電機系畢業的,我們三個都去了加拿大,我為什麼會去加拿大,就是這樣來的,可是加拿大是什麼?我真的不知道,那時淡水有個英國臨時館,到那邊去查所有大英國協的學校,看看學校資料,結果看到一個學校,那個logo好漂亮,後來我才知道不怎樣的學校logo越漂亮,我看了就說這個學校我非去不可,我就寫信去申請,那個學校叫做University of Sherbrooke。我是跟陳英茂老師做放射化學的四年級專題,剛好對方要找一個research assistant,不怕放射線的,教授就立刻給我獎學金,我那麼爛的成績,他立刻就給我獎學金,主要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就非常高興啦,那時候收到學校來封正式的信告訴我說:來我們學校你最好會法文。我才知道加拿大是雙語的國家,那學校在魁北克省,魁北克是講法語的,那我怎麼辦呢?我在臺大學過一學期法語,那位神父教授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勉強給我六十分的,那我怎麼辦呢?就到新生南路對面的教堂跟一位神父一、兩個禮拜,才學會幾句什麼Bonjour這之類的,我就去了。去了之後,我是被允許用英文作答,我的法文非常棒,剛好可以看懂題目,多一點都不行,我看懂題目就用英文答,可是長此以往也不是個辦法,所以就儘快把碩士讀完,花了十二個月就讀完了要轉,就面臨了是否要去University of Illinois?真的給了我獎學金,那就我們全部六兄弟就是從小學一直到大學、博士都在同一所學校,That will be a good story to tell. 可是那個時候,我為了另外一個原因留在加拿大了,因為那個時候我的女朋友,後來變成我的太太,她是臺大植物系畢業的,她申請到University of Toronto,我在想去完成那個story重要還是到這邊去保住半壁江山重要?當然我就去了多倫多,這件事情到現在是不後悔的,Toronto是非常好的university。 

這邊我就要講一下為什麼我會認得她,其實是很偶然的,我四年級,她二年級,植物系辦了一個送畢業生晚會,朋友告訴我有個女生你非要去看不可,當天晚上有個營火會,去了以後才發現取消了,所以就變成在舞台上表演舞台劇,我從頭到尾看錯一個人,我覺得很漂亮的女生,並不是我同學告訴我的那位,而是錢明賽,這就是我們認識的開始。那天我見了她之後,偷偷拍了她一張照片,在照片背後寫了一首短詞:今霄原賞火讌,卻到舞臺盼看,不聞驪歌聲,只恨玉人不見,如幻如幻,那人忽在燈畔。這是少年情懷。 

到了加拿大以後,那時還在Sherbrooke,有一天吃完飯,整個學校只有我一個中國人,回到學校路上的時候,聽到宿舍擴音機說:「Mr. Liu. Telephone.」我就趕快跑到公共電話去接,那通電話是長途電話,告訴我我父親過世。我受我父親影響非常的深,那時我大哥他們就趕快坐飛機回來奔喪,我是沒有辦法回來,因為沒有錢,就留在哪裡。後來回憶,當時坐在學校的山坡上看著太陽,我找到那個晚上當時所寫的幾句話:「太平洋電纜傳來的晴天霹靂,波音七零七載走了奔喪孝子,但是還有北原上遺留的孤兒,看著一輪紅日,而那輪紅日終於沉下去了。」這是寫在我實驗報告本上的幾句話,我用這幾句話告別我的少年,寫完那幾句話我跟自己說:「劉兆玄,You are on your own. 你自己去面對世界。」所以我的第一章就講到這裡了。 

第二章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三年這段,我自己取個名字,假設我要來寫書或回憶錄的話─從喇叭褲的教授到牛仔褲的校長。一九七一年我二十八歲回到清華大學做教授,先跟陳校長報告,我有先申請我的母校,可是母校不理我,連信都不回。後來我去了清華,清華很好,一個月就回我信,後來聽我學生跟我講說,我是全校唯一穿喇叭褲的教授,所以她們就叫我「喇叭褲」。我在學校裡面拼個人的學術、教學,從副教授、教授到理學院院長、校長。這段時間當中,除了自己的學術,我自認為在當時做到了一個高峰以外,我設法把清華的學術拉到一個高點,在一九九一年的時候,清華大學的教授同時得到理科、工科、文科的教育部學術獎,所以從那時開始,有人開始說臺灣最有名的大學是臺大,學術最好的搞不好是清華,那時就有這樣的評鑑出來。我覺得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間,把一個學校的學術水準提升。一九九一年剛好是清華大學第八十週年的校慶,我們清華大學是跟中華民國同樣壽命,所以是「與國同壽」,在一九一二年成立。這個時候我請了四位清華大學校友,給同學們一個座談慶祝,這四位是:楊振寧、李政道、李遠哲(碩士是清華大學的)、陳省身數學家─數學沒有諾貝爾獎,但他對數學的貢獻恐怕比得諾貝爾獎還厲害。這四個人回來之後,給我們清華大學學生的啟發是不可思議,楊振寧跟李政道已經吵翻了,所以我請他們的時候,李遠哲還跟我說:「劉兆玄你好大膽,你居然敢請他們一道回來。」我說:「我有秘密武器!」我去找吳大猷寫信給他們,最後是「恩師」加上「母校」的面子,他們兩個不得不來,來了以後同臺演出,居然沒有吵架,只不過稍微爭論了一下,研究物理的人到底是物理的直覺重要?還是數學重要?楊振寧認為數學重要,你們都知道楊振寧的數學好得不得了,李政道認為物理的直覺才重要,他們兩個人各執一端怎麼辦呢?我是主持人,我就去問陳省身,趕快把這問題解掉,我說:「教授這個問題您的意見是什麼?」陳省身說:「數學是沒有什麼用的東西,」我們全都呆了,「可是沒有它什麼都不能做。」這是我記得非常清楚的一個故事。 

那時候,我們同時進行改革。我講兩件事情,一個就是大學法修改之前,我們把大學的組織章程先做出來,就是我們自己的單行法,我覺得那個組織章程比現在的大學法還要好。現在選校長的方法是很差的方法,我們那個時候,在一切都強烈要求要校園民主的時候,清華大學通過一本它自己的憲法,裡面居然是校長任期不受限的。因為我們是認為花那麼大力氣去選一個校長的話,必須假設他是很好的校長,應該盡量讓他發揮,給他很大的權,他如果做得不好,不管任期,馬上就可讓他下來,有一條這個就好了啊,所以不需要任期,像哈佛大學等的校長一做是十來年的,而不是說你花這麼大力氣去選一位校長,然後假設他是壞人,下面有一系列的設計防他如防賊,當時我們居然可以通過這樣的條例,我非常的驕傲。 

第二件事情,也是很難忘的事情,就是那個時候發生了學潮,我當校長的時候,是每天都在鬧學潮的時候,那時候臺大是龍頭,清華的學生覺得很「鬱卒」,所以有一次他們出頭天了,一個學生被調查局抓去了,就是那個「獨臺案」,調查局人員晚上埋伏在學校裡面,在天亮時抓走一位歷史所學生,我早上七點鐘被電話吵醒告知學生被抓走了。那個時候,我們一方面要平撫學生的激情,我們一方面對政府做最大的抗議,你知道那個時候還在戒嚴中,沒有解嚴,所有的校長都是官派的,沒有人會expect清華的校長會准許學生去調查局抗議,我們只是表達意見,我們是教授帶著去的,我說:一個都不准少,要帶回來,你要負責他們的安全,你要讓他們理性,不要讓他們做stupid things。我是基於這番好意派校車送他們去的,結果校車被拍進新聞片以後,變成了是我在指使這件事情,第二天報紙頭條就是「劉兆玄挑起學運」。這件事情對臺灣民主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學校畢竟是學校,我記得當時在中正紀念堂,大家都不散,叫什麼「野百合」是不是?清華的學生就聚在那裡,可是教授還是繼續上課,這些學生好可愛,拿著書包跑來這邊靜坐一下,輪班又回去繼續上課,教育部叫我們校長們去把學生勸回學校去,我也跑到中正紀念堂去跟學生們講,許多校長上去都被噓啊,結果我上去就先跟學生們說:「我不是來勸你們回去的,我是來教你們怎麼下臺的,你去問問旁邊的市民,他們已經對你們很煩了,你們該表達的都表達過了,政府也都做了回應,你們畢竟是學生,已經盡了你們的責任,該回去了。」清華的學生就回去了,那個時候,清華的學生表現的非常理性,也是我覺得很有意思的一段時間,給我一個很深刻的想法,體制內的改革更需要勇氣,在體制外的話,我反正上街頭去把你打爛,體制內來改革更需要勇氣,而且需要智慧,所以更困難。

我這一段時間擔任校長、教授,我把當老師的感受寫在兩首詩裡面,「聞道一代三十年,各領風騷憶從前,學與孔莊直對話,思難跨越父子間,卅年教學清華苑,曾歷學潮一代遷,如今一年經數代,反覺代溝細相連,新潮舊浪相對撞,但見飛沫漫長灘,待得千溝連層斷,誰起文衰再回天。」我另外寫了一首,是我去雲林技術學院演講後寫的。開車回來的晚上,有月亮跟著我走,我把一個做老師的感觸,寫在下面這一首裡面,這叫「北斗南針」,大家都知道,斗南、北斗都是雲林的地名,我那天開車過去,一下過斗南,一下過北斗:「圓月伴我一刻走,便從斗南到北斗,在地未曾越一嶺,在天須跨十萬頃,銀光洩地不藏輝,路人皆可載月歸,安得贈言如此月,學子各抱南針回。」我用這兩首詩作一個段落。

 

我下面一章要講一九九三年到二○○○年這一段。這一段我是從交通部長、國科會主委到行政院副院長,我先講一下我為什麼會去做官。你看我這樣子去做官實在是很奇怪的,一九九三年的時候,有天晚上我正在宴請新竹縣長跟新竹市長,我是要他們把一塊地給清華,清華後面有塊地,一半跨在新竹市,一半跨在新竹縣,拿了最上等的金門高梁,就在那邊應酬,這時接到一個電話,「你今晚有沒有空?連戰先生想跟你談。」我說我今晚沒有空,對方就掛掉了。過了一下又打電話來:「先生說你可不可以飯局完以後再過來。」,我說:「好。」就去了,九點鐘才碰到他,他劈頭就跟我說:「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請先生做。」我說:「什麼事情?」他說:「我想請您來負責交通部。」我想他一定是從早一直會客,頭昏掉了一點,才會請我做交通部長,然後他就說交通部是跟科技相關的事情,像是:電信、鐵路、民航這些,都是跟科技有關的,你來做非常的適合,我心裡想:「他是玩真的,不是開玩笑的。」那我就跟他說:「這不太恰當吧,我沒有搞過這些東西啊。」我就告訴他不行,他問說:「你不是附中畢業的嗎?」我說:「是啊。」「那你記不記得校歌裡面有句話?」他說:「附中青年絕不怕艱難,附中『中』年應該也不怕艱難。」我說我回去想一想,他也是附中畢業的,長我六、七屆吧,就這樣子我後來就去了交通部。

      

那個時候是交通黑暗期,所有的交通設施不敷使用,但是趕快趕工的時候,又會把原有的路通通挖爛掉,臺北市開始建捷運了,二高、十二條東西向快速道路、高鐵,所有東西都是那時規劃要開始動,原有的擁塞雪上加霜,所以真的是黑暗期。我記得很有趣,那時是三月,我離開清華大學,三月新竹有個大事─梅竹賽,所以我要去交通部的這件事情出來以後,清華校園裡面拉了很多的白布條、紅布條,上面寫的是:「清華校長整頓交通」,把交大氣死了,這個很好笑喔。我去的時候是交通黑暗期,國營事業進入谷底,為什麼?那時國營事業全都是所謂的獨占事業,民間的力量已經大到一個程度進軍這些事業,國營事業已經是懷璧其罪,你還在那邊獨占?所以每天都有弊案,你沒有弊案也會弄幾個案子出來跟你鬧。交通事業是黑暗期,國營事業是谷底,飛安亮起紅燈,為什麼呢?因為我前一任部長,突然之間「開放天空」,臺灣這麼小一塊地方,突然間出現了十一家航空公司,你知道嗎?像德國這樣的國家只有一家航空公司,另一家是它的分公司,日本現在有兩家,臺灣這麼彈丸之地,有十一家公司,其中一家公司只有一架飛機,為了促銷,它曾經賣過一張從臺北到高雄的一塊錢的機票,就這麼幹的,所以飛安當然亮起紅燈。交通部有八大行業,我們還有一個行業 ─ 觀光,觀光客開始下降,觀光客到臺北來連路都不會走,每條路都是挖爛的;還有一個行業 ─ 氣象,剛好那時天氣也特別壞。八大行業通通很糟糕,我的辦公室曾經被民眾打電話進來抱怨說:「為什麼今年來了六個颱風都是去日本,沒有一個到臺灣來?我們乾旱得這樣子,一滴水都沒有了。」我們只好跟他說:「最近颱風不好管啊。」所以來訪的外賓問我:「你坐在這個辦公室最重要的job是什麼?」我說:「我的job是management of complaint」。

我這就舉幾個例子,從這裡面我怎麼學著來做,我真的不懂交通,但是我們不是只說不怕艱難就可以做得好,好在交通部有專家可以教我,如毛治國、張家祝他們,因為我們做過教授,做過研究工作,所以我們曉得解決難題要靠學問、要靠研究,我們遇到一個真正實際上的困難,要先去了解真正的問題所在,把問題搞清楚,就像是去查文獻一樣的嘛,那麼你要想一個有創意的方法去解決它,別人都試過而無效的東西當然不行嘛,所以你要想個別人都沒想過的東西,這是要有創意,要試這創意,要小規模的去試,有不對的話,你要去修正,這不是跟做研究一樣嗎?最後做成功以後,還要寫個報告,這不是跟做研究完全一樣嗎?我是具有這樣的背景,用這樣的精神,把學校裡面學到的東西用到實務上面去,所以我們就開始來推動很多以前大家不敢做的事情。

比如我舉個例子。我上任後遇到的第一次質詢,就是現在的內政部長余政憲,那時他剛選上立法委員,他說:「你知不知道我昨天從高雄回臺北用了多少時間?」我說:「多少時間?」他說:「十五個半鐘頭。你這是高速公路,還是低速公路?」我說:「這個對不起。」回去就研究,所有的人告訴我最簡單的答案是:「我們正在興建第二高速公路,等建好之後,就可以很快了。」這是標準答案,但是這樣的答案是負責任的答案嗎?我就跟他們講:「不行,我們要從管理面來著手,現在有的道路有沒有用到最佳的狀況?」他們就搬出從前研究過的匝道儀控的案子,但都不敢試,這些案子如果非常成功的話,可以改進百分之十到十五的,「Are you serious?」我說:「Of course.」我們要用百分之百的能力去做,今天我們要告訴老百姓的不只是增加百分之十五的效率,而是要告訴老百姓這不是一個束手無策的政府,雖然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的效益,你要像百分之百那樣去拼,那麼人民會覺得這是我要的政府。「等我第二條公路修好了,問題就解決了。」這不是我要的答案,可是人家就警告我:「現在塞十五個鐘頭的話,人家頂多罵一句:『怎麼這麼糟糕!』又不是你搞壞掉的,對不對?可是如果你用了新方法沒搞好的話,那全部都是你的責任。你還要不要做?」我說:「我還是要做。」你要好好規劃,在一個節日開始試做,那個時候沒有電子儀控,全部都是用人工在回報,是我們的志工、同學們在匝道測車速,回報到指揮中心來,看看匝道上管制是三十秒、是四十秒、還是五十秒,用人工的輸入,動用一、兩百人來做這件事情,結果很順暢,因為在匝道上被Q幾秒你不會太氣,因為你上了高速公路以後可以六個小時到高雄,。所以,這個連續假日完了以後,第二天報紙上就出現:劉兆玄真「行」!那我就覺得非常安慰了。

再跟各位說一個HOV─High Occupancy Vehicle高承載,就是高速公路上劃一條單獨的線讓高承載車走,可是我們那時候大部分的中山高是雙線的,只有兩條lane,有一條拿來做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結果我們還是要試,就想出用時間換取空間的辦法,就是在過年的時候,全線用高承載,但是時段只有六個鐘頭,別國是空間上分出一條走高承載,我們是時間上有一段是全部都走高承載,這件事情全世界都沒有試過,我們在試做的時候,日本的交通研究所還全程錄影,所以我們就要很小心的配套,告訴這些管理的人,如果真的沒有坐滿四個人要硬闖上去,你就不要管他,記下他的車牌,讓他上去,因為你這樣跟他爭執,就耽誤到大家,因為第一次做,有非常奇怪的事情發生,有一輛車子要上去,可是前面只有三個人,他說:「我這是四個人,一個在後面。」後面是棺材,你碰到這種硬拗是四個人,你就讓他過嘛,因為你沒有細節規定棺材裡的人不是人啊,這是他們回報給我的真的事情喔,所以你看這些事情就很好玩,但是你要處理這些公眾事務的時候,你就要拿捏好哪些地方該緊,哪些地方該鬆,現在高承載管理已經變成每年的慣例。

 

下面我要再舉很有趣的例子,就是電信自由化,這跟你們現在每個人打手機這麼方便是非常有關係的,那時全國經常有兩萬多人在排隊等門號,你說好不好笑?電信局只要賣出一個門號,就能賺一個門號的錢,可是他每天要人家等,為什麼呢?因為來不及建設。為什麼來不及建設呢?它每一次建設都要招標,都會被立法委員干涉,得不到標的就說,這邊有弊案,那邊有弊案,所以來不及建設。所以民間就有很大壓力要求開放,但是要怎麼開放呢?第一要修法,因為我們國家的法律規定郵政、電信是由國家為之,民間不可以做的,第二個就是要開放市場;第三個在市場開放後有夠多競爭的時候,市場機制就會出現,那時品質就會提高 ─ 因為競爭,價錢會下降 ─ 因為競爭。可是我很快就學會這件事情跟牛肉麵館可以自由開放是兩回事,開電信局跟開牛肉麵完全不一樣,交通部的所有事情,幾乎都是又要開放、又要管制,假如通訊的品質下降,就算再便宜,價錢再低廉,這不是老百姓要的。第二,全部開放以後,就沒人去服務偏遠地區了,因為那些不是黃金路線。電信開放後,我們不能夠說偏遠地區一分鐘,就比臺北的人打一分鐘來得貴幾倍,這些都要先想好,所以定好開放政策,決心要開放了,電信局有些同仁非常生氣,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是國營事業的模範生,這麼多年來建設了臺灣,讓人人家裡都有電話,我沒用國家一毛錢,我都用營收來的錢,再繼續投資下去建設,每年上繳給國庫三百到四百億,這樣的模範生有什麼不好?」我就跟她們說:「大勢所趨的事情,與其花力氣去擋,不如花力氣好好規範開放以後的事情。」剛剛我說的程序:第一要立法,第二要開放,第三要有市場機制。可是第一步就走不通,全世界任何國家立法都是很痛苦的事情,可是以中華民國第一痛苦,第一個就走不通,那怎麼辦呢?當時我就想了一個辦法,倒過來做。

所以我們就委託臺灣經濟研究院幫我們做一個虛擬的市場。我們的電話費非常不合理,我們有全世界最貴的長途電話費,可是有全世界最便宜的市話,市話只要一塊錢可以打三分鐘,全世界沒有這樣子的。但是我們長途電話這麼貴,我們又要搞亞太營運中心,叫全世界的跨國公司到我們這裡來營運,你的長途電話比全世界貴三倍的話,怎麼去吸引人家來?所以有的要調高,有的要調低,我們要建立一個虛擬的市場,做出來之後,一個一個族群來分析,每個月交五十塊到一百塊的人,他是損失多少錢?還是賺到多少錢?用新制跟舊制的差別有多大?全部這樣做過一次以後,再增增補補。比方說九月份開始實施新制,那是一個不得了的事情,因為你改變了全國每個人的電話費帳單,做不好的話,馬上就要下臺,我要讓絕大多數的用戶在十月份收到九月份帳單的時候,覺得合理,至少可以忍受,計算的方式去模擬虛擬市場,把當時最適的價錢先弄出來,大家接受了,我就宣布幾月幾號開放大哥大,幾月幾號開放固網,然後形成電信法非在這之前通過不可的形勢,因為已經要開放了,民間已經要投資下去了,最後逼得立法通過。

立法通過還可以講個有趣的故事,這個立法最後要通過的時候,還是有三千個電信員工在街上示威。李登輝總統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跟我說:「你知不知道我在選總統?」我說:「知道。」他說:「那你為什麼給我搞這東西?你搞得這三千人揚言要把什麼切斷什麼的。」那時民進黨是在野黨,我說:「我已經把兩邊所有有意見的立法委員,一個、一個通通都說服了,現在你要我收兵,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用英文跟總統講一句話:「It is now or never.」因為你選完之後馬上選立法委員,全部都改選了,第一我部長不再幹了,我講好部長只幹三年,我不幹了,又換了所有立法委員,你再重頭來吧。他很生氣說:「好,那你負責讓三千人回家去。」我說:「今天晚上修法通過後,他們就回去了。」結果我們搞到晚上一點鐘,我在立法院站在門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要是出來我就把他推回去,一定要逼到人數夠才行,所以通過了,才有今天的大哥大。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要提的是,有時候你可以逆向操作,完全不按牌理的逆向操作,我跟好幾個管理學者談這問題的時候,他們都說要把它寫成管理學的案例。後來我做了國科會主委、行政院副院長,到二○○○年的時候,選舉失敗,下臺一鞠躬,回到學校裡面,不好意思佔個教授缺,所以擔任講座教授,追隨我們教授搞通識教育,其實今天我為什麼會跑來演講,是因為通識教育的緣故。

在這裡面一再鼓勵我的,是我從小的想法。我小時候的想法是什麼?年輕的時候會問自己:我想做什麼?我喜歡什麼?其實我一直覺得這件事情不太重要,我覺得真正重要的是兩件事,一個是Do what you like ─ 做你喜歡的事情,另外一個是Like what you do ─ 喜歡你做的事情,而我認為喜歡你做的事情,比你去做喜歡的事情更重要。因為你不見得知道你喜歡什麼,我從來就不知道自己最喜歡什麼,我好像什麼都很喜歡,但又有點不太喜歡,包括寫武俠小說、畫畫、作詩、做化學。其實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假如你從小就知道你要變成鋼琴家,那我祝你幸運,你是屬於極少數的人,You know exactly你要做什麼,絕大多數的人不是這樣,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真實的人生中,開始是你做該做的事情,後來那個事情變成你真正喜歡的事情,因為你做得好,就會有成就感,本來是該做的事情會變成喜歡的事情,所以你一輩子都在Like what you do,但最後你會發現你這一生都在Do what you like。反過來講,如果你堅持一開始要找一個最愛,你找不到,會花很多時間在那裡wondering:我到底喜歡什麼?從讀書到做教授、做公共服務,我更相信這句話,我年輕的時候思考這句話,還有點半信半疑,因為覺得說不定是因為不曉得自己到底要幹嘛,只是給自己安慰的話,後來發現更多的人,跟我的情況是一樣的,只是沒有我那麼快樂,因為他沒有想通這件事情。我們其實這樣說,年輕的時候你憧憬很多很多想做的事情,長大之後,事實上你只能做該做的事情,然後你學著去喜歡你該做的事情,等到你喜歡它的時候,回想起來,好像有一點點無奈,可是別人都會說:你成熟了。That is life.

我下面一章要講的是二○○○年以後。這段時間我回到清華去了,清華對我很好,三級三審,把我重審一遍,然後全體通過,讓我做化學系教授,因為我學術還可以,還沒太落伍,可是我後來想了一想,這個位置應該給年輕人,那我就接受一個榮譽講座,幫清華化學系教普化,同時,我從事一些通識教育。這段時間,其實我覺得收穫非常的大,比較靜下來,沉澱了我過去一段時間的得失,我體驗跟領悟更多的事情,我先給你看另外一首詩,這是一首七言絕句,你們都記得李商隱講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這首的題目是:「夕陽無限好,尤其近黃昏。」「山鎖奇麗雲不開,何時展顏費神猜,驚心最是黃昏近,絕色盡出故人來。」這是我在陽明山開車的時候寫下的,我每次去那個地方,沒有一次讓我失望的,有時開始好像不好,過了一陣,我不斷地approach它,它會用絕色來報答我,我們在一生當中很多事情你在追求,到了最後 ─ 黃昏的時候,你會得到最大的迴響,最美麗的東西在那時候會突然對你呈現,正如辛棄疾講的:「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我追求什麼,現在我知道那只是一種圓融的喜悅,卻是驚心動魄啊,講到這邊就好了,不要再繼續自我陶醉了。

那麼回到通識教育,因為我看到現在從五、六十個大學變成一百六十個大學,好像每次我們黃榮村部長說:「我們要有退場機制,不能再這樣了。」第二天我們的總統就宣布再新增加三個,這樣子搞下去的話,整個大學的素質低落,整個大學資源也沒有成比例的增加,除了臺大、清華、交大這些研究型大學,其他那些大學是不是就算了?就算將來五年五百億都給陳校長拿去,我們把臺大弄得非常棒,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雖然臺大全部的教授已經都無晝無夜的在搶那五百億,不止臺大如此,全國都這樣,那種絕對不可能拿得到的也在拼。但是,不管怎麼說,其他的一百多所學校怎麼辦?比方說:XX工專變成的XX技術學院,那些大學生要的是通識教育,比以前更需要了,但是通識教育真的不好做,臺大是全國首善之學府,由最有通識素養的黃教授領導這麼多年,其實還不是那麼理想,原因是什麼?有通識素養的教授比專業素養的教授難求,通識教材難求,三是缺乏整體的規劃。但是還有一線希望,就是多媒體的遠距教學,我們如果能夠製作非常棒的多媒體通識教育素材,一般大學當中即使只有一、兩位教授具有通識教育的素養,他們可以透過些很棒的教材來推動,也可以做得有聲有色,所以我跟黃教授最近花了很多力氣在推動,我們找一些大師級的人來製作這個多媒體教材,我寫信給每名大師說:在我們還沒有感到遺憾前,趕快把你們這一代的精華,用最好的、最美的多媒體方式,製作成最寶貴的資產,留給我們的下一代。我希望能感動他們,自動請纓來參加這個program,效果還不錯。共有十六位名師參加了這個計畫。

我心目中的通識教育是什麼?是「五識」的教育 ─ 知識、常識、見識、膽識、賞識。知識我不用再講了,但創造力常常不見得來自於知識,而是來自常識的觸類旁通,你們看看英國皇家學院、劍橋大學等等地方,他們下午的tea time就是他們最能刺激創造力的交換意見時間,常常一位生物學家可以刺激一位物理學家,物理學家可以刺激一位社會學家,這是非常精采的交往。見識是什麼呢?在英文來說最少有兩個字:insight、vision,有vision的話可以看得遠,insight可以看進去,中文非常棒,用一個「見識」就夠了,我們先不要講別的,我們就講做學問好了,我有一個朋友,他有vision,但是沒有insight,所以天天換題目,每個題目pretend都可以得諾貝爾奬,天天換偉大的題目,但是就是得不到諾貝爾獎,因為他進不去;但是也有人緊抱insight,越看越深,驀然回首,發現全世界只剩下他一個人還在做這個題目,這種教授我們也認得。所以「見識」不只是「見」,還要「識」。「膽識」是什麼?「膽」不只是勇氣,假如「勇」的話,我們街上多得很,你每天打開社會新聞,臺灣第一勇、第二勇、第四勇、第七勇等等,可是我們講的「膽識」是有個「識」在後面,這個「膽識」就是說:你敢去做別人沒做過的事情,你敢去嘗試一些失敗機率相當大的創新事情,我們社會其實是對於有膽識敢去創新的人不是很friendly。你只要比比我們的破產法與海洋國家的破產法就知道,西方海洋國家破產法裡面,經過合理的計算之後,對於你的失敗可以write off掉,讓你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我們則不然,對於失敗的人是不太同情的。

我們以前出國去讀書的時候,敢不敢讀不好?你不敢的,因為你「無顏面對江東父老」,somehow這個社會給你一種感覺,你能出去讀書是社會上很多人的犧牲,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可是好像每個人都犧牲了一點你才能出去。我們的少棒出去打棒球,如果打不好的話,無顏對「國人」,我那時候在想「國人」是誰?怎麼這麼厲害?每個人都無顏對它。我們這個社會其實對於創新者,並不那麼鼓勵他去嘗試,也不容許或同情他的失敗,更吝於給他再次衝刺的機會,所以不但是個人要培養,整個社會都要培養「膽識」,當你對創新的東西不是這麼鼓勵的,不是這麼同情、friendly的時候,你扼殺了這個社會的年輕人的膽識 ─ 創新的動力。我從小時候讀書成長開始,家庭的培養,學校的訓練,良師益友給我的幫助,社會給我的機會,我從知識到膽識,慢慢地培養起來,一直到最近幾年,我終於具備了一部分的「賞識」。「賞識」是更難的,是一種sense of appreciation,我小時候喜歡文學與藝術,我認為我應該有sense of appreciation,但這只是屬於美育的部分,我今天講的有超過美育的部分,在一個高度競爭的社會當中,你要有胸襟去欣賞你的競爭者,甚至你的敵人,欣賞你從失敗當中好不容易得來的教訓,所以這是非常廣義的「賞識」,普通人恐怕要有幾十年的功力才能慢慢體會。

這「五識」加在一起,我們就灌輸在通識教育裡面來做,我們需要的是serious的通識教育,不是營養學分的通識教育,這一頓好的dinner,不是讓你全部都去選dessert,你選甜點一、甜點二、甜點三,不是這樣子的。創造力的源泉就在這個地方。

一年多以前我第一次去大陸安徽省的黃山,我在中國時報副刊上寫過一篇文章,也許有人讀過,我去黃山發現那裡最漂亮的是:樹、雲、石頭。尤其是松樹,實在是太漂亮了,他們有十大名松,都是一千年以上的,什麼黑虎松、迎客松等等一大堆,但是我最喜歡的是那些小松,還小,還沒有長到那麼大,可是擠在那一大堆名松當中,它長得顧盼生姿,完全不甩周圍,就照自己的樣子好好的長,因為它知道過了一千年它也會是這樣子,甚至還要更棒,有那樣子的豪氣,每一棵小松都是這樣子。大家都在欣賞大松、古松、神木,而我看到的每一棵小松都是極盡姿態,漂亮!那橫出來的松,都是一兩丈長,我問當地的挑夫:這種松怎麼可以這麼厲害?完全沒有土壤的石頭縫裡長出來。他說:我們這種松的根會分泌一種東西(連我學化學都被他弄糊塗了),就把石頭溶化了一些,吸進去變成他的養分,所以久而久之石頭與根已經變成了一體,所以可以橫生出這樣一、兩丈長的巨木。那些小樹還會繼續的長,所以我就寫了一首詩,正好送給你們:「小樹昂立神木中,仙姿逸氣擬不同,既生黃山巨石上,敢傲夢筆方是松。」夢筆就是剛剛提過的名松之一「夢筆生花」,黃山的巨石就是你們的大學,你們就是小松,既然生在黃山巨石上,你們要敢傲「夢筆」方是松,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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