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種方法演化文字”湊合將就” 的用著，中華”實用型”的文化，表現在社會發展的每一個層面。 毛澤東的理想社會實踐是”命定”的不能適應於中華民族三千五百年歷史積累所形成的文化，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實驗遇到了瓶頸，中華的”實用型”文化又發揮了隱而不顯但是重要的影響主導力量---“因襲固有思想、規撫歐美學說、獨見而創獲”---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道路。

由九世紀，俄羅斯接受基督東正教文化就發展出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俄羅斯的發展不是漸進式的演化，而經常是類似”量子跳躍”(quantum jump)的突變過程。

拜占庭帝國及莫斯科大公國雙頭鷹國徽

1473年，莫斯科大公國(The Grand Duchy of Moscow)的伊凡三世·瓦西里耶維奇(Ivan III Vasilyevich，1440年~1505年10月17日)，當時還是臣屬蒙古金帳汗國（Golden Horde）的領主，娶了已在1453年亡國的拜占庭帝國末代公主，由於使命感，就將雙頭鷹 (The double-headed eagle)拿來作為國徽，宣佈自己是第三羅馬(the Third Rome)，以東羅馬帝國的繼承人自居，終能成就了一個大帝國。

彼得大帝(Peter I the Great，1672年5月30日--1725年2月8日)所推動近似革命的改革，就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

史達林(Joseph Stalin，1879年12月21日－1953年3月5日)所推動的翻天覆地的改革，更是理想主義強烈的表現!!

1991年蘇聯解體(the Soviet Union's dissolution)所推動的是切斷過去，近似革命的改革，目前正在發展進行中。

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共產主義國家，都在他們各自傳統的文化中尋找出路，自我變革----中華文化的”實用型”變革;蘇俄文化”理想主義”的變革----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

英國《金融時報》的這一篇報導”只有法治才能拯救俄羅斯”，點出了許多國家發展的困境，當司法的權威未建立，人民的意識不覺醒，司法就不可能獨立，這個社會還是人治的社會，必然是混亂無序的，任何的國家要能永續的發展就必須是法治的社會結構!!

這個命題對中國及台灣也可如此看待----只有法治才能拯救中國及台灣!!

這一陣台灣議長選舉的”醜態”就應該由法治的概念思考，在法律層面杜絕。

台灣民主法治制度下的人民”投票權”----就是應該根植於自由意志，以選擇的自由為表現，在行使自由的權力時，人格是獨立的，不記名，秘密投票是必要的!!

但是，代議制度下的選舉----選議長，有監票，會亮票----這就是受限制的選擇自由應該經由法律的明文規定為記名投票!!

該不該以法律規範以記名投票為之了?

中央及地方的民意代表----行使代議職責，他們是因"政見及理念"才被支持的，理論上這些人行使的代議制度下的投票應該是受到選民的監督。

因此，他們在立法院及議會投票的投票行為，不是"自由意志"的行使，不應該是"不記名投票"-----包括對總統提名人選同意權的行使，議長的選舉!!   更何況因為人數少，收買這些民意代表們的靈魂是容易的---魔鬼都是在暗夜中活動的。

不應該以"議場內規"授予議員們訂定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投票-----然後，派人監票，投票人必須亮票等各種醜態進行投票;

應該在法律的層面明定”代議制度下的投票必須是記名投票”，在法制的架構下，解決代議選舉的"醜陋賄選弊端"!!   

這才是重要的法制改革----由制度面消除"黑金及賄選"。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是佔多數的----國民黨真有心改革，就該推動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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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09日 07:32 AM

 作者：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教授 阿納托爾•列文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俄羅斯並不完全是美國官員們所想像的那種犯罪國家——就像前些天維琪解密(WikiLeaks)公開的大量密電中所描述的那樣——而是一種有所不同的犯罪國家。其中央政府並不是政治暴力的主要導演。相反，大部分政治暴力事件都是地方政府官員及其他犯罪分子所為，只不過得到了高層的容忍。

民主本身並不能解決俄羅斯的問題。在許多國家，民主體制可能與腐敗、殘暴的寡頭統治共存。菲律賓就是一個例證，在那裏，新聞工作者的死亡率比俄羅斯還要高。

但是，儘管民主對於社會和經濟進步而言不是必要條件，法治卻是。在當今的俄羅斯體制內，法治受到政府本身的普遍藐視，這使政府無力採取行動來打擊腐敗，以及這種腐敗所滋生的暴力——因為任何有效的反腐敗運動，都有可能讓脆弱的現有體制崩潰。

俄羅斯的政治與司法體制有相當大一部分腐敗成風，與有組織犯罪相互勾結，並對批評人士和反對者動用暴力。 

世界媒體現在擔心，這會如何影響2018年將在俄羅斯主辦的世界盃足球賽。對新聞工作者的暴力攻擊持續不斷，可相關新聞報導卻減少了，最近的幾起攻擊是針對一些作家，他們反對修建一條橫穿莫斯科附近科希姆基森林(Khimki Forest)的公路。這些攻擊更有可能是那些與地方官員和承包商關係密切的人所為。

追究地方政府官員及有組織犯罪分子刑事責任的法官和檢察官也大量遇害。因此，儘管一些襲擊可能得到克里姆林宮的授意或默許，例如2006年女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kovskaya)的遇害，但此類情況是少數。從這一點上看，俄羅斯更像是陰冷版的義大利，而非升級版的史達林政權。

當前這種形勢始於上世紀90年代國家權力的倒臺。當時，有組織的犯罪集團用暴力手段攫取了大量財富，或是成為政商要人的盟友和槍手。其結果是暗殺事件激增，幾乎每天都有官員、商人和記者遇害。武裝寡頭對國家體制造成的破壞，引發了諸多嚴重後果，包括國家徵稅能力和公共服務崩潰。(I.E. KGB轉換成為有組織的”經濟利益”保護集團，就像各種黑社會組職，在90年代在蘇俄做生意，透過KGB的組職打點稅務的關卡可能是最有效率的途徑!!)

曾出任總統的俄羅斯現任總理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的偉大功績，就是為這種混亂局面帶來了一定的秩序。鑒於寡頭和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勢力和殘忍程度，國家安全部門必然會在這場較量中扮演重要角色。不過，在這一過程中，他們自己變成了坐擁財富的精英，雖然不像90年代的前輩那樣無法無天，但同樣依靠腐敗和隱匿在國家機器內部。為了捍衛自己的地位，他們有時也會訴諸暴力，但更多的是動用國家對媒體的控制來壓制批評者——上周，電視記者列奧尼德•帕夫揚諾夫(Leonid Parfyonov)在一次大無畏的演講中對此進行了控訴。

因此，普京建立的秩序已經失去了價值——儘管如何在不導致政權垮臺的前提下改革這種秩序，是一個極其棘手的問題。政府一直無力將很多犯下政治謀殺罪的人繩之以法，也無力整頓既無能又腐敗的員警隊伍。無數西方投資者和一些正直的俄羅斯商人都提到這些問題給經濟發展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他們需要一個比較廉潔且可預測的法律秩序。

無論是俄羅斯還是其他國家，最關鍵的是在政府體制內部以及全社會增強法治意識。

為此，俄羅斯必須讓新生的中產階級發展壯大，讓他們取代目前的寡頭集團——中產階級不僅要擁有全新的政治思想體系，還要有新的道德觀。

這不會很快實現，但並非不可能之事。因為冷酷版菲律賓的形象，與俄羅斯人對本國偉大歷史的自豪感實在不相稱。

本文作者為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教授，其新作《Pakistan: A Hard Country》將與2011年4月出版

譯者/陳雲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