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文章“中式民主”的啟動

美國之音對溫家寶頻繁的在近40天來6次提到政改的背景及意圖提出探討;

這一系列的發展---中國的政治改革的”實踐步驟”已經被排上了議程，有必要由宏觀再探討中國要如何進行中國的政治改革。

事物的運動、變化、發展按照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歷史觀的辯證法則認爲 :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簡化的歸納”內因是動力，外因是條件”

---內因:基層經濟的發展平均國民GDP將超過四千美元，生産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推動了社會的前進，也必然要推動新舊社會階級的代謝。

---外因: 中國在收入分配方面就從世界上最公平的國家之一變成了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官員不受節制的公權力造成社會”尋租現象”的盛行;城市與鄉村、沿海與內地、新經濟和傳統經濟部門之間差距不斷的擴大;自然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大規模城市化的副作用、社會老齡化、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不足、中央和地方關係緊張以及民族衝突等等，都是推動變化的條件。

中國的領導人很清楚明白地知道這個道理，也認識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對於推動政治改革的實踐方法及步驟沒有一致的看法。

10月8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可以看看往後幾天中國的回應，中國當然不可能讓劉曉波去領獎的;溫家寶的一連串做法，顯然是一種”國內勢單以外銷轉內銷”塑造的輿論的操作方法---是為了10月15至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熱身，更有可能是為了”建立2012年的十八大團派中央政治局委員共同政見”----不知道，純猜測，為何如此猜測?

請參看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 李成 寫的”中國的黨內民主：我們應該拿它當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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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與保守派領袖和學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溫家寶總理一直是民主的普世價值的持續的宣導者。他對民主的定義在許多方面和西方的大體相同。 2006年，在北京， “當我們談論民主的時候，”溫總理對布魯金斯學會代表團說，“我們通常指的是三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選舉、司法獨立和基於檢查和制衡的監督。”溫總理沒有說中國應該嘗試多黨競爭，也沒有說他認為國家應走向美國式的基於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權分立體系。而是說，他認為，制度化的檢查的制衡、憲政、新聞自由、通過選舉表達的政治選擇不為西方民主專有，而是所有民主的本質的和普遍的組成部分。

溫總理對民主的普世價值的強調反映了中國的政治體制中自由派的新思維。他的觀點可能代表了目前中國領導層的少數意見，但是，像過去30年來中國的許多其他想法一樣，初期的少數意見可能會被大多數人接受。

好幾個處於上升期的下一代領導人，所謂的第五代，也對黨內民主充滿熱情。

李源潮，握有權力的中共組織部部長和中央政治局成員之一，和汪洋，廣東省委書記，也是政治局委員，是最好的例子。  當李源潮從2001年至2007年在南京和江蘇任黨委書記的時候，曾按部就班地實施高層地方領導人的黨內選舉。  這一實驗遠遠早於其他城市和省份。在2005 年黨的選舉中，李批評那些“迷戀穩定”（當太平官），拒絕嘗試新的政治實驗的領導人心態。  他認為，這種看似謹慎的心態其實相當危險，因為在在短期內設法避免變化，官員可能會失去機會預防未來更加嚴重的危機。  按照李的說法，中國的領導人不乏智慧或意見，但需要更多的勇氣和“膽量”，以尋求更大膽的民主改革。  同樣，自從他在2007年底成為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大膽地宣佈，廣東要領導“新一輪思想解放”，以達到“在中國的整體發展的新階段”，還強調了政治改革和對地方領導的選舉。

中國的開明公共知識份子在中國民主的適應性和可行性方面已經積極地參與政治和學術話語，目標往往是完善中國民主的概念框架。俞可平（音），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編譯局副局長，北京大學教授，是支援中國以遞進方式向民主過渡的最重要的中國思想家之一。  在他目前的著名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中，俞可平不僅讓中國民眾認識到了當今中國的民主問題，同時也凸顯了民主的普世價值。當俞指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時候，他指的是它有利於一切人類社會，而不僅是對美國人或對中國。在他的關於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和政治發展的討論中，於指出，“全球化不僅使人們認識到他們有著共同的命運，而且還幫助他們認同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福利和尊嚴等基本價值。追求這些基本價值，既是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原則，也是最終目標。”

在論述黨內民主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最佳路徑的時候，俞可平提出了三個相互關聯的概念。

首先是民主的“代價”，有時高到不能接受。因此，在中國的民主化追求中減少“政治和行政費用”應該是關注的焦點。

第二，俞認為，“漸進民主”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最佳策略因為漸進的變化與中國的歷史經驗相容。他還解釋說，民主需要充足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資本，而中共在所有這些領域的改善，不僅會在數量上增加民主的可行性，而且會導致最終的質的“突破” 。

第三，在當前的社會緊張和政治動盪有上升的趨勢的時候，俞認為，中共當局應當與社會力量談判，不斷調整國家政策，以滿足民眾的需要，保持“動態穩定”。俞認為，最好的防止社會動亂或革命的方法是在中共領導的角色上促進良好的治理，而不是依賴於嚴格的控制。

應當注意到，對像俞這樣的自由派學者，黨內民主僅僅是實現中國的民主願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最近面對中國媒體的採訪時，俞認為，如果說中國只需要黨內民主，而不是真實的人民民主或社會民主，這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假設。而這二者都包括基層和普遍的民主選舉。對俞來說，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相輔相成的。 前者(I.E.黨內)是自上而下的或從內到外的，後者(I.E.人民民主)是自下而上的，但理想的狀態是它們會在中間相會。 從戰略意義上說，像俞這樣中國的開放的思想家把黨內民主放在高度重視的地位，其目的是希望這將為更廣泛的意義上的中國民主掃清道路。俞認為，中國的民主訴求的意願將會，也應該產生“某種形式的”質的突破。

其他一些對中國領導人有著重要影響的顧問們就黨內民主和更廣泛的民主之間的關係和俞持有相同的意見。王長江（音）教授，中央黨校（CPS）的黨建系的主任，最近指出，促進黨內民主不必以犧牲社會民主為代價。他以最近的主要危機為例，如在西藏和新疆的少數民族緊張局勢，貴州和吉林的社會不安定來強調在中國發展民主的迫切性。用王的話來說， “社會民主不能等待。”相對于方寧和其他願意壓抑個體服從群體和國家利益的保守派學者來說，王認為，新的“維權”意識和更大的社會群體對政治的參與是推進中國民主的動力，而中共領導人一定要跟上這些變化。王的同事，李良棟（音），CPS的政治和法律系教授和主任，也在官方雜誌《瞭望》中寫道“就像中國從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學到了很多寶貴的經驗一樣，中國也應當借鑒西方民主的豐富成果。”

俞可平、王長江和李良棟都在中國著名的智囊團中工作，與中共高層領導人有著已知的密切的聯繫。看來，他們代表了在中國現有政治體制中更加開放的思想流派。雖然他們是該國呼籲黨內民主的最雄辯的公眾知識份子，他們都認為這應該是到達普遍民主的手段，而本身不是目的。隨著官方的大力支持，這些知名學者最近在媒體的採訪和寫作中，以他們的影響地位來主張四中全會要採取更大膽的政治改革。

黨內民主的主要組成部分：粉飾還是現實？

雖然沒有在第17屆四中全會上作出突破性決策，提升中國公眾對黨內民主的前景的信心，會議確實產生了改善共產黨執政的廣泛計畫。在要求政治改革的五個方面明確提出指示：

1）在選擇中共官員方面要有更具競爭力的黨內選舉；

2）一個更有共識基礎的被稱為“票決制”的決策過程；

3）規範任期、調任、以及高層領導人的區域分配方面更為嚴格的規則；

4）一個用來約束官員的腐敗和其他形式的權力濫用的多層監督體系；

5）黨內事務的透明度成為新的重點。

在以上這些領域，有人可能假設所提出的各項改革措施主要是政治修辭，並仍會繼續受到中共當局的操縱。然而，與此同時，也有理由認為，這些措施具有很大的潛力。現在比以往更明確地表明，它們在今後幾年在決定中共精英領導的政治行為、權力變換、以及決策過程轉變中可能會極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