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1. 生平
2. 著作
3. 塔科土斯的資料來源
4. 文學的風格
5. 處理歷史的方法
6. 散文的風格
7. 對羅馬皇帝的批判
文學的風格 塔科土斯的著作很少虛飾的，以他的深刻琢磨和密集枯燥無味的議論而聞名，和一些其普他同時代人普魯塔克(Plutarch, 約46年 ~125年)的溫和形式不同。 在編年史第一卷，63章描述羅馬軍隊影響深遠的失敗，塔科土斯做這樣的修飾，簡潔描述戰爭的結束，而不是添加故事的細節。 在他大多數的作品的他維持按時間順序排序的敘事，很少描繪"大圖片"，並讓讀者構建自己的圖像。 然而，當他素描較大的圖片，例如在編年史的開幕段落----總結奧古斯塔的統治結束時的情況----他使用幾個密集的句子將讀者帶入這個故事的核心。 處理歷史的方法 塔科土斯的歷史著作的風格包含了許多處理歷史的方法形成自己的條理模式（應歸功於薩盧斯特(Sallust,公元前86~34年)的ㄧ些影響---owing some debt to Sallust）：平實鋪陳直接描述無縫地融合歷史事件、直截了當的道德訓誡和緊密聚焦的戲劇故事，他史學觀包含深刻，和經常悲觀的洞察力，將人類精神與本質的力量融入著作中。 塔科土斯關於他的處理歷史的方法的自己的聲明在著名的(編年史第一卷第一章）：我的目的，是顯示事件相互間的關係...沒有憤怒或熱情，我遠離任何的動機。 已有許多的學術討論塔科土斯的"中立"（或"偏愛"他人），這將使上列的引述只不過是一種言語的修辭。 在他的著作，塔科土斯關心 :當時新帝國的政權進行調整，皇帝和元老院權力的平衡，貪污及羅馬統治階層的日益增長的暴政。 塔科土斯的觀點，他們驅散傳統文化的言論自由和獨立去安撫經常迷迷糊糊和不寬厚的皇帝。 塔科土斯探討皇帝的日益倚賴軍隊的支持保衛皇太子(principes)的平順繼位。 朱利歐—克勞迪安王朝(The Julio-Claudian dynasty)血腥的謀殺最終讓指揮軍團的將軍有可趁之機。 這些大將軍由他們指揮的軍團支持，仿效凱撒(Caesar,公元前102年7月13日~公元前 皇帝尼祿的死亡，首先爆發的喜悅是受歡迎的，但它已不只在羅馬引起的各種情緒，參議員，人民或首都的軍人，也使所有的軍團和他們的將軍興奮；由這一刻起已洩露了帝國的秘密，皇帝是可能在羅馬以外的任何地方產生。 塔科土斯的政治生涯大部份是在皇帝圖密善(Domitian)的統治下;他經歷的暴政、腐敗，墮落的經驗，在公元81~96年是蔓延盛行的時期或許可以解釋他抱怨的，諷刺的政治分析。 他警告沒有責任權力的危險，反對喜愛沒有原則節制的權力，反對民眾的漠不關心和由帝國財富引發的貪污，反對允許各樣的邪惡蓬勃發展。 皇帝圖密善(Domitian)殘暴統治的經驗通常也被認為是鑄造他特有的描述模式，對朱利歐—克勞迪安王朝皇帝們造成的社會不公平現象，抱怨和諷刺的原因。 然而他在編年史的前六卷塑造提貝瑞烏斯(Tiberius)的印像既不全部的暗淡也不贊許：大多數學者分析提貝瑞烏斯作為在第一卷的書中主要是正面的形象，接下來的卷冊有關謝雅努斯(Sejanus,公元前20年~公元 塔科土斯一般都不怕頌贊和否定同一人，經常公開說明他認為值得讚揚和卑鄙特性的理由。 不斷然的以片面讚成或反對他描敘的人是他著作的特點，並引領在以後的思考者既是理解他的著作又是做為一個帝國系統的正反的思辯。 對塔科土斯的著作一個更好的說明是”超乎想像的”。 散文的風格 拉丁文金色年代作家_基凱羅半身雕像 塔科土斯運用拉丁語書寫的技巧是無與倫比的；也許除了基凱羅(Cicero,公元前106年1月3日~公元前 他的歷史著作注重精神與內在性格的動機，通常帶著有穿透性的洞察力----儘管他的洞察力的正確性是靠不住的，能令人信服多少只是因為他的修辭學技巧。 他最擅長的是掲露虛偽和掩飾；例如，以回顧制定法律禁止任何"賣國的"講演或著作---瑣屑無聊的檢控個案的結果---他用故事體，詳細的講述提貝瑞烏斯拒絕祖國之父(pater patriae)頭銜的的故事 (編年史第一卷第七十二章)。 其它地方(編年史第四卷第六十四~六十六章)他比較提貝瑞烏斯的公開配置的迫害凸顯他未能停止的墮落和他啟動的濫用司法的公正。 雖然這種洞察力為他贏得了讚揚，他也一直被批評他忽略所描述的更大範圍內的事件。 當然，塔科土斯寫的是那時比較近期發生的事件；而使二十世紀事後的我們有認識事件發展過程的好處。 塔科土斯著作，語言和方法的兩種風格，大部分應歸功於薩盧斯特(Sallust,公元前86~34年); 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公元325/330~391年以後)是較後期的歷史學家，他的著作風格關係最接近塔科土斯的。 對羅馬皇帝的批判 塔科土斯的文筆冷靜且精確描述史實，但他的作品仍有明顯的反帝制傾向，在編年史中，自奧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 由於由塔科土斯史學家對羅馬皇帝的記錄及批判，西方史學有近兩千年的時間將塔科土斯的記錄視為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的真相，但自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在1776~1789年出版了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後開啟現代化的研究羅馬史的道路後，塔科土斯的觀點開始受到挑戰，尤其是十九、二十世紀以後，羅馬考古學及歷史研究的整合，所得的資料與塔科土斯觀點頗多不一致。 塔科土斯的身分多少影響了他對公元一世紀羅馬皇帝評價的全面性：塔科土斯身為元老院議員且長期生活在首都羅馬中，接受了羅馬城庶民的觀念，政治分析與判斷的眼光自然向兩者靠攏，但單從羅馬帝國的這兩個階層來評斷皇帝卻只能得到不完整的評價-----這排除了真正佔羅馬帝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行省居民的觀感，而除了少數例外（卡利古拉與公元69~70四帝之年內戰時的三位短暫的皇帝），歷任皇帝將經營行省視為主要責任且多有建樹，於是以羅馬首都觀點評價皇帝對帝國貢獻是不完整的。 且元老院與羅馬城市民對皇帝的評價方式有時並不理性，如元老院階級會將對自身特權的剝奪（雖然有時確為不當）誇大解釋國體、國家的危機，古代羅馬城居民的教育水準普遍粗鄙，因此對皇帝的評價常是取決於皇帝的公關表現（如尼祿提倡希臘文藝取代大競技場娛樂就成為他失去羅馬公民支持的關鍵）、對特定人物的愚忠、甚至單純的物慾和情緒（提貝瑞烏斯受惡評的原因之一即在於他任內不贊助角鬥士表演與不曾向公民發放皇帝賞金）主導。 這樣的結果就是，採用首都觀點與元老院觀點的塔科土斯，雖然能真實的記錄下元老院與羅馬城庶民對皇帝的評價，對皇帝治世的總體評價卻並不一定公允。 塔科土斯本身的政治經歷與政治觀也決定了他筆下皇帝的形貌，塔科土斯擔任政務官的經驗有限（他只擔任過相對平穩的元老院行省總督職位，軍團指揮權也僅限於法定意義），這很可能讓他在政治、戰略學術領域不發達的當時無法對皇帝的某些重要決策作出公允的解讀，甚至淪落到使用非理性的市民觀點批判（如認為提貝瑞烏斯對日耳曼防線的收縮僅是為了打壓潛在政敵日耳曼尼可斯(Germanicus,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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