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不同族裔和睦同居」是一座高山，那麼登山之人在唱響「上行之歌」的路上，會遇到怎樣的挑戰？這對我們又有怎樣的啟發？一起來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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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東西方，詩人在文化裡總有一席特殊地位。詩人不只是「文學精靈」——詩歌的創造者，也往往是一國一族的靈魂代言人。誰能說自己熱愛中國傳統文化卻不認識李白、杜甫、蘇東坡？誰能說自己親近台灣現代文學卻與余光中、楊牧擦肩而過？而又有哪個受過制式英美教育的未曾誦讀荷馬史詩《奧德賽》或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更進一步說，當詩人攀到了創作頂峰，仰視他們風華、吟誦他們詩歌的，可能就不限於他本國本族的百姓。只要有翻譯管道，對從生命深淵處發聲的詩人，各地讀者都能聽到他們的回聲。

21世紀過了五分之一（編注：本文寫作於2021年），執世界強權牛耳的美國，於殖民時代產生、至今未能徹底修復的種族裂痕因新冠疫情、總統競選風波而加劇，竟在2021年1月6日迎來令舉國瞠目結舌的國會山莊暴亂。人們心情複雜，有的隔岸觀火，有的義憤填膺，有的沉重悲痛，心中普遍的問題是——難道自詡民主旗手的美利堅，將無法繼續捍衛自由、平等的立國精神？難道這片各族共建的地土將成為彼此相咬相殺的獸圈？

兩週後，拜登總統的就職典禮如期舉行。全民驚魂甫定，典禮過程的管控前所未有地森嚴。典禮意外的亮點，是一位詩人。22歲的美籍非裔詩人阿曼達·戈爾曼（Amanda Gorman）受總統夫人邀請在就職典禮上朗誦新創詩歌：《我們攀登的山丘》（The Hill We Climb）。

戈爾曼著一襲鵝黃大衣，艷紅髮箍圈住墨黑頭髮，在藍天白雲下聲情並茂地演繹了對這個經歷種族撕裂之痛的國度未來重建和平公義的夢想。全球轉播的就職典禮讓戈爾曼立即成為矚目焦點：還未出版的新書登上預售金榜，《我們攀登的山丘》賣出多國語言版權; 同年2月，戈爾曼獲選為《時代》次世代百大領導「奇才」之一。

不難想像，就職典禮那天，許多人一邊在螢幕前看著戈爾曼激動人心的詩歌朗誦，一邊上網搜尋這位青春詩人究竟是誰。

阿曼達·戈爾曼，美國非裔詩人與社會活動家，首位國家青年桂冠詩人。她的出身在美國非裔裡是尋常的——單親家庭，經濟困窘，媽媽一個人帶大三個孩子。雪上加霜的是除了家庭背景困難，她還有特殊需要。幼年時被發現有語言障礙，接受治療多年。重視教育的母親將戈爾曼姊弟三人送進南加致力於社區服務、多元平等、社會正義的私立學校，在那裡她受到啟發式全人教育，之後拿到高額獎學金進入哈佛攻讀社會學。進大學前，她以17歲之齡出版第一本詩集《為食不果腹者》（The One for Whom Food Is Not Enough）。

戈爾曼詩歌的主旋律向來是為邊緣人物發聲，也構築不同背景社群彼此合作、恩慈相待的願景，但諷刺的是，就職典禮後關於戈爾曼的國際藝文新聞，卻是由《我們攀登的山丘》翻譯人選所引發的族裔背景爭議。先是旅居英國的荷裔作家藍納弗（Marieke Lucas Rijneveld）因其白人族裔身份引來批評聲浪，主動請辭戈爾曼詩集的荷語翻譯工作。30歲不到的藍納弗去年方以The Discomfort of Evening（《不安之夜》）一書成為布克國際獎的最年輕得主，是新生代廣受注目的荷語小說家和詩人。當出版社選定她為荷語譯者時，戈爾曼本人歡喜贊同。

然而消息正式發佈後反對之聲潮湧，撻伐筆軍以荷蘭《人民報》記者杜爾（Janice Deul）為首，她說藍納弗的文學造詣、翻譯能力無庸置疑，但出版社難道不覺得找一位和戈爾曼一樣的「非裔女性」做翻譯更合適嗎？出版社還未表態，藍納弗已經決定放棄這個機會。藍納弗的決定，又迎來另一波自由派和保守派間的熱烈爭論。

荷蘭語翻譯人選風波未息，南歐又起了另一場風波：西班牙方言加泰隆語譯者奧比斯（Victor Obiols），在完成戈爾曼原詩翻譯後接到出版商通知，稱再度評估後認為他（中年白人男性）「不適合」這份工作，可以酬勞照付，但不會出版他的譯文。奧比斯並非藍納弗這樣的後起之秀，而是被業界尊重的資深譯者，翻譯過莎士比亞、王爾德等的名著。奧比斯對自己頭一回以這種理由被判出局，感到無力又無奈。

這一連串被西方媒體廣泛報導，沸沸騰騰的文化新聞，讓我和孩子思想：

作為受壓抑非裔的代言者，戈爾曼這首詩究竟誰有資格翻譯？

除了雙語雙文化功底，譯者本身的族裔背景是否也該列入重點考量因素？

如果只有另一個「同文同種」的譯者才能翻譯受壓迫者的創作，如何超越人種、性別、貧富的藩籬？

難道文學藝術的精神，不就是跨越或超越這些各式各樣的條條框框？

這連串翻譯風波也讓我想起最近才讀畢、得遍大獎的圖像小說三部曲March（《征途》，暫譯）。這部文圖搭配無間，敘事高潮迭起，信息深遠的精彩作品，講述的是美國著名非裔民/權鬥士約翰·路易士（John Lewis）的生平故事。執筆者是路易士本人和他的土耳其裔助理艾登（Andrew Aydin），插畫師是白人畫家波維爾（Nate Powell）。

《征途》的故事撼動了我的心靈，開啟了我的眼界。上世紀60年代是美國現代史上內政最動盪的時代。南北戰爭結束百年後，種族隔離在南方各州依然是常態，從學校、職場到日常生活，黑人遭受許多不平等待遇。究竟要如何突破困境？不同團體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以馬丁·路德·金恩牧師為首，路易士也在內的群體堅持和平抗爭的道路：他們堅持白人不是敵人，而是運動夥伴，堅持不論面對多少昨日與今日的不公不義，絕對不以暴易暴。

1961年，才21歲的路易士——和如今站到媒體聚光燈下的詩人戈爾曼差不多年紀——已經投身納許維爾運動數年，並成為知名領袖。那年夏季，路易斯成為「自由乘車者」（Freedom Rider）行動中13名成員（7名白人，6名黑人）中的一名。他們抱著敢死隊的精神，從首府華盛頓特區出發，計劃搭客運公交車經過當時州法禁止黑白共乘的南方多州，目的地是新奧爾良。旅程中多位成員遭攻擊、毆打、下獄，幾乎連命都賠上。路易士也受了重傷。他說，要堅持和平之路，只有一個途徑，就是即便被打得頭破血流，還是要愛那些暴打你的人。因為若容許怒氣佔據自己的心思意念，就不可能堅持不還手。一旦動手，就無法傳遞真正要傳遞的信息。

對路易士和像他這樣的民權鬥士來說，面對系統和人心的黑暗，每一小步的進展都是血、汗與淚換來的。幾十年以後，當他決定為下一代述說自己的故事時，可輕易徵集全非裔的創作團隊，為什麼他卻組成了非亞歐多族裔的隊伍？這與創作源起有關：中亞背景的艾登是路易士的得力助理，也是最初向路易士提出圖像小說回憶錄這個點子的人：是時候向下一代傳遞他一生志業的火炬，而「還有什麼媒介比圖像小說更有親和力？」路易斯考慮良久之後答應，條件是艾登得和他一起寫作。而他們後來選定白人畫家波維爾，則是兩人一致認為「沒有比他更好的人選」。

相對於戈爾曼詩作翻譯人選掀起的族裔角色風波，路易士的生命經歷、回憶錄團隊的選擇，以及最終完成的金獎作品，在在見證了不同族裔、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人，如何能為同一個理想各盡所能。

約翰·路易士（John Lewis，1940.2.21-2020.7.17）

回到戈爾曼詩歌翻譯課題，我的思考還在進行：

翻譯強調「信達雅」，翻譯過程中，譯者穿上原創者的鞋子要走幾里路才能在自己和他者的經驗裡尋求到交集共通？

誰有資格翻譯？能掌握雙邊語言、願意傾聽創作者聲音的人？

誰有資格決定譯者？原創者？出版社？社交媒體意見領袖的嘶喊？

而我們這些罪人，蒙恩之後，能不能以生命故事來「翻譯」神聖、恩典和救贖？或許言永不能盡意，或許我們的翻譯只捕捉到原文百分之一的精髓，但我們的使命不就是在嘗試裡靠近嗎？

藍納弗主動放棄戈爾曼詩歌的荷語翻譯，之後她寫了一首詩回應，說到當一些人沒有預備好她承接這個任務時，她選擇等待。西班牙方言譯者「被」放棄，受訪時充滿了無奈。當我們尋求正義，為受壓迫者發聲，並期待更多的受壓迫者一個個站出來時，要特別謹慎。歷史上的壓迫者和壓迫者的後裔，不該被看作對頭，而應被看作要贏取的盟友。否則一不小心就變成了惡性循環，歷史成為不同族裔興衰起伏的戰場，以致無法走近戈爾曼詩中描述，對各群體和睦同居的嚮往。

或許不是每個人都能迅速理解黑白之間的歷史傷痕，但歷史上對亞裔的仇恨，近來因新冠疫情而在歐美翻騰。除了膚色，還有其他造成壓迫的原因：貧富懸殊，性別歧視，甚至宗教/壓迫......這些不也都是錫安大道上不易挪開的的大小石塊？

戈爾曼是一個天主教徒，她的心與筆帶著深沉的使命感。使命不是為自己族群的勃勃野心，而是對「和睦同居」之夢想。詩歌題名為《我們攀登的山丘》——

我們是誰？

攀登過程裡什麼顯性或隱性的人事物會讓我們腳步踟躕，甚至撲跌？

登到山頂時又期待看到什麼景象？

對一切願意以自己的生命與文字，「翻譯」神聖故事的人來說，登山的途徑或許不只一條，但我確信，山只有一座，山頂的願景也只有一個，登山的人，從夫子起始，都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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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黃瑞怡

台灣大學圖書館學學士，俄亥俄州大學語文教育博士，專攻兒童青少年文學。多年在南加公私立中小學任職，現任聯合基督教學校國際學生部主任。《校園雜誌》「尷尬少年遊」、「惡水築書橋」專欄作者。曾參與遠東廣播公司童話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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