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兩會通過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簡稱《民族法》）涉及台灣，因而引發民進黨強烈的反應，陸委會、海基會相繼提醒民眾注意風險，可能遭到跨境鎮壓、強迫表忠的威脅，還有人將該法與《國安法》、《反分裂法》相提並論。這些反應和解讀，反映了台灣社會對大陸的恐懼，但《民族法》真的有那麼嚴重嗎？
非針對台灣 綠營小題大做
細讀該法全文可得知，《民族法》是大陸多年民族問題相關政策的彙整與法律化，確立「國族優先於民族」的原則，以取代中共建政初期模仿蘇聯民族理論所建立的規章制度，主要是處理大陸境內少數民族的治理、福利待遇、教育文化等，台灣只是「一筆帶過」。
如果把《民族法》解讀為針對台灣的法律武器，就像一個人低頭看到自己長長的影子，就誤認為自己長得很高，忽略了燈光照射的角度。兩岸語言、文字相通，理應很容易輕易理解大陸，卻把自己局限在偏狹的政治視角中，令人喟歎。
《民族法》涉台段落並不彰顯，是與港澳僑合併放在一起，內容也只是既有對台政策的複述，如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增強同屬中華民族、兩岸都是中國人等主張，未超越「反獨促統、交流促融」的對台政策框架。
《民族法》涉台條文反而凸顯北京深知台澎金馬地區非其治權所及。《民族法》實施範圍僅限大陸境內，甚至不包括香港、澳門。正因為此，該法只是原則性對兩岸交流、民族認同等做既有立場陳述，並未對「台灣地區的少數民族」（也就是原住民族）治理做出任何法律規範。
若從立法涵義看，《民族法》類似台灣的《原住民族基本法》、《文化基本法》及不久前三讀通過的《青年基本法》，屬於基本法體系，是宏觀的立場表述或政策架構，主旨是界定政府的角色，更好推動公共政策，並無罰則，執法與罰則須回歸刑法、行政法體系。
提到罰則，就衍生到另一個敏感話題，那就是民進黨政府對「跨境鎮壓」的示警，是依據《民族法》第63條規定，境外的組織和個人針對大陸實施破壞民族團結進步、製造民族分裂行為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綠營將這條與「跨境鎮壓」聯結，不是小題大做，就是認知操作。因為這裡的「境外追責」條款，不過是現代法律體系中「屬人原則」與「屬地原則」相結合的慣常邏輯，意即境外實體對境內造成違法後果，須承擔法律責任。
設溝通平台 消除台人恐懼
如果綠營只是抓住這一條，就把《民族法》聯結到「跨境鎮壓」，豈不是大陸幾乎所有法律都可以這麼理解？那麼，《民族法》有那麼重要嗎？需要由陸委會大張旗鼓辦座談會嗎？
從兩岸關係大環境來看，5年前的港版國安法、去年賴政府端出「國安17條」，都未能阻止台灣民眾赴陸港旅遊熱潮，如今又拿《民族法》拋出「跨境鎮壓」議題，相信只在同溫層內有感。
綠營對《民族法》過度的反應，主要出於政治需要，卻也代表一部分人對大陸法制缺乏信任的問題。兩岸體制不同，立法院雖然吵吵鬧鬧，但定期改選，能接地氣，而且立法程序透明，政府、黨團、立委都可提交各自草案，民眾與社團也可透過公聽會提供意見，爭議性立法過程中，輿論有很大的介入空間。台灣對大陸立法程序非常陌生，人大委員非經普選產生，立法並未逐條審議、沒有現場直播，因而造成不信任感。
台灣應實事求是看待大陸《民族法》，樂見兩岸民間交流與各自社會的團結，大陸也應對台做好溝通，未來立法若有涉台條文，應闢出制度化平台徵求台灣民意，兩岸立法機構應建立交流機制，增進相互了解，執法亦可透過台辦在法律範圍內力求公開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