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領導的舞台上，用人之道往往決定政權穩定與政策成敗。回顧川普第一任期初期，由於缺乏執政經驗，其用人尚稱謹慎，仍偏向延攬具備專業背景與行政歷練的官員。儘管內部衝突不斷，但整體仍在制度框架內運作，未立即釀成重大失誤。
然而隨著權力穩固，川普逐漸將「忠誠」視為唯一標準，對不完全服從者迅速排除甚至邊緣化。無論是前國務卿蓬佩奧、前副總統潘斯，或前聯合國大使海利，皆因不符其忠誠尺度而遭疏離。此一轉變，使原本尚具多元與專業平衡的團隊，收縮為狹隘的忠誠圈，為後續政策失誤埋下隱憂。
國會山莊暴動更凸顯，一旦領導者以個人忠誠凌駕制度，政治秩序便失去支撐，滑向情緒動員主導的危險邊緣，制度信任亦隨之快速流失。
進入第二任期後，這種用人模式更趨極端。川普不再重視能力與經驗，而偏好逢迎附和、表態忠誠的幕僚。此種選擇削弱政府決策的專業基礎，使政策缺乏長遠規畫與風險評估。
當團隊僅由唯命是從者構成，便難以提供多角度分析，更無法在關鍵時刻提出具體對策。領導者若沉浸於自我強化的回音室，排斥異議，最終只會陷入資訊封閉的循環，甚至誤將一致聲音視為正確判斷。小圈圈用人，表面鞏固權力，實則侵蝕治理韌性，使國家在複雜國際局勢中顯得遲鈍而脆弱。
新內閣的組成，進一步放大問題。不少成員缺乏經驗，甚至欠缺基本的閱讀與學習習慣，難以在政策制定中提供深度分析與歷史脈絡。這種輕率用人，使政府忽視過往國際經驗與戰略教訓。
以中東問題為例，關於荷莫茲海峽的多次危機，伊朗有能力封鎖，早已揭示該地區局勢的敏感與複雜。然而新團隊未能汲取經驗，對地緣政治理解淺薄，往往憑片面直覺做出判斷。當決策核心充斥不閱讀、不思辨的成員，政策便失去理性根基，轉而受情緒與意識形態牽動，判斷也更容易走向極端。如此政府，在國際舞台上難以維持穩定判斷，甚至反覆陷入自我製造的困境。
對伊朗開戰的決策過程，正是小圈圈思維的典型展現。決策僅由少數親信拍板，缺乏廣泛專業討論與制度性審查。川普誤判伊朗情勢，以為其政權會如委內瑞拉般迅速崩解，卻忽略其內部動員能力與民族凝聚力。結果相反，外部壓力反而促使伊朗團結，形成更強烈對抗。
此一誤判，既源於對國際政治的過度簡化，也反映團隊缺乏多元視角與反證機制。當決策依賴少數人直覺拍板，勢必忽略歷史、文化與地緣政治的深層因素。小圈圈的封閉性，使錯誤難以及時修正，最終將國家推向更高風險，甚至失去戰略迴旋空間。
總統本應打造具專業分工的團隊，在危機中提供解方、維護國家利益。然而川普反其道而行，將忠誠凌駕能力之上，結果不斷製造問題。戰爭最忌諱的是無法收尾而陷入長期消耗。一旦決策缺乏周延思考、團隊失去專業支撐，領導者極易失去主導權。
小圈圈用人不僅削弱治理能力，更使國家走向戰略孤立。若無法擺脫狹隘忠誠思維，便難以在國際體系中立足。唯有建立多元、專業且彼此制衡的團隊，方能確保國家在不確定環境中維持韌性。
歷史早已警示：倚賴小圈圈、排斥專業聲音的領導者，終將在危機中失去掌控。秦末趙高專權、明末宦官壟斷，皆加速政權崩解。政治穩定不在諂媚附和，而在多元專業與制度制衡。川普的用人模式，正是以忠誠取代能力的當代縮影，其結果便是誤判與孤立。
對台灣而言，此一經驗尤具警惕，唯有建立敢言、專業、互補的決策體系，才能避免重蹈覆轍，讓國家走向解決問題，而非不斷製造危機。（作者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名譽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