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識科學泰斗李昌鈺博士日前辭世，在哀悼這位為全球刑事鑑識貢獻卓越的先行者時，筆者看到媒體對其1985年康乃狄克州命案（Birch and Hennig case）翻案事件的報導內容有所扭曲，甚至以「偽造」等未經證實的字眼蓋棺論定，不僅有違事實，更是對司法科學專業的極大汙衊。身為李博士的學生與多年刑事法學研究者，筆者認為必須從鑑識專業與法律程序，還原該案的真實面貌。
首先，針對2023年翻案的核心爭點「毛巾上的微量血跡」，必須釐清鑑識科學的物理侷限。命案發生於1985年，距2020年重啟調查已過35年。在科學上，微量血跡中的DNA與血紅素會隨時間、濕度、溫度及保存環境而產生降解與風化。當年李博士偵測到的微量反應，在35年後因物理自然降解而無法被偵測，是極其正常的現象。如果我們因為35年後驗不出證據，就主張「當年證據不存在」，這在邏輯上犯了嚴重的溯及既往錯誤。
正如命案現場若等了30年才勘察，自然難尋證物，但絕不能據此否認案發當時的物理痕跡。不管在哪個國家，刑案一旦判決確定，證據的保存就不如調查期間與審判期間的保存，所以毛巾保存的狀態也是影響血跡在何時消失的關鍵。
其次，美國刑事審判採「雙方對抗制」，由陪審團聆聽雙方律師、檢察官的舉證交互詰問，據以決定是否有罪，這是最嚴謹的制衡機制。在一審期間，被告律師依法必定聘請獨立的鑑識專家，並在法庭上與檢察官提供的證據進行嚴密詰問。李博士當年的鑑定結果是經過法庭雙方攻防、接受對造專家質詢後，最終由陪審團採信。
鑑識人員的角色是如實報告物理驗證結果，而非決定案情。當年定罪的關鍵是陪審團在權衡雙方專家證詞後行使的自由心證，而非鑑識人員單方面能誤導。
更應質疑的是「偽造動機」。刑事鑑識人員的績效與案件定罪與否並不掛鉤，李博士當時已名聲顯赫，斷無可能為了這宗案件冒險毀掉職業生涯。再者，案發現場並未發現被告血跡，若要偽造，必須先取得被告血液樣本。在當年技術環境下，李博士手中既無「素材」，何來「栽贓」之說？
最令人混淆的，是將「民事和解」與「刑事偽造」畫上等號。2023年康州政府同意賠償並達成和解，本質上是基於政治考量與損害控管。刑事訴訟要求「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的高標準，而民事訴訟僅需「證據優勢」（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即超過一半的可能性即可。康州政府為避免輿論發酵及選舉負面影響，選擇以賠償換取息事寧人，這類行政和解絕不代表法律上認定李博士「造假」。
李昌鈺博士一生推動「讓證據說話」，將鑑識科學推向現代化的巔峰。司法真相具有時空侷限性，我們不應以35年後的技術環境去否定當年的專業發現，更不應在一位大師殞落之際，任由扭曲的資訊掩蓋其一生的專業光輝。
回首李博士對台灣警政與國際鑑識的無私貢獻，我們應以更客觀、公正的視角來評價其學術資產，這才是對法治精神最基本的尊重。（作者為前立法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