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援引《1974年貿易法》122條款，從2月24日起對全球課徵為期150天的15％進口附加關稅，替代被判決違法的對等關稅後並未收斂，再度援引《1962年貿易擴張法》301條款，3月11日先對16個國家「是否呈現產能過剩」、接著3月12日再對60個國家「是否涉及勞動強迫」進行調查，其目的除了「填補」關稅，也想藉此重塑美國經濟版圖。
回顧過去30年以來，在世界貿易組織（WTO/GATT）前後八個回合談判下，各國關稅大幅調降，市場大幅開放，自由貿易理論得以從書本走向現實，自由貿易促成了全球化生產，使得世界經濟快速成長。遺憾的是，隨著近年中國大陸、新興市場的崛起，並未讓這套單一邏輯的貿易結構，邁向更理性與穩定之「多極均衡」發展。
問題顯然出在美國。隨著川普重返白宮，追求讓「美國再次偉大」為核心的思維，使得國際貿易從自由化與效率化，轉換為安全化、區塊化。特別是美國追求自身利益優先之下，採取關稅與雙邊談判為主軸的貿易策略，正在創造一個不安的經濟環境，迫使各國重新檢視對單一市場與強權的依賴，甚至已進入風險重新分配、衝突更易外溢的恐慌時代。
也就是說，美國在貿易政策上，從國際貿易秩序的提供者，轉換為既有規則的挑戰者，加上地緣政治升溫與制度競爭加劇，非但難以重塑美國經濟版圖，反而造成國際貿易秩序呈現混亂格局，甚至延伸為全球經濟風險的來源，導致各國迎接一個高度不安環境的同時，需要重新定錨。這些前所未有衝擊，從全球治理制度日益脆弱化，以及大國競爭全面激烈化的現象，可以發現其端倪。
由此顯示，國際貿易秩序並未在均衡各國利益的前提之下，井然有序重建規則，而是在制度潰散、共識流失、合作退化、競爭重燃的背景之下，持續陷入泥沼困境。雖然美國仍然是全球經濟架構中的主導力量，但其領袖地位卻又日益受制於內部政治的糾葛，無形中削弱美國肩負再造、調整與維護國際貿易秩序能力，導致全球經濟較之以往更加動盪。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揮舞關稅大棒的同時，卻又促進許多國家加強聯繫，進而整合「非美（non U.S.）」市場共同「對抗美國」思維不斷暈染。這些現象包括：「東協加一」組織的深化調整及「加三」架構的重新啟動、歐盟與印度的自由貿易協議簽署，及加速與「南錐市場」的自由貿易談判、中國大陸深化「一帶一路」計畫與擴大「金磚」體系等，皆是在遵循既有國際貿易規則的前提下，以建立多個重疊、彼此競合的長期運作經濟圈層。
這意味著，未來數年國際貿易秩序將不會重返過去的穩定，更不致邁向往昔的單一霸權，而是呈現高摩擦、高門檻格局，甚至延伸強制度競爭與強合縱連橫的時代。對長期高度依賴出口導向、地緣政治前沿的台灣經濟而言，面對此一情勢，並非選擇對單一市場的押注，而是在多個經濟圈層中保持彈性，同時將自身產業的優勢，進一步轉化為各國難以取代的價值。
很顯然的，台灣經濟所面對的國際貿易秩序，並非短期性的波動威脅，而是結構性的生存挑戰。亦即在因應國際貿易秩序劇變的同時，必須掌握與各國深化合作的機會，調整出口結構，除了從市場單一導向，轉型為市場組合策略之外，還要與時俱進加強布局東協、連結印度、西進歐盟、調整南向政策，找出突破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之路，始能建立更具韌性的經濟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