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之眼】兩岸和平框架中的風險管理

若依國民黨鄭麗文主席一貫的政治論述與其所呈現的世界觀推論，所謂「兩岸和平框架」，其核心關切並非處理統一或獨立等終極主權問題，而是一套以「避免戰爭、管控風險」為優先目標的和平管理機制。此一構想本質上屬於風險治理（risk management），而非主權重構。

此一主張可建立在三個基本判斷之上：第一，台海衝突風險正在持續上升，戰爭已非單純的假設性情境，而是需要被制度性管理的現實可能；第二，美中戰略對抗的長期化，使台灣被推向地緣政治前線，安全風險高度增加；第三，在此結構條件下，和平與安全的確保，應優先於高度對抗性的主權論述，否則台灣恐成為大國競逐中的高風險節點。

在制度設計上，該「和平框架」可被定位為一種兩岸和平的過渡性安排，其核心特徵在於「刻意迴避主權爭議」，而將重心放在衝突避免與危機管控。具體而言，該框架可由四個相互支撐的支柱構成：

第一支柱為軍事安全機制，重點在於降低誤判與意外升高的風險；包括雙方承諾不首先使用武力、建立或恢復軍事熱線，以及對大型軍事演習、敏感行動進行事前通報與行為克制，此一設計旨在降低「擦槍走火」所引發的非理性升級。

第二支柱為政治互動的降溫機制，透過恢復制度化溝通管道、降低高刺激性政治語言及象徵性挑釁行為，以減少敵意累積與認知惡化。此處的關鍵不在於政治整合，而在於「管理分歧」，避免對立走向不可逆的安全困境。

第三支柱為經濟與社會交流的穩定化安排，強調保障既有經貿往來與人員交流，避免政治衝突全面外溢至社會層面。其邏輯在於，若和平能夠產生具體且可感知的「和平紅利」，將有助於爭取社會支持，形成對衝突升高的內部制衡力量。

第四支柱則涉及對外戰略姿態的調整。依此構想，台灣仍維持與美國的安全合作關係，但在政治敘事與戰略呈現上，避免被塑造成直接針對中國的軍事前線，以降低北京的安全焦慮，並為兩岸互動保留彈性空間。

整體而言，這樣的「兩岸和平框架」可被視為一種「以政治克制換取安全空間」的風險管理方案。在此背景下，國民黨智庫近期訪問北京的相關動向，勢必會被外界納入上述「和平框架」的解讀脈絡之中。

無論其實質內容為何，這類互動在台灣內部與國際社會眼中，皆可能被視為對該和平構想的前期鋪墊或試政策水溫。其政治效果，將不僅取決於對岸的回應，也取決於台灣社會能否清楚辨識其「風險管理」的定位，並防止和平論述在操作過程中，滑向單方面讓步或戰略模糊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