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斷近10年的國共智庫論壇北京登場，致力改善兩岸關係。然而，當前東亞安全環境在討論台海風險時，輿論往往迅速滑向一種簡化對立：強硬等於安全，克制則被視為軟弱。這種二元思維本身，恰恰可能構成另一種風險，它讓人誤以為戰爭的選項正在自然收斂，而非人為被不斷推向必然。

俄國文豪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早已提醒我們：戰爭從來不是某位領袖一聲令下的結果，而是由語言、情緒、恐懼與誤判長期累積而成。真正危險的，往往不是武力本身，而是人們開始把衝突視為「遲早會發生」的歷史命運。

重新閱讀托爾斯泰，再回望今日東亞，特別是台海與日本安全議題，可以發現這部19世紀的文學巨作，仍然深刻映照當代現實。而在這些敘事交會的節點上，兩種不同的政治聲音，正在形塑社會對「戰與和」的想像。

一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來多次強調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並明確指出台海安全與日本自身安全高度相關。這類說法，代表的是一種典型的現實主義安全敘事：透過清楚界定責任與立場，降低誤判空間，讓對手不致低估衝突代價。

從國際政治角度看，這樣的思維並不陌生。歷史上，確實有不少衝突源於模糊訊號與錯誤期待。當「責任」、「同盟」與「自由的代價」被反覆道德化時，是否也可能在社會心理層面，悄悄把戰爭轉化為一種被接受的預設結果？一旦「不可避免」成為共識，政策選項反而會提前關閉，理性調整的空間隨之縮小。

相對而言，台灣內部亦存在另一種敘事取向。以鄭麗文為代表的聲音，主張在高度緊張的兩岸氛圍中，仍需保留對話、溝通與降低誤判的可能性。

近期國民黨組了40位人士的代表團赴大陸參與「兩岸交流合作前瞻論壇」，也被部分輿論視為此一思路的延伸。在高度對立的政治氣氛中，這類主張往往容易被解讀為過於溫和，甚至被質疑現實感不足，正逐步被推向一場自身難以主導、卻必須承擔重大後果的衝突。然而，托爾斯泰並不否定防衛，也不歌頌天真的和平主義。他真正反對的，是把戰爭包裝成道德必然或歷史使命的敘事。在他筆下，最困難的政治勇氣，往往不是高喊對抗，而是在情緒高漲之際，仍能提醒社會：誤判本身，就是風險的一部分。

當然，若和平敘事忽略現實權力結構，把對話誤認為安全保證，同樣可能流於自我安慰。問題不在於哪一種聲音「比較正確」，而在於社會是否仍容許多重敘事並存，而非過早收斂成單一路徑。

日本首相的強硬安全敘事，與台灣內部呼籲降溫與溝通的聲音，並非道德上的對立，而是對不同風險的回應。前者擔心模糊帶來誤判，後者憂慮確定性過早封死選項。對台灣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從來不是存在不同路線，而是其中任何一條被視為「唯一理性選擇」。

「自由確實需要付出代價」，但代價不應只被理解為承擔衝突的心理準備。歷史的悲劇，往往不是因為缺乏勇氣，而是因為在情緒與口號之中，過早放棄了複雜思考與調整能力。對身處大國競逐之間的台灣而言，真正昂貴的，或許不是選擇哪一邊，而是在喧囂之中失去自處的理性。

（作者為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