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社會開始害怕幾個字，它真正恐懼的，早已不是外在的敵人，而是自身的空虛與不安。當某個名字被反覆提醒「不可提及」、被一筆一畫抹去、被降格為不能說出口的禁忌，那所顯露的，從來不是語言本身具有破壞力，而是權力對自身正當性的深層焦慮。因為唯有不夠穩固的權力，才需要對詞語如此緊張；也唯有失去信心的政權，才會把幾個字，當成威脅。
近日，總統府前發言人 Kolas 在新書中斷言「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叫做『中華民族』」，而幾乎同一時間，海基會董事長吳豊山因嘗試在兩岸對話文本中保留「中華民族、兄弟分立」的現狀描述，卻遭到總統當場否定，最終辭職離去。這不是一場學術辯論的輸贏，也不是外交辭令的修辭之爭，而是一道赤裸裸的政治警戒線，代表某些認同，已不被允許存在。
這條警戒線，不只是劃在文件與發言之間，更先一步劃在歷史之前、劃進人的內心深處，它逼迫人們在開口之前先自我審查，在記憶之中先行刪改，讓原本屬於良知與自由的空間，悄然成為禁區。
「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一句政權口號，更不是某一黨派的專利，它誕生於清末的風雨之中，出自梁啟超對民族存亡的深切焦慮。那是一個列強環伺、內部裂解的時代，「驅逐韃虜」的激情若不被修正，國家便會先於外敵而崩解。於是，「中華民族」被提出，不是為了排他，而是為了包容；不是為了抹去差異，而是為了讓差異得以共存。
它從一開始就不是血統神話，而是一個文明的選擇，它運用承認多元、拒絕仇恨、以共同命運對抗分裂。
這個選擇，並非靠紙上辯證完成，而是以極其殘酷的代價被寫進歷史。抗日戰爭不是單一族群的悲劇，而是整個文明的劫難。3千萬人的死傷，沒有分省籍、沒有分方言、沒有分族群。當烽火燒遍東北、華北、西南與滇緬邊境，當少數民族的村落與沿海城市同樣化為焦土，「中華民族」不再只是書本上的名詞，而成為一個無法逃避的現實，因為在侵略面前，沒有人是局外人。
民族意識，正是在這樣的血與火中，被迫成熟。
1949 年後，政治分裂無可避免，但令人深思的是，民族意識並未因此完全斷裂。823炮戰的往事，至今仍帶著歷史的諷刺意味，當美國試圖以地緣利益為計，要求蔣介石放棄金馬、固守台澎時，國共雙方卻在民族底線上形成一種奇異的默契：分裂可以存在，但不能被外力永恆化。於是炮聲停歇，補給恢復，兩岸在對峙中，仍維繫著一條看不見的文明細線。
這條線，不是統一的保證，卻是對分裂的節制。
而台灣，恰恰是這條線上最敏感、也最脆弱的一端。今日台灣社會的認同危機，並非源於歷史過於複雜，而是來自刻意的簡化。台獨論述試圖以19世紀民族國家理論，將台灣塑造成單一民族，彷彿只要命名成功，國家便能自然生成，然而現實卻無情得近乎殘酷，因為台灣的人口結構、文化脈絡、歷史記憶，從來不是單線敘事。
無論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河洛與客家文化，或是族群多樣、語言繁複的原住民族社會，都無法被壓縮為一個純粹而封閉的民族神話。更遑論以南島語族這樣橫跨半個地球的文明體系，來打造一個排他性的現代民族國家，其荒謬程度，幾乎不需反駁。
今日台灣真正被模糊的，不是歷史，也不是文化，而是民族認同與政權認同之間的界線。一個人可以深深屬於自己的民族，卻不必完全附和任何政權，可是當這條界線被忽視或刻意混淆時，個人的自由與歷史的真實，便同時被吞噬。
今天的台灣真正被抹去和混淆的，除了歷史和文化，更是民族認同與政權認同之間那條至關重要的界線。每個人都可以深切地認同自己的民族，感受其文化與血脈的延續，卻不必完全臣服於任何政權。然而，當這條界線被壓迫、甚至刻意模糊時，個人的自由被侵蝕，歷史的真相也隨之消逝，留下的只是分裂與失序。
台灣歷史上政權更迭頻繁，從明清到日據，從戰後到冷戰，但民族文化的連續性卻從未因此斷裂。反清、抗日，不是政權忠誠的展演，而是文明自覺的回應。民族認同，是個人與歷史之間最深層的連結，它可以多重、可以流動，卻不該被命令、被審查。
當一個政權開始判定「你是誰」是否合格，當某種自我理解被視為「國安問題」，那麼真正受威脅的，不是國家，而是自由。
蔡英文曾說，「沒有人必須為自己的認同道歉。」這句話之所以動人，是因為它曾承諾一個底線，即政治不應入侵靈魂。然而今日的現實卻令人不安，因為不是所有認同都被允許存在，有些名字必須被刪去，有些歷史也必須被改寫，有些人，只能沉默離場。
問題於是回到最原始、也最殘酷的一問：台灣，到底還有沒有認同的自由？
一個成熟的社會，不應害怕歷史的重量，也不該畏懼複雜的身分。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文明命運共同體，可以被討論、被質疑、被重新詮釋，但不該被政治宣布為禁語。因為一旦某種認同被禁止，下一個被禁止的，往往不只是詞語，而是思想本身。
當一個名字被強行剝奪，記憶便被迫流亡；當一種認同被置於審判之下，自由也只剩下空殼。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民族本身，而是那種自以為有權決定他人存在的狹隘政治投機客，他們傲慢、任性又自大，卻足以吞噬整個社會的良知與靈魂。
（作者為海外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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