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建構經濟安全新型態防禦網

在全球地緣政治劇烈擠壓的時刻，跨國資本流動早已超越傳統商業邏輯，轉化為延伸國家戰略的「銳實力」。(路透)

在全球地緣政治劇烈擠壓的時刻，跨國資本流動早已超越傳統商業邏輯，轉化為延伸國家戰略的「銳實力」。資本不再只是追求利潤，而是干預、削弱甚至重塑他國產業結構的隱形武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統計顯示，近年各國基於國安理由啟動外資審查的案件快速攀升。台灣身處全球科技供應鏈核心與印太戰略節點，自然成為「資本武器化」的前沿戰場。

回顧近年國內經營權之爭，無論是老牌產業遭假外資突襲，抑或公股金控面臨地緣政治資本進逼，防守方往往只能訴諸變賣資產或公帑護盤的「焦土戰略」。這些代價高昂的慘勝，正凸顯台灣現行制度缺乏能將「國安風險」與「股權多寡」實質脫鉤的現代化防禦機制。

我國外資審查過度依賴「最終受益人」的形式認定。但OECD研究指出，大量外商直接投資透過「特殊目的實體」（SPEs）中轉，僅靠文件難以穿透資金來源。有心者可透過多層次離岸控股、家族信託、代持協議進行「監理套利」，更棘手者採用「可變利益實體」（VIE）架構，不持股卻透過契約實質控制公司。若背後資金具「黨國資本主義」特徵，其目的往往隱藏在模糊契約中，形成「合規但危險」的監理盲區。

這類資本鎖定戰略產業，其圖謀已超越股權控制，更延伸至人才挖角與竊取營業秘密，意在「掏空技術核心」以掌控供應鏈。然而，現行防禦迫使我們耗費龐大資源打股權戰，卻難擋無形的技術外溢。這種以有限金彈對抗具政治目的之不對稱滲透，實為戰略下策。

台灣亟需建立制度化、分層化的國安審查架構。新加坡2024年生效的《重大投資審查法》（SIRA）便是典範。SIRA採精準「分層監管」，將國防、能源、通訊、金融等領域列為「指定實體」。在此架構下，國安控管權與持股比例脫鉤，主管機關對董事會與關鍵人事擁有最終否決權，更具備強大「事後處分權」。法規賦予政府在交易完成後兩年內仍可重啟審查，若發現疑慮，可強制撤資或命令股權出售。國安裁量權因此凌駕普通股權，政府毋須陷入委託書拉鋸，便可有效控制局勢。

SIRA亦將監管成本「內部化」，要求企業聘請第三方執行合規查核。同時，法規嚴格限制司法審查範圍，法院僅能受理「程序正義」之訴，不得干預國安判斷。此設計有效防止敵意資本透過訴訟拖延執法。這也是新加坡的治理邏輯：平時尊重市場，一旦踩線，國家具備壓倒性處置權。

除了自上而下的制度防禦，台灣亦應導入美國的「私人執法」機制。政府資源有限且面臨資訊不對稱，往往難以掌握內部違規。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透過高額獎金激勵吹哨者。依SEC統計，截至2023年，已向近400名吹哨人發放約20億美元獎金，追回超過63億美元不法所得。若台灣採行類似制度，搭配匿名保護與反報復機制，鼓勵內部人揭露「影子董事」、未申報之協議控制或隱匿交易，將比等待官方監理介入更即時有效。此乃「激勵相容」設計：讓握有資訊者成為監理延伸，從內部瓦解不當結構。

更進一步，我們應研議開放「私人訴權」與「集體訴訟」在國安與金融監理領域的適用，允許競爭對手、股東針對虛偽不實的投資申報或違反產金分離原則的行為提起訴訟。這種「分散式執法」能讓市場機制成為國安審查的延伸，形成無所不在的監督網絡。

總結而言，台灣外資審查改革不該停留於修補條文，而是監理思維的「典範轉移」。借鏡新加坡SIRA的精準治理，建立具最終否決權的指定實體制度，同時引入美國的分散式執法，以市場誘因啟動私人監督力量。唯有結合星、美之長，台灣才能擺脫以肉搏戰守住經濟安全的困局，打造既維持市場開放活力又確保國安的現代化防禦體系。面對地緣政治與資本滲透交織的複雜挑戰，這已是不容迴避的國安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