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最近這一波遏制中國崛起的努力，源自中國出乎其意料的成功。在中國之前，能從第三世界完成產業升級、加入原本都是老牌工業國家（即歐美日澳）的高度開發經濟體行列的，只有幾個“小龍”；這裏的重點是那個“小”字。他們的人口總數還不到一億，在政治、經濟、軍事、金融貨幣和外交上，全都是美國霸主的忠實附庸，或者附庸的附庸（如臺灣對日本、香港對英國）。所以對“既有國際體系”（也就是美國支配一切，而附庸們則得以獨占若干高端實業，享受僅次於美國的生活水準）來説，不但不是挑戰，反而是補充和加强。

這樣的脚本，卻不適用到中國身上。中國的原罪，在於他的體量：一個人口大於所有先進經濟體總和的國家，顯然不可能成爲可靠的附庸；只有分裂和衰弱的中國，才符合美國及其附庸的長期利益。

美國的霸權，建立在軍事、宣傳和金融這三股力量之上。實際上要打擊霸權的挑戰者，軍事手段的代價極高，只有在二戰那樣沒有其他選項的前提下，才會不得已而爲之。在二戰後70多年，曾有過蘇聯和日本兩個挑戰者，美國分別以宣傳和金融方法將他們從内部瓦解；不但代價幾乎爲零，而且紅利極大，支持了美國在冷戰後的長期繁榮。但是美國得意忘形，沒有注意到同一時期的貿易全球化，導致“既有國際體系”之外的國家開始纍積技術、資本和軍力，其中遠遠最大、最強、最成功的，就是中國。

當然，在冷戰期間，美國就已經預作準備，要遏制任何非附庸國的崛起：當時是以宣傳力量為主軸；在蘇東土崩瓦解的同期，對經歷過文革的中國知青來説，這套神化西方體制的宣傳有很大的吸引力。

然而中共居然存活下來，在高效管理經濟發展的同時，還保持了政治的穩定，從而創造出其後近30年的强勢國力增長。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美國為對華宣傳戰失敗做出深刻反省的當頭棒喝，所以一旦稍有恢復，就迫不及待地開始“Pivot to Asia”。但是這時中國已經太過强大：在2010年，中國的工業產值趕過美國；2014年，GDP（購買力平均）也超越了。至此，中國已經大幅突破了美國霸權歷史上挑戰者相對實力的高潮綫，再加上中共對宣傳和外匯的嚴格管理，美國的傳統伎倆都明顯失效。

剛好美國的戰略思想“精英”們，以Joseph Nye為首，已經開發出一套新的遏制競爭對手的策略，叫做“軟實力”（“Soft Power”）；實質上是聯合歐日澳等附庸，更改世界貿易規則，强迫中國改變内部的制度和政策。換句話說，這些損害高速增長能力、甚至危及國家基本團結的有害“改革”，既然無法只靠純粹的宣傳手段誘騙中國自行采納，就必須從外部施加壓力來强迫中國接受。

我並不是說中國不須要改革；事實上中國當前有許多政策對長期發展有很大的扭曲和危害，亟待深刻的檢討和改變，例如房地產業的管理（尤其是稅政）和芯片的發展補助（關於後者，請參見鐵流的博客：https://www.toutiao.com/c/user/6457361522/#mid=6457361522 ）。但是這些改革必須采納從内部理性分析所得的最優方案，依照國情來決定執行細節和步調，絕不能把美國强加的穿腸毒藥照單全收。

所以兩年前，Trump靠著智商低於100的那一半選民支持而當選總統（請注意，我討論的是統計上的主流，所以上面這句話並不代表每個投票給Trump的人都是笨蛋，或者每個笨蛋都投給Trump），是中國的又一次戰略機遇。他一上臺，就退出了軟實力戰略的兩個支柱（即TPP和TTIP），對第三個支柱（即更改WTO的規則）也是不屑一顧。

當然，Trump的支持者對中國並沒有什麽好意，他們只不過是嫌棄軟實力戰略過於緩慢和間接，所以Trump爲了討好自己的基本盤，在期中選舉年采取了對全球掀起貿易戰的不智政策。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美國全民心中的主要敵人，還是中國；而關稅是一種兩方皆輸的政策，所以一旦其負面後果開始呈現在美國經濟上，Trump選擇緩和對附庸的打擊，集中力量對付中國，其實是唯一一個理性的可能。

然而Trump不是一個絕對理性的人，所以他忽然發癲，決定接受中方大筆收買美國農礦產品的綏靖方案，雖然機率很小，卻並非絕無可能。中方的決策者，即使知道美國的真實目的是謀殺而不是搶劫，由於如果僥幸成功，紅利極大，所以知其不可爲而爲之，還是合理的。前面提到的紅利，除了化解Trump任内打擊中國的企圖、反而挑起美歐日的内鬥之外，還有一點一般人不會想到，就是靠注入大筆資金進入美國經濟，幫助Trump連任，延長中國的戰略機遇期。

中方對美國和歐洲的示好，雖然都碰了一鼻子灰，實際上卻並沒有什麽損失，因爲原本若是不作爲，結果也是一樣的。我們是旁觀者，可以說風涼話，但是爲政者卻有責任去做這種成功機率很小的嘗試。這就是爲什麽我在以前的文章裏，總是說中美貿易戰，應該要到美國今年的期中選舉，才有真正轉折的契機。

我認爲中方要利用期中選舉，達到一個自己滿意的結局（也就是在可輕易承受的代價下，結束這一回合的中美對抗），有幾個比較可能的脚本。第一個是在選舉前，對美國經濟造成足夠可見的傷害，讓Trump的支持者回心轉意，反過來要求撤回關稅。既然Trump只在乎個人得失，而不是國家利益，那麽一旦民意轉向，他也必然跟從。這個相對主動的策略是上策。

執行這個上策的前提，是迅速創造足夠的傷害，尤其要讓Trump瞭解他原本以爲貿易戰必勝的邏輯基礎（亦即雙方進出口額的高度不對等）是一個謬誤。因此中方自己不能太過怕痛，要針對在華美國企業做出抽取營收稅的公開威脅，例如GM。GM雖然不算是共和黨的基本盤勢力，卻是美國製造業的傳統領頭羊，在過去十幾年中又對中國市場有了極大的依賴，超過一半的利潤來自中國；一旦GM的中國市場受到威脅，整個企業都有可能在下一個不景氣周期裏再度破產。這樣的危險，是連Trump都能領會的。

然而中方的決策者已經決定不冒這個險。我想他們的分析大概是依循以下的思路：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民粹派一樣是極度而且絕對反華的，美國的政治勢力中，願意和中方妥協的，只有若干財團。這次中美貿易戰，就是美國政治民粹化、財團對美國政策主導能力衰退的一個體現，所以不能進一步得罪他們（最後這一步邏輯推演跨度太大，結論可疑；然而受篇幅所限，我不在此詳細討論，以後再撰文來解釋），只靠對農產品的關稅來影響美國民意。不過如此一來，Trump妥協的動機就弱化了。這並不是說選舉前達成協議的機會完全消失，而是從50-60%降到了30-40%。我們也必須嚴肅考慮下一個可能，亦即貿易戰要拖過期中選舉。

如果民主黨如目前民意調查預測，重新控制衆議院，再加上Mueller調查案也即將發酵，Trump可能會面臨四面楚歌的危境，不再能裹挾共和黨議員。那麽財團就可能在參議院發力，逐步迫使Trump在關稅問題上做出退讓。但是這是一個被動的策略，中方無法有效參與或影響其進程（除了對GM這樣的企業做私下的威脅；這和上策的差別，在於威脅的時間和是否公開）。而且民主黨對中國的敵意更强，Trump與他們在對中貿易政策上結成Unholy Alliance（邪惡同盟？）的可能性也存在，所以我認爲這是中策。

最糟的策略是認慫，以放棄產業升級、改變國内政策為代價，對Trump投降。我想沒有一個有正義感的華人願意看到這個結局。反正Trump到2020年，幾乎可以確定會敗選，繼任的民主黨總統必然會重拾Obama的軟實力戰略，任何與Trump做出的協議，都沒有存活過2021年的可能，那麽自然沒有理由認慫。中方的下策至少也就是最低程度做出對等報復，咬牙靜待Trump下臺。

這上中下三策，主動權都不完全在中國自己手中，有很大的隨機因素。但是貿易戰對國内經濟的影響，中方如何處置卻純粹是自己的決定；如果放任不作爲，就真是自殘自裁。我最擔心的是扶持高科技發展的補助政策。連美方都知道要以《中國製造2025》為主要打擊目標，而中方卻連其中最重要的芯片產業都縱容假大空文化，允許國外企業的馬甲和買辦騙取補助；明明有兩個真正自主的CPU，卻連黨軍公的采購都不能專注其上。這連美國政府的作爲都遠遠不如，實在是中國之恥。中美貿易戰是長期的鬥爭，無數犧牲所買得的喘息機會卻被無能、自私的官員和奸商揮霍掉了，這才是中國在貿易戰中的最大危機。

【後註】這個博客的老讀者知道我論事沒有預定的立場，一切讓事實和邏輯來引領我到正確的結論。如果有新讀者覺得我在這篇文章的態度太過强硬，可能有偏見，那麽我建議你去讀讀前文《回顧洞朗事件》。在那個話題上，印度人只是要面子、想佔小便宜，正確的處置方法是不升級，所以我一開始就指出中共外交部的强硬聲明是不智之舉。在中美問題上，美國的最終目標是要致人於死地，一味退讓反而鼓勵他們得寸進尺。總之，我的評論純粹是因人、因地、因時、因事而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