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給出其中一個原因。那就是相較於其他犯罪，賭博是標準的「最低度執行（radically under-enforced）」，而且「沒有受害者（參與者的行為皆出於自願，不像某些罪行如偷竊，具有強迫性的那些受害情況）」。故，賭博沒有受害者，不但偵辦困難，而且也減低大家把資源用來防堵賭博的意願。

行為之所以成為習慣性的，主要是因為行為的成本與效益都取決於時間。當成本與時間呈負相關，而效益與時間呈正相關時，習慣就出現了。從深思熟慮轉變到習慣性的行為，通常是透過重複動作而形成的。因為不用花太多腦筋，所以符合成本效益。而且，將行為習慣化的成本是一種沉沒成本（sunk cost），意思是，用於維持習慣性行為的成本是很低廉的，這阻礙了改變，因為一旦改變，就得付出新的成本。

1950-1980年代，全球的海外援助資金全部集中在印度，然而印度的經濟成長卻是歷史最慢，每年每人平均所得只增加1%。並且，國內的通貨膨脹、浪費、腐敗沒有改善。原因為何？第一，接受金援將會使得一個政府毋須設法解決其政治、社會及經濟（文化、組織）的困境，而外援越是慷慨，政府越是拖延其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貧窮國家經濟成長遲緩的原因，精準來說並不是因為資源匱乏。相對的，就是因為太多資源導致腐敗（如原油、礦產），而官員貪污，並大興土木於不重要的硬體公共建設。繼續給這些貧窮國家錢，甚至只會助長他們繼續推動這些沒有實質助益的社會計畫，並入官員私人口袋。

第二，1990年代初期，印度政府認識到，經濟問題的真正原因不是沒有足夠的外援，而是本身的政策。當時的改革政策包括開放更多的民營投資、大幅降低關稅、配合和其他外貿壁壘。令人驚訝的是，印度有充分的理由主張，過去曾經捐助他的那些富有國家，竟然是他發展的障礙，因為富裕國家的進口、關稅限制，不讓印度農民和工廠的產品進入富裕國的國內市場。大多數貧窮國家都是農業生產者，而農產品比富裕國家產的便宜許多。在富有國家中，非農民的納稅人實際上被自己國家的農民剝了兩層皮：最低農產收購價格/ 透過稅收來補助農業副產品...以及支持政府對外援助計畫的稅收。

第三，提供外援的國家也會承受國內的政治壓力，進而影響其外援方式。這彰顯在，他們會在援助中附帶各種條件，也協助國內的利益團體。例如大多數的美國外援，都要求接受方須將金援用在購買美國的產品和服務，而這些產品和服務甚至往往賣得比其他供應國還要貴，例如軍武等。這反而犧牲了被援助國，使他們不能更快速的成長。

對經濟學界來說，很難相信宗教信仰能產生資本主義。英國經濟史學者Richard Tawney認為經濟與社會的變遷更能影響宗教觀點。舉例而言，中世紀的宗教改革是肇因於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對歐洲人的世界觀與科學觀產生更大影響。資本主義之所以興起，是因為發現新大陸後大量白銀與香料流入歐洲，造成物價革命，帶動產業發展，促進資本主義的興起。Weber認為資本主義是因為信仰基督新教而興起，是倒果為因的推理。

細究而言，新大陸的金銀、馬鈴薯、玉米、香料大量流入歐洲，許多地方很快就富裕起來，人口大增、物價大漲，製造業和貿易業跟著活絡，商人的地位提升。地主與領土手上的現金相對有限，反而要向工商業週轉，士農工商的地位重新洗牌。在這個大翻轉的過程當中，過去受到羅馬天主教控制的地區，富裕之後就不肯再受教皇指揮，甚至公然抗命。封建領主的經濟相對衰落，農民起來反抗長期的壓迫。另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亨利八世以離婚為由公然與羅馬教皇決裂。所以資本主義反而是促進基督新教的成長。

法國年鑑歷史學派的Fernand Braudel也反對Weber的說法。他跳脫宗教與資本主義的爭論，從經濟地理變遷的角度，來解釋資本主義在北海地區（也正好是新教信仰區）發達的原因。他認為用歷史社會學的方法不但不能解決Weber的命題，反而會把問題複雜化。經濟地理變遷說：宗教改革時期的歐洲，已經取代地中海域的經濟主控權。這類的經濟重心遷移在歷史上很常見，例如回教興起後拜占庭就衰落了；回教的經濟主宰權後來又讓給歐洲人；到了1590年左右歐洲的經濟重心又遷移到北海，當時最繁盛的區域，正好是是基督新教徒居住的地區。經濟重心北移是因為西葡兩國王室對海外經營權的獨佔權控制很緊，主要是為了增加國庫收入，應付日益短缺的政府開支。商人面臨海外貨物回國都要課稅，於是乾脆運到北方不用繳稅的安特衛普、布魯日（Bruges）和阿姆斯特丹等。也可以趁機運到對殖民地貨品需求很高的內陸。

相對於南方的推力，北方的拉力為，當地開發程度較差，生活水準和工資本南方低，加上市場大、廉價的河內運輸網、沿海有效率的船隊。另外北方的資源如木材、穀物、羊毛比南方價格低，北方人工作比較勤奮，所以工業生產的重心就逐漸北移。1590年歐洲景氣走下坡，造就南北方的實力開始分歧。

宗教改革最大的助益，大概就是創造一個有組織的北方社會，這在對抗南方的商業網絡是有利的團體條件。宗教戰爭使得新教徒之間形成有群體意識的網絡，在國家意識發達之前這對商業貿易產生過效用。經濟重心錢怡之前，南方的威尼斯是資本主義的重鎮，可是威尼斯人並不信奉基督新教。曾經掌握地中海域的拜占庭與回教國家，在經濟上的強勢主控權和宗教信仰的關聯不大。如果淵源已久的儒家思想，能解釋台灣戰後四十年的快速成長，又怎麼能解釋宋明以來中國長期的經濟衰退？是故，任合宗教信仰的族群，只要具備當時有利的條件，又碰巧站在西歐北方的那個歷史潮流與位置上，任何勤奮的社群都會有類似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