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目前正面臨成立以來最嚴峻的「生存危機」。隨著今年7月31日剩餘委員任期屆滿，這個通訊傳播的「監理」機構就會陷入全體委員出缺的空城狀態。然而比起空城，更值得關注的是存在意義。

儘管《NCC組織法》明白賦予「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的任務，但自NCC成立以來，長期自我定位為監理機關。要讓通訊傳播產業能夠健全發展，不能只有監理，更要有產業輔導。

當NCC陷入困境，而朝野與業界似乎都不以為意的時候，或許可趁機思考：NCC是否可從監理機關轉型為產業輔導機構。

在數位匯流的巨浪下，如果NCC 依然維持目前的監理定位，不僅無法扶植產業，更可能成為數位國力的絆腳石。

首先，當此數位時代，年輕世代幾乎已不接觸傳統的廣播 電視，而台灣通訊傳播產業目前的法律大多還是類比時代的架構。「廣電三法」繼續對本土有線電視、衛星電視採取嚴格管制。反觀跨境的國際OTT平台及YouTube幾乎不受《廣播電視法》約束。這種內嚴外寬的環境，讓本土業者在資金與競爭力上節節敗退。

NCC在處理電信或媒體併購案時，往往是從境內思考，擔憂言論集中或市場壟斷，卻忽略了規模經濟是與國際巨頭競爭的唯一門票，因此消磨了產業整合的時機。

其次，當有人說NCC「不如廢掉」時，背後的邏輯是：監理成本已遠超過監理紅利。NCC應該思考提升以下紅利：

第一、目前產業輔導職能落在數發部、文化部與NCC，導致碎片化。NCC應發揮其對電信與廣電特許產業的了解，主動媒合，推動內容加寬頻的發展，而非僅在意行政規管。

第二、面對AI驅動的媒體生態，NCC應翻新思考，從未來產業的視界鬆綁法規，允許業者進行創新的盈利模式、跨平台分潤機制等試驗。作為輔導機構的職責在於排除障礙，而非預設障礙。

第三、台灣影視產業面臨國際平台強勢搶客、內容分潤不公。NCC應積極成為產業的法律與行政後盾，代表國家與跨國數位巨頭協商分潤機制，這才是業者心中期盼的紅利。

最後，從監管者轉型到輔導者，NCC必須大破大立，歸零思考，不要再陷於以往威權時代的管制慣性，而應將內容審查轉向業者自律與公民參與，讓決策核心回到通訊傳播產業賦能等層面。

當NCC不再自我局限為監理機構，才能徹底發揮「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的使命。如果只知維持現狀，繼續扮演傳統廣播電視與通訊產業的糾察隊，那麼即便委員順利遞補，恐怕也不會獲得業者與公民的歡迎。

（作者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前富邦金控獨立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