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年／因應綿延不止的美國關稅

今年二月，美國聯邦高等法院裁定川普政府推動的對等關稅無效後，美方隨即轉向援引其他貿易法。先根據所謂一二二條款，課徵百分之十附加關稅；並啟動三○一條款調查過剩產能出口，以及「強迫勞動」損及美國利益，台灣均被納入名單。顯示川普並未因司法判決而收手，而是改以其他工具延續關稅操作。

一二二條款是因應美國國際收支失衡，以關稅來抑制進口的短期調節工具；三○一條款則是美國最具威懾力的貿易措施，目的在於報復外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且可長期實施。然而根據美方所釋出的訊息，此次一二二與三○一調查，是在對等關稅失去法律基礎後，做為重建關稅政策的手段。特別是三○一更被解讀為替代失效的對等關稅，未來可能對各國課徵差異化關稅，以回復到原先的關稅結構。

然而台灣絕不可掉以輕心，不可只將三○一視為單純回復既有關稅的技術性調節工具；因為無論是三○一或一二二條款，均帶有制裁與施壓性質，其目的不只是恢復對等關稅情境，更可能迫使貿易對手調整經貿制度及產業政策，以符合美國利益。因此若將其視為中性的調整機制，將低估對台灣可能的潛在衝擊。

在過剩產能議題上，三○一調查是主要針對他國透過政策補貼形成的供給過剩，並以低價大量出口，因而形成不公平競爭並造成貿易失衡；然此並不適用於台灣，因為台灣對美出口成長，主要是因應美國在人工智慧領域的強勁需求，特別是半導體產業，屬於典型的需求驅動，而非產能外溢。

另一方面，台灣企業已積極赴美投資，並在台美投資備忘錄中承諾持續擴大在美布局，未來美國本土需求亦可逐步由在地生產滿足。此種以市場需求與產業合作為基礎的發展模式，與同被列入三○一調查的其他國家，在汽車、電池、鋼鐵等產品方面，透過過剩產能低價出口的情況截然不同；若將兩者混為一談，不僅忽略產業結構差異，在邏輯上亦難以成立，台灣實應據理力爭。

此外，此次三○一的勞動調查聚焦在強迫勞動問題，美方不僅關注個別違規情形，更著重於是否透過制度設計或供應鏈安排使用強迫勞動，以降低成本而形成不公平競爭。同時，美方亦檢視各國是否落實執行勞動標準及監管機制，並有效防堵潛藏於供應鏈各環節下的強迫勞動風險。

然而，台灣在相關制度上不但已與國際接軌，且台美對等貿易協定也納入防制強迫勞動的規範。在此情況下，若美國仍透過三○一調查處理相同議題，則會產生制度重疊，台灣應積極向美方闡明自身制度的合規現況，並主張避免重複適用相關調查機制。

展望未來，除了積極應對繁瑣的三○一調查外，台灣亦須正視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隨著台灣逐步納入美國主導的供應鏈重組體系，戰略地位雖有提升，但同時亦伴隨新的風險。一方面，在政策上須高度對齊美方要求，而使政策自主空間相對受限；另一方面，當美國將貿易逆差與產業政策掛鉤時，即使台灣身為重要合作夥伴，仍可能在經貿層面成為「調整」的對象。此種「安全依賴深化、經貿壓力上升」的結構性張力，將是未來台美關係中最需因應的風險。（作者為中經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