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總統已於12月26日依法公布停砍公教年金修法，並在批示中表示支持行政院循憲政程序，就可能涉及違憲疑慮聲請憲法法庭判決及暫時處分。表面上，這是回到制度解決爭議的作法，實際上，卻再次把「公布法律後立即釋憲」視為化解政治衝突的萬用解方，恐怕只會累積制度爭議，加深政治對立。
先就憲法第70條而言，年金制度是否會提早破產，本質上屬於財務與精算判斷，充其量是政策爭議，並非當然的違憲問題。即使對財政影響有不同評估，也應在政策與立法討論中解決，而非動輒貼上違憲標籤。停砍年改修法屬於法律案而非預算案，是否構成「增加支出之提議」本就高度存疑。
過去立法院多次通過組織改造或制度調整法案，即便增加人事或行政成本，也未曾因此被認定違反第70條；可見法律調整制度，即使影響預算，也不當然落入該條所要防堵的範圍。若將複雜的財政與憲政問題，簡化為一句「違反憲法第70條」，不僅無助於釐清權限界線，反而使憲法條文淪為政治攻防的口號。
至於所謂侵害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第1項考試院職權的說法，實係混淆制度分工。考試院掌理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制度之規劃與行政執行，並不排除立法院以法律調整制度內容；否則歷次年金改革，豈不全成了違憲。該條文本旨在防止人事制度遭政治恣意干預，而非將退休制度排除於民主立法之外。掌理並非壟斷，修法亦不當然構成侵權。
然而，政府既已選擇「公布後立即聲請釋憲與暫時處分」作為主要路徑，社會自然會追問：在暫時處分尚未作成前，行政機關究竟應否忠實執行已生效法律？抑或可以「副署、公告而不執行」作為過渡作法？這不只是政策立場之爭，更涉及依法行政與憲政慣例是否被改寫。在憲法法庭員額未補齊、正當性備受質疑的情況下，釋憲不僅難以止爭，反而可能加深對立。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憲法法庭的正當性是否已真正站穩？日前作成的114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僅由5位大法官參與，卻已有3位大法官公開質疑其合法性，甚至主張判決自始無效。相關程序爭議尚未釐清，若政府即以「法庭已恢復運作」為前提，將高度敏感、涉及世代與財政的年金爭議送入釋憲程序，只會使裁判結果更難取得社會信任。當裁判者的程序基礎不穩，任何重大憲政判斷，都難免被質疑為司法工具化，受損的終將是整體憲政信賴。
此外，對於「國會未充分討論」的指控，釋字第342號解釋早已指出，法律案是否踐行議事程序，除非存在明顯且重大瑕疵牴觸憲法，原則上屬於議會自律範疇，並非釋憲機關審查的對象。若行政部門動輒以「討論不夠」作為違憲理由，司法勢必被捲入議事攻防，行政與立法之間也將更難建立互信與節制。
出路其實並不複雜。朝野應將補足大法官員額視為共同責任，由總統儘速提名具備專業、獨立且能取得社會信任的人選，並透過朝野協商，使提名與同意回到可預期、可運作的制度節奏；亦可參考近期中選會委員人事中納入在野黨推薦的經驗，讓憲法法庭在合法、完整的組成基礎上處理重大釋憲案件。在員額未齊之前，各機關更應節制動輒訴諸釋憲的衝動，避免程序疑雲成為制度常態。
行政受立法監督，本是民主憲政的日常，而非權力分立被破壞的象徵；真正傷害權力分立的，從來不是監督本身，而是將制度工具化、把程序視為可被跳過的障礙。公布法律不應淪為政治過關的形式，副署與執行也不該被任意拆解操作。唯有先補齊、補正憲法法庭，讓程序真正站得住腳，台灣才有可能回到以制度解決爭議的正軌。
（作者為前立法院法制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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