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英國政治學者把首相一職形容為「不可能的任務」，但10年7位首相，讓人不禁質疑：英國是否已淪為一個無法治理的國家？
從卡麥隆的公投豪賭、梅伊在脫歐泥淖中的3年掙扎、強森的醜聞纏身、特拉斯荒誕不經的49天，到蘇納克的黯然落幕，再到如今施凱爾在黨內逼宮聲中的岌岌可危，英國首相的平均任期，正在以令人詫異的速度持續收縮。
「無法治理論」並非毫無根據。我們可以列出一長串結構性障礙——過度集中的行政體制、日益老化且難以改革的行政官僚體系、司法審查與監管框架對政策創新的掣肘、脫歐造成的長期經濟摩擦，以及占GDP高達94％的國債所帶來的財政束縛。20年來家庭實質收入幾乎原地踏步，在新冠疫情與烏克蘭能源危機雙重衝擊之後，英國已陷入低成長與高債務的惡性循環，
然而，這些結構性困境真的足以解釋英國近年來的治理崩解嗎？未必。從卡麥隆舉行脫歐公投到特拉斯的「迷你預算案」，都不是制度的結構缺陷，而是政治人物做出的錯誤選擇，是一個黨魁為了平息黨內分裂所做出的政治算計。換言之，不是國家無法被治理，而是這些領導人選擇了以治理國家為代價，換取黨派利益。
施凱爾當下面臨的困境，最能說明這個現象。2024年大選，工黨以「改變」與「穩定」為旗幟，終結了保守黨長達14年的執政。那是一場關於執政能力與國家利益的選舉，工黨憑此贏得了壓倒性勝利。但不到兩年，議會多數席位非但沒有成為工黨政府施政的底氣，反而成了逼宮派的人頭計算工具。迄今超過80名工黨議員公開呼籲施凱爾下台，11個黨屬工會聯合發聲，要求他在下次大選前讓位。
施凱爾的困境，部分源於他自身的失誤，在福利改革上的政策搖擺、任命具爭議人選出任要職，在在顯示他缺乏清晰的政策主軸。然而更根本的問題仍在於，他在上台前，從未真正準備好面對執政的代價。
大選時，左右兩黨都承諾了一份不誠實的未來：無需大幅增稅，無需痛苦削減，繁榮唾手可得。工黨上台後的前兩份預算案便追加了660億英鎊的稅負，增幅之大，非政策轉彎可以解釋。施凱爾既未在選前為黨內成員做好面對艱難決策的心理準備，也未在執政後建立足以消化政策矛盾的政治信任基礎，以致當他試圖推動改革時，自家議員成了他最大的阻力。這不是治理體制的問題，而是領導力的問題。
英國政治近年來有一個耐人尋味的規律，各政黨在選擇領袖時，往往優先考量個人魅力、意識形態的純粹性，以及「當下能否贏得選舉」，而非「執政後能否治理國家」。強森是此一邏輯的極端體現。他以個人魅力為保守黨贏得了2019年的壓倒性勝利，卻也以同樣驚人的速度把政府帶向崩潰；特拉斯則是意識形態優先的後果，一份未經財政評估的減稅計畫，在49天內讓英鎊貶值、抵押貸款利率飆升，最終釀成一場自我醞釀的金融危機。
今日英國，與1970年代末的疲態有幾分相似之處。當時接連幾屆政府在經濟停滯與社會動盪下束手無策，直到柴契爾夫人的激進保守主義打破僵局。柴契爾夫人是一位有清晰綱領、有重量級智庫支撐，且有足夠政治意志承擔代價的領導人，這才能夠打破僵局。
如此看來，英國不是無法治理的。即便面對重重結構阻力，一個目標明確的政府、一位思路清晰具政治意志和承擔的首相，仍然可以有所作為。 因此問題的核心，未必在制度，而是人，更準確地說，是政治文化。
英國的政治危機告訴我們，一個以選舉為終點、以口號為施政綱領、以黨派利益凌駕國家治理的政治文化，終將消耗掉任何一位領袖和其政黨的政治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