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從北部傳出的鼠患警訊、南台灣病媒蚊指數的走高，到極端高溫致使室內體感溫度持續加劇，台灣的群體場域正同時承受多重環境健康壓力。在學校教室裡，即使冷氣全開，學生仍可能因空氣不流通而出現頭暈、注意力下降；在校園戶外，午後大雨若未即時排水，積水甚至可能在短時間內形成病媒潛在孳生環境。種種跡象顯示，校園健康風險已不再是單一事件，而是與氣候條件高度交織的日常問題。

尤其在氣候變遷加劇之下，溫度與降雨的極端變動正持續重塑校園的健康風險結構。然而，制度回應卻顯得遲緩。現行《學校衛生法》的治理架構仍偏向以「個體健康照護」為核心的舊模式，使得風險早已系統化，治理卻依然碎片化。在如此落差下，校園治理浮現一個關鍵缺口：公共衛生專業未被制度性納入。

目前校園雖配置護理師與營養師，分別負責醫護與營養管理，但在室內空氣品質、飲用水安全、病媒蚊防治、工程施工暴露與災後復原等「場域風險」領域，仍缺乏專責專業人力。現實中，學校行政人員往往需同時處理採購、修繕與清消，使校園治理長期陷入「事件發生-緊急處理-短期改善-問題再現」的無效循環。

以鼠患防治為例，這並非單純的環境清潔問題，而是典型的公衛課題。鼠類相關疾病如鉤端螺旋體病常於雨季後擴散，鼠斑疹傷寒則多見於溫暖季節，顯示其風險與氣候環境密切相關。若僅依賴噴藥等末端處置，而缺乏對病媒生態的長期監測與分析，行政資源終將疲於奔命。事實上，《公共衛生師法》第十三條已明確賦予公衛師執行「場域環境健康風險評估」之法定職能。問題不在專業不存在，而在專業尚未制度化進入校園治理體系，導致校園在面對氣候挑戰時，缺乏科學化的數據支撐。

當極端氣候成為常態，校園已進入「高頻風險時代」，環境條件的微小變動都可能引發健康連鎖反應。以「班班有冷氣」政策為例，雖有助於緩解高溫壓力，但若缺乏二氧化碳濃度與通風效率的動態監測，教室可能在提升舒適度的同時，反而增加呼吸道疾病傳播風險。這揭示一項核心矛盾：改善溫度的同時，若忽略空氣品質，風險可能以另一種形式轉移與累積。

類似的問題亦存在於病媒防治與災後復原中。若缺乏數據驅動的熱點分析，清消工作將永遠停留在「處理結果」，而難以阻斷「風險來源」。例如花蓮縣光復鄉學校在淹水後的復原過程中，粉塵暴露與淤泥清理皆涉及複雜的環境健康評估。這些情境共同指向一個事實：看不見數據，就看不見風險；看不見風險，治理便無從精準展開。

因此，校園治理必須從被動應對轉向具備預警能力的氣候韌性治理，這也與氣候變遷時代下ESG (環境、社會、治理)的核心精神相契合。為此，《學校衛生法》必須具體推動三項改革：

一、 建立環境治理專業化制度：將公衛師納入法定人力配置，與護理師、營養師共同構成「醫護、營養、環境」三位一體的健康治理架構。

二、 建立數據驅動的監測制度：針對空氣品質與病媒密度設立量化指標，逐步取代主觀的經驗式判斷。

三、 建立區域公衛支援系統： 由地方政府統籌專業資源，支援中小型學校，縮小城鄉治理落差。

真正的校園安全，不只是「沒有事件發生」，而是「具備預見與降低風險的能力」。當氣候變遷成為日常背景，校園正處於環境健康風險的第一線。我們不能再用過去的制度應對未來的風險；專業應回到專業的位置，公衛師更不應再缺席校園治理。（作者施景軒為公衛師、翁瑞宏為台北市公衛師公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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