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印加遺址Patallacta在支流Kusichaka河注入Kusichaka的河口，印加古道在這裡拋棄了第一段，大致沿著Urubamba河畔走的平緩路程，轉向沿溪水如山羊般跳躍的Kusichaka河。從此，自己的喘息聲，和咕嚕咕嚕的溪水聲是古道上最大的聲效。
在前段路上，我和女兒互相分享著沿途的觀察：同樣是美洲，同樣是太平洋岸，南美高地的地形生態對在加州生活的我們，如此地新鮮陌生。我們的談笑，不知在什麼時候，被沉重的腳步聲取代。
原本鳥叫風吹的山林間，傳來打鼓吹號的聲音，低頭走路的我們，一致地抬頭找尋聲音的來源。嚮導用癟腳的英文說：「political candidate」候選人？我們有聽沒有懂。
鼓號聲間歇地傳來，每一次的感覺愈近，還可以聽出人的叫喊聲，透過擴音器的扭曲聲音。
終於在一個山角路頭，看到隔岸的路上，一隊身著紅黃衫的人馬，拿著鮮黃的旗幟，藉著大聲公對空蕩的山林喊話。
來到一處平坦空曠角落歇腿， 正好遇上那隊人馬，也來讓嗓子休息一下。我的西班牙文程度雖低，閱讀標題、口號的能力還行，他們的旗幟和Ｔ恤上的文字，說些「直接民主」之類有的沒的政治標語，回想方才嚮導讓我們霧颯颯的回答──這下我懂了，這隊人馬是來山裡拜票的！鼓號樂聲是他們透過音箱放送的音樂帶，叫喊聲是幾個助選員沿途的造勢。再過一個月左右，祕魯將舉辦地方選舉，都市裡跟台灣選舉前一樣，到處都是選舉看板，道路兩旁候選人的旗幟飛揚。只是，這深山裡，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到這裡拉票，也未免太辛苦了：顯然，這些助選員不是當地人，說不定是城裏來的；有人直喊duro!──好辛苦。這條小路，偶有居民騎著重型機車，或拼裝的四輪傳動車進出；這個團隊，分明是徒步走上來的，距離小旅行車可抵達的最近路頭，大概也有一個多小時的步程，難怪這些城裏的飼料雞叫累。十三四人的助選團，能拜訪多少票呢？路上，久久才有一戶人家；嚮導說叉路底有個小村，大概有一兩百人。這樣拜票，不是太有效率吔！
雖然是過客，這時候來印加古道的登山客，很難不感染到秘魯的選舉氣氛。不只是我們遇上的助選團，我們的挑夫也是，休息的時候窩在一塊兒聽候選人的演說。印加古道有一大段在深山裡穿梭，在那段路上，手機很難收訊，甚至微波收音機的訊號也很不清楚；我們的挑夫，休息的時候，圍著一支手機聽候選人的演說。我當然聽不懂演說的內容；卻可以分辨，演說大部分是以我聽不懂的Quechua進行，但是喊口號時，我多少可以抓得住一兩個西班牙文字，像是el poder──力量，democratico ──民主，los pueblos──人民．．．。
我問嚮導：「他們怎麼能收得到訊息？」
嚮導說：「這裏什麼蚊子訊息都沒有！」
「那？」
「那是他們預錄下來，才能在沒有訊息的時候重播！」
啥米？預錄選舉演說，當作休閒娛樂來聽？這些挑夫也太有政治熱情了罷！
祕魯政府不允許觀光客自行上山走訪印加古道，一定得參加認證的登山團。古道上，每天有不下二十隊大大小小的登山團，帶領世界各地來的山客踏訪古道。42公里的標準行程，需要翻越十幾座山頭，有一段路海拔超過4000米。總之，這不是郊山的行程，大部分的登山團都依循４天３夜的行程；所以，登山團也提供食宿的服務。每個團隊至少都有領隊及廚師，依團隊大小，山客多的團，有多配副領隊；此外就是人數不等的挑夫。領隊負責登山客在路上的安全，廚師和挑夫是古道上的工蜂，嗡嗡嗡地在幕後工作，山客在深山野外才有營帳可以休憩，有熱食可以補充體力。這次我們家族三人組成一個小登山團，竟有六名挑夫服務。
有天傍晚，晚飯後，挑夫們湊在一起聊天，聲量比往常高，似乎有點爭辯。
我問嚮導：「他們在爭論些什麼？」嚮導是個比較像歐洲人的「平地」祕魯人，他說他很多鄰居都是土著，所以他學會Quechua，就像他為了帶隊，學會英文一樣。不過，我可以隱隱感覺到，會英文比通Quechua值錢很多。
「討論政治。」嚮導有點不屑。
「我不知道，祕魯人這麼熱衷政治！」我這樣評論。
「喔！在祕魯，足球是第一大運動，再來就是政治了。我們的卸任總統，不是被抓進監牢，就是在法院待審，要不就是，害怕被起訴，先辭職了．．．。他們這些農民，一下支持這個黨，一下又換支持那個候選人，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一樣的貪汙，腐敗．．．．。」這些只是嚮導牢騷的一部分。
「你好像對祕魯的政治很不滿意！」我說。
「對啊！我從來不投票的。」嚮導眼睛看著遠方僅存的天光。
「這次，你也不投？」
「對啊！那幾天，我又帶隊在山裡，不在家。反正投不投都一樣，投誰結果都一樣！」
古道離公路甚遠，車輛無法補給，所有的食物、炊具、營帳，甚至簡易馬桶，都是這群身材短小的安地山區土著的挑夫，駝在背上，搬運上山的。挑夫負責搬運營帳炊具等等的公共設施，山客負責自己的裝備，年輕力壯的山客，選擇自己背睡袋；大部分山客，像我們一樣，花一點錢請挑夫幫忙揹睡袋，和在路上不需要的個人用品。在艱難的路段上，背上多一根羽毛，也是負擔。山客最大的任務，是用自己的腳步走路，確保自己不受傷，不出狀況；到了營地，帳篷搭好了，行李到了，熱騰騰的晚餐也準備好了；不只晚餐，三餐都有熱食，即使中餐較簡單，也總有道湯，或義大利麵等等。我年輕時在台灣參加過登山社，走了幾趟所謂「入門級」的爬山行程，像是從新竹尖石登大霸尖山；所有的東西都要隊員分攤揹，每個人背上都是二十幾公斤的行囊，到了營地，什麼雜活都得幫忙；那像古道上六星級登山行程，早晨還有人端來溫熱的洗臉水。
古道上的山客，當然有征服世界名山為志的健腳，更多的是像我們這種，自認身體還硬朗，平常頂多走趟郊山的人，被Machu Pichu的聲名沖昏頭了，還是怎麼著？像我就是來印加古道刷自己的存在感。雖然也作了體能訓練，也買了半專業的裝備，42公里的路程，上下2000米的高差，無數的殘破石階，對我們這種半調子的登山客，還是很嚴苛的考驗；相信大多數的山客和我一樣，對默默為我們服務的挑夫，心存感念：沒有他們，我不可能順利完成「自我挑戰」！
我從來沒有給小費給的那麼慷慨，那麼心甘情願的。
印加古道的挑夫多半是當地的土著，有些能說西班牙文──祕魯最普遍的官方語言；但是，他們彼此間多半以Quechua交談。西班牙文，我還能夠懂一點，對沒有文字的Quechua，我完全鴨子聽雷。因為語言的隔閡，我跟他們的互動有限。
但是，我對這群任勞任怨的挑夫非常好奇：我以為這群社會底層的勞工，大概教育程度不高，不太關心政治。在第一天晚上的營地，還有微弱訊息，他們圍這個小小的手機螢幕看候選人的競選辯論，專注的程度，以及對候選人言論的投入反映，跌破我的眼鏡。從此，我對他們刮目像看，因為語言不通，我只能暗中觀看。
觀光客全身上下名牌裝備，在古道上走得臉色發青；背負重物的挑夫在古道上一路超車，然而他們一身的穿著，給人一種「談裝備喔，太奢侈了吧？」的感覺。我自然不會白目地問他們身上的裝備；嚮導說我們的登山社給挑夫「高於平均值」的待遇，包刮給他們運動鞋穿。是的，有的挑夫，再顛頗石子路、再濕滑的石階，全憑腳上一雙拖鞋。我觀察到挑夫的共同裝備，只有一項：他們人人懷裡都有一包Coca葉子，工作時、休息時，口中嚼的Coca葉從沒中斷過。Coca葉子含有低劑量的興奮劑古柯鹼，這大概是Coca葉子吸引挑夫們的原因，跟台灣的勞動階層嗜嚼檳榔的習慣相仿。除了那包葉子，我看到的挑夫穿著，跟百百種山客一樣，有的穿制服，有的衣裝襤褸，沒有一定的規律──可能，沒有名牌是唯一的規律。
畢竟，古道是挑夫的工作場所；並不是他們渡假，展現新裝備的地方。大多數的挑夫大概也是經濟弱勢；否則，誰要做這種辛苦的工作？嚮導說，我們的登山社給每一位挑夫的基本日資是250 叟爾（相當2150台幣）；根據嚮導的說法，遠遠強過他們耕作的收入──看過大部分祕魯農人還用牲畜耕田的人，沒有理由不相信嚮導的說法。
古道上固然有許多風景，會令登山客一再回味，像是陡坡上的印加遺址、或是飄來飄去的雲霧，還有低頭吃草的羊駝．．．。我記得的是：每天早餐後，我們揹起自己的輕盈背包，留下挑夫收拾我們的餐後，營帳。他們收拾營地之後，就得趕往午餐的營地，為我們準備午餐。午餐之後，這套劇本再次重複，只是換上晚餐的道具，以及過夜的營帳。其他的營隊也有相似的劇本，所以古道上，除了嚮導、登山客，就是背負重物的挑夫。這些土著通常身高不高，更顯得他們背上的重負體積龐大。在狹窄的古道上，讓路給負重的挑夫先行通過，幾乎是所有山客的默契；也是我們能做的基本尊重，而我們也藉機喘息。看著他們快步在坎坷的山道上通過，有分崇敬在我心底升起──我不是唯一有這種想法的人──有次和站在身旁等挑夫先過的德國人聊起來，他也有這樣的想法；尤其，看到有幾位資深的挑夫，背部已因長年的背負重物而變形；尤其，看到挑夫簡陋的「裝備」：西方山客幾乎人人都有登山杖，因為這是登山社網站上的建議；挑夫們卻少有拿「登山杖」的，如果有，也頂多是木棍罷了！他們揹得比我們重，走得比我們快。
預定抵達Machu Pichu的前一晚，營地洋溢著一種安靜的歡愉──挑夫們起勁地收拾餐後，他們彼此間不時開著玩笑，或是低聲哼唱──這跟我們明天將完成古道的壯舉，抵達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Machu Pichu無關；明天一早，挑夫們就完成了這趟任務，可以回家了！當然，按照慣例，接受服務的山客，在當晚會像挑夫致謝，發放小費。那晚的營地特別擁擠，不時傳來其他營隊的喝采鼓掌聲，大部分的營隊都有十來位山客，我們的家庭團隊是最迷你的，不過我們小費沒少給。
第二天黎明前，所有的營隊都抹黑拔營，啟程趕到Machu Pichu的太陽門(Sun Gate)看日出，挑夫則從另一條路踏著輕快的腳步下山，去趕最早班車回家。黑暗中，我們的挑夫一一來跟我們道別，我看不清楚他們的臉，就算看清楚，我也叫不出名字。我也無法跟他們傳達我心裡的感謝：默默為登山客服務挑夫的身影，是我永遠抹不去的古道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