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時期笠詩社詩人的即物詩與反抗意識〉
∕陳去非
摘要
本論文探討台灣戒嚴時期《笠》詩社詩人如何以「即物詩／新即物主義」作為詩學策略，實踐隱蔽而有力的政治反抗。研究首先回溯「新即物主義」（Neue Sachlichkeit）的歐洲源流，及其經由日本詩論（如村野四郎）與譯介傳入台灣的過程，指出笠詩社在1960–1980年代將之本土化，轉化為具有「現實關懷」「鄉土意識」與「諷喻性政治批評」的新詩風格。其次，本論以文學社群與詩學實踐雙重角度，分析笠詩社如何以日常物象（番薯、農具、家屋、狗等）進行「遮蔽性指涉」（strategic displacement），藉由具體物的冷靜描寫與細節堆疊，實現對威權體制的潛在批判。詩人以語言的克制、理性化的敘述及隱喻的轉位，使詩作在審查制度下仍保留政治可讀性與集體共鳴，構成一種「言外之意的詩學」與「隱語政治」的文學實踐。
論文並以鄭炯明〈番薯〉、〈狗〉等五位笠詩人的詩作為典範分析，指出詩中「被掘出的番薯」象徵被迫離根的台灣人民，而「被禁吠的狗」則暗喻知識分子的言論受箝制。此種「以物代人」的書寫模式，既為生存策略，亦為詩學反抗。研究進一步指出，《笠》詩社並非單一作者的實驗，而是透過譯介、專題與詩評形成集體詩學行動，建立讀者能「讀出言外之意」的文化場域，從而在戒嚴體制下生成一種兼具美學創新與政治意涵的本土現代主義路徑。本文強調，即物詩的政治性不在外顯宣示，而在其潛伏於物象書寫中的「沉默之聲」，揭示台灣戒嚴時期詩人如何在語言與權力之間，開創一條詩的抵抗之道。
關鍵詞（附英文）
笠詩社 Lyricist Poetry Society (Li Poetry Society)
新即物主義 New Objectivity / Neue Sachlichkeit
即物詩 Object Poem
戒嚴體制 Martial Law Regime
遮蔽性指涉 Strategic Displacement
言外之意詩學 Poetics of Implication
政治隱喻 Political Allegory
本土化現代主義 Localized Modernism
前言
《笠》詩刊的新即物主義
引介來源：: 由吳瀛濤自日本轉譯引入，後續有陳千武翻譯村野四郎的詩論，李魁賢翻譯Georg Ried的文章，皆有助於此詩學主張的推廣。
核心理念：:
現實意義：: 強調詩作應著重現實意義。
批判社會：: 具有批判社會偏差的特質。
知性分析：: 強調理性、知性分析，避免濫情。
精準語言：: 追求以精準的語言傳達作者的意念。
自然手法：: 表現手法力求自然。
影響：: 這種詩學主張深刻影響了《笠》詩社的創作實踐。
壹、即物詩／新即物主義
「即物詩／新即物主義」源自歐洲（Neue Sachlichkeit，新客觀主義/新即物主義）及其後在日、台的接受變異；其核心概念在於︰以物象的精準客觀描寫對抗抽象主觀或感傷的表現主義，強調現實、理性與社會批判性。
在台灣，《笠》詩社透過翻譯、詩論輸介與集體實踐，將「新即物主義」改造為一套偏向本土化、現實關懷與諷喻性的即物詩寫作法，成為戒嚴時期詩人隱蔽抗權的詩學策略之一。
即物詩的政治功能，在威權體制箝制下尤為顯著：以日常物件、鄉土景物的微細書寫，作為「遮蔽性指涉」（surface＝物，readers infer＝政治），從而避開直接政治語言的檢查，但能完成社會批判與集體情感的喚起。(注1)
一、概念與歷史淵源
1，概念源頭
「新即物主義」（Neue Sachlichkeit / New Objectivity / 新客觀主義）在1920年代的德國，作為對表現主義的反動出現，強調客觀敘述、冷靜觀察與社會現實的批判呈現；此藝術立場影響繪畫、文學與建築等領域，後來成為外國詩學可供翻譯與借鏡的理論資源。
2，日本與台灣的接受與移植
日本在近代和現代詩論與翻譯中，吸收並推廣「即物／新即物」思潮（例如村野四郎等論述），進而成為台灣詩人透過日文或翻譯文本學習的來源之一。台灣詩人在1960—80年代透過翻譯與詩刊（如《笠》）把新即物主義的要素帶入本土語境，形成具有台灣特色的「新即物主義／即物詩」實踐。
二、理論特徵
1、物象中心（object-focus）：以具體、可感知的物（植物、器物、農具、風景、建築等）來作為敘事與意象核心，而非抽象情緒或象徵式的闡述。
2、語言冷靜／理性化（detached diction）：語言傾向精簡、冷靜、客觀，避免過度情感化或抒情化的敘述。
3、具體細節與日常性（microscopic detail）：重視日常物件的細節呈現，透過細節累積產生意義與隱喻。
4、諷喻與替代（allegorical displacement）：物象在表面上只是一般事物，閱讀社群可把它們轉讀為政治、歷史或階級關係的寓喻；這形成一種「遮蔽式的政治表達」。
5、社會批判志向（political/ethical intent）：雖以客觀語調出現，作品往往帶有對社會不公、歷史創傷或權力結構的揭示與批判。
貳、在台灣戒嚴時期的功能與策略
一、即物主義︰「言外之意」策略
1、威權環境下的「言外之意」策略：在戒嚴體制下，言論受限、出版審查嚴格，直接的政治語言容易招致審查或迫害；笠詩社詩人及其同儕以即物寫作做「遮蔽性指涉」，借由日常物象隱喻政治現實，既能維持詩作的公開發表，又能在讀者間建立共識式的政治閱讀。
2、建立本土知識與集體記憶：即物詩以鄉土素材（地名、作物、民俗物件）書寫，強化在地認同，這不只是美學選擇，亦是一種文化主體性的建構，與反抗「官方史述／國族教化」形成對話。
3、實踐路徑：透過詩刊、翻譯、詩評與座談，笠詩社把外來詩論與本土經驗結合，發展出在台灣語境可操作的新即物式寫法；此為一種集體詩學行動，而非單一詩人的孤立實驗。
二、笠詩社如何在戒嚴下運用即物詩來表達反抗？
笠詩社詩人在戒嚴時期，透過「即物詩／新即物主義」的寫作取向，把日常物象（地瓜、蔬菜、農具、家常物件、鄉土景物等）做為表層敘述，以「物」的被動、沉默或被剝削的描寫，間接投射被殖民與被壓抑的社會關係；這種「諷喻式的新即物主義」既能避開直接政治語彙的審查，也在讀者圈內形成共鳴與集體記憶，成為一種在威權控制下的文學抵抗路徑。
1、隱喻／諷喻策略：操作機制與理論基礎
表層物象與深層意義的遮蔽關係（strategic displacement）
笠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可感的物象細節，表面上寫「番薯」、「門窗」、「破船」等具象事物，而不以明示政治命題入詩；讀者在共享的社會經驗下，會把這些「被動的物」與人民的處境或國家權力的壓迫對應起來，形成「隱喻式讀法」。此為一種刻意的語言遮蔽（evasive diction），用來規避出版審查而保存批判功能。
2、言論受限下的可讀性/共鳴
在戒嚴時期，直接政治批判常遭到箝制；以物象作為解讀中介，一方面降低顯性政治語彙的風險，另一方面依靠詩壇與讀者之間的共同文化知識（例如鄉土經驗、生活細節）來完成隱含意義的傳遞，達成「在公開語域中的暗語」功能。學界把這類文本稱為「諷喻式的新即物主義」，強調其既是美學實驗也是政治策略。
三、集體與本土主體性的建構：詩社作為文化場域
1、詩社角色：從單一詩作到集體詩學行動
《笠》詩刊與笠詩社並非單純刊物集合；透過編輯方針（譯介外國詩論）、專題策劃、詩評與座談，詩社主動形塑一套以「鄉土／現實關懷／反精英的現代化」為中心的詩學立場，這使得單首以物為本的詩作成為整體詩學策略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的美學實驗。
2、本土化的內涵︰物象如何成為身份標誌
當一個詩社持續書寫相同類型的鄉土物象（特定作物、地名、生活器具）時，這些物象便慢慢被賦予集體記憶的能量，成為文化認同的符碼。於是即物詩不僅隱含政治批判，也在文化層次上建構「非官方的歷史與身份敘事」，對抗官方的單一國族敘述。
四、在台灣戒嚴時期的功能與策略
1、威權環境下的「言外之意」：遮蔽性指涉的政治功用
在戒嚴體制（1949–1987）下，出版、報刊與公開言論受到制度性監控與審查；文學創作若採用明示的政治譴責，很容易遭到刪改、停刊或作者受制裁。因此笠詩社詩人採用「遮蔽性指涉」（strategic displacement）的寫作策略：以可感物象為詩的表層，而把對權力、壓迫、歷史創傷的批判放在讀者可推讀的「言外之意」。這種策略同時達成兩個目的：一是降低遭受直接審查與懲罰的風險；二是利用詩社/詩刊與讀者之間共享的文化語境，製造「隱含共鳴」，使得詩作在公開語域中仍能完成政治傳達的功能。為此，《笠》詩刊透過譯介外國詩論與本土寫作實踐，將新即物主義的物象聚焦用作隱含性的政治表述，並成為詩社一貫策略。
2、讀者共同語境與「可讀性」：隱喻的傳播學機制
遮蔽並非「消弭意義」，而是一種轉換：詩人放棄直接宣示，改以在地物象（如作物、家用器物、村落風景）作為象徵載體，依賴讀者的共同文化記憶來完成解碼。換言之，詩作的政治效果不是由顯性語彙產生，而是透過社群性的語境共識（詩社圈、文學評論圈、知識份子閱讀圈）來完成。這使得在公開文本與私人解讀之間存在一條「可控的傳播路徑」：官方審查可能忽視深層物象，但在特定讀者群內仍能引發「心領神會」式的政治理解。
3、建構本土知識與對抗官方敘事的文化政治
即物詩的「本土化物象」不只是技巧，而是知識／記憶建構的策略。當同一類物象在多位詩人的詩作與詩刊中反覆出現（例如地瓜、稻田、潮濕的土牆、某區域的地名），這些物象會累積為一種替代性歷史語彙，成為民眾經驗與集體記憶的標記。這種替代敘事能間接對抗官方的國家建構與教化話語，提供另一種「被壓抑的歷史」的保存與傳遞路徑。《笠》詩社正是透過翻譯、專欄、座談與詩評，將外來理論與在地素材結合，系統性地養成這類本土詠物寫作。
4、詩社作為「集體詩學行動」：從個人文本到社群策略
笠詩社的作為超越個別作品：詩刊編輯政策、譯介計畫、專題策劃與公開討論會，形成一個能夠教育讀者（即培養「能讀出言外之意之讀者」）的文化場域。換言之，詩社透過「制度化的文化工作」擴大即物詩的影響力，使其從個人技法成為一種可以複製、推廣的詩學立場。此一角度強調：要理解笠詩人的政治效果，不能只看單首詩，而必須把詩社作為一個行動體納入分析。
5、具體文本策略︰在實作上如何達成遮蔽與暗示
學術分析常歸納笠詩人的四項操作技法（每項在文本分析時皆可成為判準）：
(1)、具體化（objectification）：把抽象社會關懷轉為物的特徵描寫（如物的形狀、被放置的位置、受力的方式）。
(2)、細節堆疊（detail accumulation）：通過微觀細節的重複與累積，讓讀者在表層敘述中感到一種「被壓迫的氛圍」。
(3)、語調的克制（tonal restraint）：語言刻意冷靜或平鋪，避免直接情感爆發，讓政治的情緒在沉默中醞釀。
(4)、關聯性簇列（associative clustering）：在詩集或同一期詩刊中反覆出現某簇物象，藉此在文本間建立相互指涉的網絡，強化其政治暗示性。
6、效果與限制：政治傳達的張力
遮蔽式寫作在保障生存與傳播方面有效，但也有其限制：一方面，過度遮蔽可能造成「過度模糊」——非特定讀者難以解讀政治含意；另一方面，當體制轉向（如解嚴）後，這類作品的政治立場可能會被重新解讀或弱化。因此，研究此類詩作時應同時考察「發表時的語境」與「事後的詮釋變遷」。
參、即物詩舉例和說明
範例一、鄭炯明 —〈番薯 〉、〈狗〉類詠物詩
〈番薯〉
狠狠地 把我從溫暖的土裡
連根挖起 說是給我自由
然後拿去考 拿去油炸
拿去烈日下曬
拿去煮成一碗一碗
香噴噴的稀飯
吃掉了我最營養的部分
還把我貧血的葉子倒給豬吃
對於這些 從前我都忍耐著
只暗暗怨嘆自己的命運
唉，誰讓我是一條蕃薯
人見人愛的蕃薯
但現在不行了
從今天開始 我不再沈默
我要站出來說話
以蕃薯的立場說話
不管你願不願意聽
我要說 對廣闊的田野大聲說
請不要那樣對待我啊
我是無辜的
我沒有罪！
〈狗〉
我不是一隻老實的狗，我知道
因為老實的狗是不吠的
在這樣漆黑的晚上
我的主人給我戴上一個口罩
好讓我張不開嘴巴吠叫
吵醒大家的美夢
——我瞭解他的苦心
然而我是不能不吠的啊
做為一隻清醒的狗
即使吠不出聲
我也必需吠，不斷地吠
在我心底深谷裡吠
從天黑一直吠到黎明
我知道，我不是一隻老實的狗
因為老實的狗是不吠的
在這樣漆黑的晚上
一、導言
即物詩作為戒嚴語境下的「隱語政治」，諸如鄭炯明的〈番薯〉與〈狗〉，皆是笠詩人於戒嚴體制中以「物」為掩蔽之政治隱喻範例。詩人藉由「具體化」、「細節堆疊」、「語調的克制」與「關聯性簇列」等詩學技法，把社會壓迫、國族身份與言論禁錮的處境，轉化為物象的生命經驗。這些「被迫沉默的物」——番薯與狗——即成為受壓抑的人民形象。其內在的政治能量不在於直接的抗議，而在於潛伏於語言底層的「不平之鳴」。
二、〈番薯〉的分析
（一）具體化：從農作物到民族隱喻
詩的開頭即以強烈的具體動作描寫：
「狠狠地 把我從溫暖的土裡 / 連根挖起」
此處的「連根挖起」具體化了暴力行為，也象徵著被殖民、被強制移植的民族命運。番薯原是生於土壤、與土地共生的植物，卻被「自由」的名義挖離根部，轉化為經濟與政治體制所宰制的「物資」——這是台灣被現代化、被國家機器收編的隱喻。
（二）細節堆疊：被食用的身體政治
「拿去烤 拿去油炸 / 拿去烈日下曬 / 拿去煮成一碗一碗 / 香噴噴的稀飯」
這一連串動詞與感官細節，構成了「被處理」的過程。透過具體的物理動作與烹飪細節，詩人不以直接控訴的語氣，而以被支配的食物之視角，呈現階層壓迫與人民被剝削的現實。這種「細節的壓力」正是笠詩所強調的微觀政治書寫——讓具體細節取代宏大敘事，從而逼迫讀者體驗「物」的痛感。
（三）語調克制：以沈靜語氣製造內在反抗
詩中的語氣並非激昂怒吼，而是近乎自嘲與悲歎：
「唉，誰讓我是一條番薯 / 人見人愛的番薯」
這種表面順從的語氣，實則反映了被迫接受命運的無力感。直到詩末，語調才微幅提升：
「我要站出來說話 / 以番薯的立場說話」
這樣的轉折，象徵了由「沉默的被支配者」到「自覺的主體」的覺醒過程——但語言仍受限於「田野」的範疇，暗示反抗雖發生，卻仍在體制之網中。
（四）關聯性簇列：番薯作為「鄉土」的共同物象
「番薯」在笠詩人詩集中常與「土地」、「根」、「農民」等物象並列，是戒嚴時代象徵「台灣人民」的集體符號。透過詩集間的互文性，番薯不僅是植物，更是民族身份的化身——一種被剝奪話語權、卻仍在大地中呼吸的象徵體。
三、〈狗〉的分析
（一）具體化：被口罩束縛的身體象徵
「我的主人給我戴上一個口罩 / 好讓我張不開嘴巴吠叫」
「口罩」具體化了言論封鎖的現實，是對戒嚴時代「禁言」與「審查」制度的象徵性轉譯。詩人藉此將政治壓迫轉化為生理層面的痛感：呼吸受阻、聲音被壓抑。
（二）細節堆疊：黑夜中的心理壓力
「在這樣漆黑的晚上」
「即使吠不出聲 / 我也必需吠，不斷地吠」
這種重複的「吠」字與「夜」的意象，構成細節堆疊的心理圖像。黑夜不僅是環境設定，更是政治的黑暗時代；「不斷地吠」則成為詩人內心對自由的執念與焦慮的自我對話。
（三）語調克制：理性之中的道德憤怒
詩的敘述冷靜、節制：
「——我了解他的苦心」
這一句表面上對權力者的體諒，實際是最尖銳的反諷。詩人以「理解」包裹「譴責」，讓情感的火焰在理性之下暗暗燃燒。這種語調策略正是笠詩特有的政治修辭：以沉默取代喧囂，以內省抵抗外壓。
（四）關聯性簇列：「狗」與「番薯」的互文性
在笠詩社語境中，「狗」與「番薯」都屬於被支配者的物象——前者代表言論被禁的知識分子，後者象徵被剝削的勞動階級。這兩首詩形成一種「被馴化的群像」簇列，反覆召喚台灣人民在威權統治下的共感經驗。兩首詩因此構成政治寓言的雙生體，一以飢餓為主題，一以噤聲為核心。
四、結論：以「物」為隱喻的沉默政治
鄭炯明在〈番薯〉與〈狗〉中，以新即物詩的技法實踐「物的政治性」。他透過物的具體形態、細節壓迫與語調節制，完成了對戒嚴體制下言論與生命被壓抑狀態的詩性轉譯。這種詩學不在於明言反抗，而在於讓物象自身說話——使「被吃的番薯」與「被封口的狗」成為替人民發聲的象徵。笠詩社的「言外之意」策略，在此被具體化為「物外之意」——藉由無聲的物，說出時代的痛。
範例二：李敏勇 — 〈暗房〉、〈遺物〉
〈暗房〉
這世界
害怕明亮的思想
所有的叫喊
都被堵塞出口
真理
以相反的形式存在著
只要一點光滲透進來
一切都會破壞
〈遺物〉
從戰地寄來的君的手絹
休戰旗一般的君的手絹
使我的淚痕不斷擴大的君的手絹
以彈片的銳利穿戳我心的版圖
從戰地寄來的君的手絹
判決者一般的君的手絹
將我的青春開始腐蝕的君的手絹
以山崩的轟勢埋葬我
慘白了的
君的遺物
我陷落的乳房的
封條
一、導言
李敏勇作為笠詩社的重要詩人，其詩作經常藉由「物的隱喻」呈現戒嚴體制下的權力結構與情感創傷。他將政治意識壓縮於「具象物」的描摹之中，使詩語在表面冷靜、內裡翻湧的張力下運作。〈暗房〉與〈遺物〉是他即物詩中最具代表性的兩首，前者書寫「思想禁錮」的黑暗空間，後者則以「手絹」象徵戰爭遺緒與個人創痛。兩首詩共同展示了笠詩人如何以「言外之意」對抗威權敘事。
二、〈暗房〉的分析
（一）具體化（Objectification）：
詩以「暗房」這一空間意象開場——它不僅是物理的黑暗房間，更象徵思想與言論被封鎖的社會環境。
「這世界 / 害怕明亮的思想」
詩人將「思想」具體化為「光」，並將「世界」具體化為「暗房」。光的物理特性（穿透、照亮）與權力的防禦機制（遮蔽、封鎖）形成對立，構成一種「形而下的政治寓言」。暗房之中，「光」成為禁忌，「叫喊」被堵塞，這種具體化描寫精確地呈現出戒嚴時代的言論控制。
（二）細節堆疊（Detail Accumulation）：
詩雖篇幅短小，但每一節皆以壓縮的句式堆疊出封閉的氣氛。
「所有的叫喊 / 都被堵塞出口」
「只要一點光滲透進來 / 一切都會破壞」
「堵塞」、「滲透」、「破壞」等動詞建立出層層壓抑與恐懼的物理感，讓讀者在極簡的語言中感受到空氣窒息的壓力。這種細節堆疊不是以視覺繁複取勝，而是以結構的封閉與重複，構築出心理上的「密閉空間」。
（三）語調克制（Tonal Restraint）：
全詩語氣冷峻、節制，無任何感嘆語或情緒爆發，形成「無聲的控訴」。
詩人未以激情表達對暴政的反抗，而以理性與冷靜的觀察揭示真理的被扭曲：「真理 / 以相反的形式存在著」。
這一句即為克制語調下的政治宣言——在被操弄的世界裡，真理被顛倒、光明成為罪。語調的冷靜使抗議更具穿透力。
（四）關聯性簇列（Associative Clustering）：
「光／黑暗／房間」這一組物象，與李敏勇其他詩如〈火山〉、〈夜的邊界〉中反覆出現的「光」與「暗」意象形成互文關係。
在笠詩人的語彙網絡中，「光」象徵思想與真理，「暗」象徵政治禁制；〈暗房〉以此延續詩社共同語彙，使個人經驗納入集體政治的語境。
三、〈遺物〉的分析
（一）具體化（Objectification）：
詩的中心物象為「君的手絹」。手絹是極為具體、柔軟的物，卻在詩中被賦予多重象徵：戰爭、判決、死亡與愛情的毀滅。
「從戰地寄來的君的手絹 / 休戰旗一般的君的手絹」
「休戰旗」的比喻將手絹轉化為戰爭符號——既是柔情的寄物，又是暴力後的停火象徵。這種「具體物被政治化」的轉換，即是李敏勇即物詩的標誌性手法。
（二）細節堆疊（Detail Accumulation）：
詩中重複出現的「君的手絹」形成節奏性堆疊，每次出現都加上一種新屬性：「休戰旗」、「判決者」、「彈片」、「山崩」。
這些異質細節在語義上彼此衝突，卻共同營造出戰爭創傷與內心撕裂的強度。細節的疊加使手絹不再是單純的懷念物，而成為壓抑與創痛的多層載體。
（三）語調克制（Tonal Restraint）：
儘管詩中充滿激情的意象（彈片、山崩、封條），詩人仍以冷靜的陳述口吻書寫，避免感情外溢。
「慘白了的 / 君的遺物 / 我陷落的乳房的 / 封條」
詩句的斷裂、白描式陳述，使哀傷更為冷冽。語調克制的背後是情感極限的壓縮，形成「美學化的痛」。李敏勇在此以節制語言抵抗情緒崩潰，使戰爭與個人創傷獲得普遍性象徵。
（四）關聯性簇列（Associative Clustering）：
「手絹／戰地／遺物」的意象群與李敏勇其他詩如〈戰爭筆記〉、〈悲劇的想像〉形成聯繫，皆涉及戰爭創傷與國家暴力。這些反覆出現的「戰爭遺物」象徵著集體記憶的存檔物。
笠詩人透過詩集內部的物象重複，建立起一種相互指涉的「記憶簇列」，使詩不僅是個人經驗，更是時代見證。
四、比較與詩學意義
〈暗房〉與〈遺物〉皆展現「物象即政治」的詩學核心：前者藉空間意象書寫言論禁錮，後者藉物件書寫戰爭創傷。
兩詩皆透過具體化與細節堆疊，使抽象的政治壓力轉化為可感的物理存在；透過語調克制，讓反抗以「沉默之聲」的方式發出；透過關聯性簇列，將個體經驗納入笠詩社集體的抵抗語境。
其整體效果，是將詩從「抒情言說」轉化為「物象辯證」——以具體之物書寫抽象之痛，成為威權時期「言外之意」的典範。
五、結論：以「物」為言的抵抗美學
李敏勇的〈暗房〉與〈遺物〉，不僅是即物詩的實例，更是台灣戒嚴文學的縮影。透過物象的轉化，他讓政治現實在詩中以冷靜而深邃的方式顯影——
「光」與「暗」的辯證，象徵思想自由的禁錮；
「手絹」與「遺物」的形象，象徵記憶的封存與女性身體的受難。
詩人以「具體物的語言」進行隱微的政治陳述，使詩在審查體制中仍能保存批判性與人道精神。
範例三：陳鴻森－〈竹子開花〉
〈竹子開花〉
風力正在加疾
讓我們緊緊靠攏在一起
這個時刻
沒有誰會來保護我們
這是我們的土地
沒有誰能把我們移去
只有曾經被殖民過
才懂得牢牢把根盤住
在我們苦節的梢頭
白色的旛影隨風擺動著－－
那些曾經殉土的先人們
已回來與我們同在
一、導言
〈竹子開花〉是笠詩社詩人陳鴻森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全詩以「竹子」為主體物象，象徵台灣人民在殖民與威權雙重壓迫下的堅韌精神與群體意識。竹子在台灣文化中本為「氣節」的象徵，但在戒嚴語境下，它的「開花」又暗示了臨終與再生的矛盾意涵。
詩人藉由具體的物象描寫與集體敘述視角，將政治壓迫、民族記憶與土地認同轉化為「物的語言」，展現笠詩社典型的「言外之意」策略。
二、文本分析
（一）具體化（Objectification）：
詩人以竹子的物理特徵作為民族隱喻。
「風力正在加疾 / 讓我們緊緊靠攏在一起」
風的力量、竹的受力姿態與「靠攏」的群體動作，皆屬具體的物理描寫。風代表外來壓力（威權或殖民力量），竹子的「靠攏」則象徵人民在逆境下的團結。
進一步地：
「這是我們的土地 / 沒有誰能把我們移去」
竹子的「根盤」行為被轉化為政治姿態──以「根」之形象具體化「在地性」與「不屈服」。詩中沒有抽象的民族口號，而是透過竹的形狀、受力、姿態來傳達抵抗的倫理。這種「物的特徵描寫即政治隱喻」正是笠詩人將社會關懷轉化為即物書寫的核心手法。
（二）細節堆疊（Detail Accumulation）：
詩人透過一連串自然細節──風、根、梢頭、白旛──堆疊出一種靜默而堅定的壓迫感與悲壯感。
「風力正在加疾」 → 「緊緊靠攏」 → 「牢牢把根盤住」
這些連續動作與形容，形成物理動態的堆疊：風勢強→身體緊→根盤深。這種逐步遞進的細節層次，使詩的張力從自然現象轉化為精神抗爭。
最後一節：
「白色的旛影隨風擺動著—— / 那些曾經殉土的先人們 / 已回來與我們同在」
「白旛」的細節既是具體景象，也是哀悼符號。重複的風動與白色意象構築出「集體記憶的哀悼場景」，讓「被壓迫的氛圍」滲透於詩的表層細節之中。
（三）語調的克制（Tonal Restraint）：
全詩語氣平靜、語速緩慢，不以激情高喊，而以沉靜的共同體語調表述：「我們」貫穿全詩，卻無喊口號式的對抗語言。
「這是我們的土地 / 沒有誰能把我們移去」
這種冷靜陳述比直接的抗議更具穿透力。詩中沒有任何激烈的形容詞或感嘆句，僅以平鋪直述的口吻陳明生存立場。這種語調的克制，是笠詩人在威權時期的重要策略──情感被壓抑、憤怒被內化，詩語因而獲得沉默中的力量。
「白色旛影」一語更以哀悼取代怒吼，使政治意識轉化為文化性的凝視與記憶召喚。
（四）關聯性簇列（Associative Clustering）：
〈竹子開花〉所使用的「竹」、「風」、「根」、「白旛」等意象，在笠詩社其他詩作中亦頻繁出現，形成強烈的互文網絡。
例如林亨泰〈風中的竹林〉、李敏勇〈火山〉、吳晟〈土地的歌〉皆以「風—土地—堅韌」作為核心象徵群。
竹在笠詩系統中往往指涉「苦節」、「反殖民」、「台灣根性」；而「白旛」則與「殉土」、「犧牲」、「歷史記憶」相連。
因此〈竹子開花〉並非單一詩作的物象創造，而是整個笠詩社「土地書寫」集體語彙的一環。透過這些重複物象的簇列，詩人使個人創作進入集體政治記憶的網絡之中，強化了其政治暗示與民族象徵。
三、詩學意義
〈竹子開花〉將「開花」這一生理現象轉化為民族寓言：竹之開花意味枯死，但也象徵重生與延續。此詩藉自然界的「生命循環」隱喻民族命運的起伏，展現出笠詩社詩人以「物」言志、以「自然象徵」轉化政治焦慮的能力。
詩的即物性不僅是形式策略，更是一種生存哲學。竹子在風中彎曲卻不折，根深而不移，這種物理特性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徵。陳鴻森將個體生命、自然物象與集體歷史融為一體，使詩在簡約中蘊含深厚的文化記憶。
四、結論
陳鴻森的〈竹子開花〉是笠詩社「物象政治」的典型範例。詩人以即物化手法書寫民族處境，透過細節堆疊營造壓迫與凝聚的氛圍，以克制語調表現集體沉默中的堅持，並在關聯性簇列中延續笠詩社的政治語彙。
詩中「竹子」的物象不僅象徵生命與氣節，更成為戒嚴時期台灣人民「靜默抵抗」的隱喻。這樣的詩學操作顯示：在語言受限的環境中，詩人仍能以物言志，化沉默為抵抗，讓詩成為一種「言外的政治文學」。
範例四：李魁賢－〈留鳥〉
〈留鳥〉
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
不學候鳥
追求自由的季節
尋找適應的新生地
寧願
反哺軟弱的鄉土
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
斂翅成為失語症的留鳥
放棄語言，也
放棄海拔的記憶，也
放棄隨風飄舉的訓練
寧願
反芻鄉土的軟弱
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
一、詩作分析
（一）具體化（Objectification）——抽象政治處境的具體物化
李魁賢〈留鳥〉以「留鳥」的具體意象，轉化為對政治囚禁與思想堅守的隱喻。詩中「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一語雖然直接指涉政治受難者，但詩人並未採用激情的抗議語言，而是借「留鳥」這一生物意象具象化抽象的信念。
「不學候鳥／追求自由的季節」具體描繪了留鳥不遷徙的行為特徵——它選擇留在原地，承受寒冬的困厄。這種「不遷徙」即是被迫「被囚」的象徵，也暗示詩中「朋友」對土地的忠誠與無法逃避的現實。詩人把政治忠誠與監禁處境，轉化為動物學層面的自然現象，使政治寓意得以安全表達。
例句分析：
「反哺軟弱的鄉土」中的「反哺」動作，使抽象的愛鄉情懷成為一種生理性、自然性的本能行為，具有新即物詩中「物之受力方式」的描寫特徵。
（二）細節堆疊（Detail Accumulation）——靜態的壓迫感
詩中重複三次「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在形式上即為「細節的堆疊」，構築出一種沉重而迴旋的壓迫氛圍。這種重複並非單純的強調，而是一種語義上的「不被釋放」。
「放棄語言，也／放棄海拔的記憶，也／放棄隨風飄舉的訓練」
此連續三句以相似結構的語句堆疊，構成節奏性的封閉與壓抑。每一個「放棄」都是一次失能的細節，從「語言」到「記憶」再到「身體訓練」，逐層剝奪，使讀者感受到詩中的「無聲抗議」與「被禁言」的政治語境。細節的重複即是壓迫的形式化呈現。
（三）語調的克制（Tonal Restraint）——政治情感的沉默醞釀
全詩語氣冷靜、平鋪直敘，沒有情緒的爆發。詩人避免激情的口號，而以近乎中性的觀察語調，形成「冷靜中的悲憤」。
「斂翅成為失語症的留鳥」一句中，詩人並不喊出抗議，而是用「失語症」這種臨床性的名詞，取代情緒化的字眼。這種語調上的抑制，使詩作在形式上保持平靜，但在語義層面卻潛藏強烈的政治隱痛。
這種克制的語調正是笠詩社在戒嚴時期的重要策略：以靜制動、以物言志、以冷代熱。
（四）關聯性簇列（Associative Clustering）——意象群的政治網絡
「鳥」、「監獄」、「鄉土」三者構成了笠詩系詩人群體中反覆出現的關聯性簇列。鳥常象徵思想、自由與發聲的可能；監獄象徵禁錮與政治壓制；而「鄉土」象徵民族與文化的根性。這三者在笠詩社詩人群體中（如陳千武〈鳥籠〉、李敏勇〈被囚的歌〉）多次被使用，形成互文性的政治象徵網絡。
在〈留鳥〉中，「不學候鳥」與「斂翅」的反覆強化，呼應整個笠詩群體中「飛不出的鳥」意象系統，象徵臺灣詩人在威權時期集體的言說困境與精神抵抗。
二、詩作導讀
李魁賢〈留鳥〉是一首以「即物手法」隱喻政治現實的代表詩。詩中表面描寫一隻不遷徙的留鳥，實則暗喻政治犯在監獄中對信念與土地的忠誠。詩人藉由物象的具體化與語調的冷靜處理，成功迴避了當時政治審查的危險，卻仍讓詩句蘊含強烈的反威權意識。
這首詩的意義不僅在於個體的被囚經驗，更在於「語言被禁」的歷史隱喻。詩中的「失語症」不只是個人遭遇，而是戒嚴年代整個社會的寫照——人民被剝奪了發聲的能力，只能以象徵和物語形式「在心底吠」，如同鄭炯明〈狗〉中的「無聲吠叫」。
因此，〈留鳥〉不僅是政治抒情詩的隱晦形式，更是一首兼具象徵與即物手法的「抗議詩」，展現笠詩人在語言禁錮下的創作智慧與精神韌性。
範例五︰陳千武－〈安全島〉
〈安全島〉
在速度裡
互爭快慢的大小車輛
偶然會跳上島
惹出不可收拾的車禍
我們必須護衛
島的安全
爭先恐後的很多車輛
衝破大氣捲起風暴
摧殘了島上僅存的
綠葉變色了
我們必須養護
島的美景
我不是喜歡長久站在
安全島上看風景
但因川流不息的車輛
造成交通紊亂的淫海
使我久久不敢下來
使我久久不想走開
一、詩作分析
（一）具體化（Objectification）：抽象社會關懷的物化轉換
〈安全島〉表面描寫一個都市交通空間的物體——「安全島」，但詩人將之具體化為人在政治高壓下的生存寓言。詩句中「在速度裡／互爭快慢的大小車輛」將社會競逐、階層鬥爭具象化為車輛的奔馳；「安全島」則象徵被動旁觀、被迫自保的個體。
「偶然會跳上島／惹出不可收拾的車禍」
「我們必須護衛／島的安全」
此處的「護衛」動作，實際上反映威權體制下人民被動維護「秩序」的荒謬情境。詩人藉由物的特徵——孤立於車流之間、被動承受外力衝擊——具體化了抽象的社會焦慮與政治壓抑。
詩中「島」不僅是都市空間的元素，也暗示「台灣本島」的地理意象。詩人以「安全島」暗喻一個被全球化與權力運作包圍的「孤島社會」，藉具象的物象轉化抽象的民族命運。
（二）細節堆疊（Detail Accumulation）：壓迫氛圍的具體堆積
全詩層層鋪陳具象的壓力與侵襲：「互爭快慢的大小車輛」、「衝破大氣捲起風暴」、「摧殘了島上僅存的綠葉」——這些微觀細節不僅描繪車流場景，更形成了視覺、動力與感官的疊加，讓讀者在節奏上感受到「不斷逼近的危險」。
這種「細節的堆疊」在笠詩社詩中常見，用以營造「表面日常／內裡壓抑」的雙重語感。詩中車輛的競逐、綠葉的枯萎、島的孤立，共構出一種逐步窒息的壓迫感——政治的危險與社會的躁動被隱匿於平凡景象中。
「我們必須養護／島的美景」這一句進一步揭示出荒謬性——當環境已被摧殘，詩中「我們」卻仍被迫以順從姿態「養護」這一切，反映民眾在威權下的失語與無奈。
（三）語調的克制（Tonal Restraint）：冷靜陳述的政治深意
陳千武以一貫的冷靜、理性語調，避免直接的情緒宣洩。整首詩以幾乎新聞式、說明式的語句鋪陳：「在速度裡」「偶然會跳上島」「我們必須護衛」。這種無抑揚、無譁眾的語氣，使詩看似平靜，實則暗潮洶湧。
「我不是喜歡長久站在／安全島上看風景」一句，將詩人自我置入場景中，以克制的口吻說出內心的矛盾與無力。這種「不願意卻不得不」的語氣，正是笠詩人在戒嚴語境下的寫作策略。
最後一句「使我久久不敢下來／使我久久不想走開」形成語義的反諷：安全帶來的同時是囚禁，個體的安全感實為失去行動的自由。詩人透過平靜的語調，讓政治情緒在沉默中自我膨脹，達到「以靜制動」的效果。
（四）關聯性簇列（Associative Clustering）：意象的互文與政治象徵
「島」的意象在笠詩社詩人群中具有高度互文性。自李魁賢〈留鳥〉、陳秀喜〈島國的記憶〉到李敏勇〈孤島記事〉等詩作中，「島」常象徵台灣政治上的孤立與人民精神上的困境。
在〈安全島〉中，「島」不僅是交通設施，也與「台灣島」互為鏡像——一個被圍困、受保護而失去主體性的空間。其反覆出現於笠詩系作品中，構成「島」意象簇列，強化政治暗示性。
同時，「車流」「風暴」「綠葉」「站立」等動態與靜態意象，與鄭炯明〈狗〉中「吠叫」的受抑與李敏勇〈暗房〉中「光線的禁錮」形成跨文本呼應，展現笠詩社詩人如何在不同物象中共享同一政治美學：以自然物的壓迫關係象徵人與體制的權力關係。
二、詩作導讀
〈安全島〉是戒嚴年代「都市寓言」詩的代表作。詩人以冷靜的筆觸描寫一個看似中性的交通場景，卻在結構上建立起一種「速度與靜止」、「中心與邊緣」的張力。這種張力正對應於當時台灣社會——在現代化進程的速度與政治封閉的停滯之間，個體不得不選擇「安全」而放棄自由。
詩中的「我」並非真正的觀察者，而是被動的囚徒。安全島象徵著政治避難所，也象徵著言論的邊緣地帶——「不敢下來」意味著對權力的恐懼，「不想走開」則暗示對安全假象的依附。
這首詩延續笠詩社的詩學精神：以「即物的觀察」取代直接的抗議，以「克制的語調」取代激昂的吶喊。詩人以沉默構成對暴力的對話，呈現出「冷靜的抵抗美學」。
結論
一、詩學策略：即物詩作為「隱語政治」的文本機制
笠詩社在戒嚴體制下的詩學實踐，顯示「新即物主義」並非單純的美學轉譯，而是一種具有明確政治功能的修辭策略。詩人透過具體物象的描寫與語言冷靜化的操作，形成一種「遮蔽性指涉」（strategic displacement）體制。此種詩學結構將詩的表層意象設為安全的語言外殼，而將批判性意義內置於隱喻層次，使文本得以在嚴格審查制度下流通。
因此，即物詩在台灣戒嚴時期不僅是「寫物」之詩，更是一種政治語言的替代書寫。它在詩學層面上實現了「形式即抵抗」（form as resistance）的可能：透過語言的抑制、物象的客觀化與語意的分層，詩作在不言明的情況下完成了「被壓抑的言說」。
二、本土化過程：從外來詩論到文化主體性建構
新即物主義在台灣的轉化，歷經由日本詩論（村野四郎）到《笠》詩社的再詮釋過程。笠詩社在引介過程中，將「物之冷靜觀察」重新注入鄉土性與社會關懷，使其由歐陸的藝術風格轉為具有反威權性格的本土詩學。
這一過程標誌著一種由「美學進口」走向「文化自覺」的軌跡。笠詩社的即物詩，經由對鄉土物象（如番薯、土地、農具）的集體書寫，建立了非官方的「人民敘事」與「地方記憶」，對抗由國家機器所形塑的單一歷史。換言之，即物詩的本土化過程，同時也是台灣詩人追求文化主體性與歷史自主性的知識實踐。
三、詩社機制：從個體創作到集體詩學行動
笠詩社的運作並非單一作者的個別實驗，而是一種集體詩學行動（collective poetic action）。透過詩刊編輯、譯介與評論機制的制度化，詩社建立了共通的審美語彙與政治感知，使「即物詩」成為可被複製、可被理解的共同語言。
此種集體性書寫行動，不僅使詩作在發表上具備公共性，也在文化層面形成一種「替代性公共領域」（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詩社的行動使詩不再是孤立的抒情，而是集體抵抗的文化工程，其功能近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謂的「文化戰場」——一種以語言、象徵與出版網絡所構成的抗權場域。
四、文本美學：以「克制」為抵抗的修辭
笠詩社詩人的即物詩普遍展現一種「語調克制」的修辭策略（tonal restraint）。詩人避免使用情感爆發或直接抗議的語句，而以冷靜、節制、低限抒情的語氣表達壓抑之下的抗爭意識。
這種反抒情化的詩學成為威權語境中「沉默的政治」：在外觀上，詩人似乎接受語言的限制；然而在語言深層，這種克制反而成為一種對暴力審查的抗衡。詩人藉由冷靜與物象描寫完成「美學化的抵抗」（aestheticized resistance），展現詩在極權語境中的生存智慧。
五、文本解碼與讀者共同體
笠詩社的即物詩能夠產生政治效果，關鍵在於其「可讀性機制」——詩作並非以單一文本對抗體制，而是依靠特定讀者群的文化共享知識完成意義轉譯。
詩人與讀者之間形成一種「隱語契約」（contract of inference）：詩人以物象遮蔽政治意涵，而讀者則以共同經驗進行解碼。這種隱語閱讀社群的存在，使即物詩成為「在封鎖語境下仍能流通的政治文本」。由此，即物詩在傳播學層面上構築出一條介於公共與私密之間的「潛行語言通道」（subversive communication channel）。
六、學術意義與研究啟示
1、文學與政治的交界重構：本研究揭示，在戒嚴體制下，詩不僅是美學文本，更是政治語言的替代形態，展現了文學如何在壓制結構中生成抵抗性話語。
2、跨文化詩學的在地轉譯：笠詩社的實踐說明外來詩學理論（Neue Sachlichkeit）在非西方語境中如何被重新意義化，具有後殖民詩學的研究價值。
3、文化場域理論的應用：將笠詩社視為文化行動體（cultural agent），有助於理解台灣戒嚴時期的文學如何在制度邊緣創造文化自主空間。
4、文本與閱讀關係的再思考：即物詩的政治效果建立在「詩人—詩社—讀者」三者之間的互動結構上，凸顯了詩學研究必須關注「閱讀的社會性」與「語境的政治性」。
七、總結
綜上所述，笠詩社的即物詩在戒嚴時期扮演了「詩化的政治語言」角色。其核心不在於「表達」而在於「暗示」；不在於「反抗的聲音」而在於「被迫的沉默」之中仍然發聲。
這種以物為喻、以克制為力的詩學實踐，使得即物詩成為一種在極權語境下可運作的美學抵抗模式，同時也是台灣現代詩在政治與文化雙重夾縫中生長出的重要文學現象。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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