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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世代詩人鄭烱明詩作導讀〉 ∕陳去非

2025/10/13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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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世代詩人鄭烱明詩作品導讀〉
∕陳去非

壹、生平事蹟和參與社團
一、生平事蹟

鄭炯明（1948－），出生於高雄市，籍貫臺南佳里，出身醫師家庭，父親曾於高雄鼓山開業。鄭炯明自小學到中學均在高雄就讀，高中畢業於高雄中學。

之後考入中山醫學院（舊稱中山醫專）醫科，完成學業後任職於高雄市立大同醫院，擔任內科主治醫師，後期則自行開業行醫，兼具醫師與詩人雙重身分。

鄭炯明從高中時期即展現強烈的文學興趣，高二起陸續在報章雜誌發表詩作，詩風受到文壇矚目，並於《笠》詩刊發表作品〈二十詩鈔〉等，成為「笠詩社」骨幹成員。他在詩壇以結合現實關懷與象徵語言著稱，創作題材橫跨詠物詩、政治詩、抒情詩、反省詩與人物詩，作品兼具人文意識與社會批判。

二、參與社團

1、《笠》詩社

　鄭炯明於1968年加入《笠》詩社，這是臺灣現代詩發展史上極具代表性的本土詩社，重視現實主義書寫與政治關懷。鄭炯明後來曾擔任笠詩社社長，長期推動臺灣本土詩運。

2、台灣筆會

　他曾擔任台灣筆會理事長，參與多項國際文學交流與文化倡議活動，致力於提升台灣文學在國際的能見度。

3、文學台灣基金會

　為支持其出版與文化事業，鄭炯明成立了「文學台灣基金會」，作為文學刊物與活動的運作核心。

4、鍾理和文教基金會

　他亦曾參與或擔任該基金會董事長，協助推動文學教育與文化紀念活動。

三、創辦與主辦刊物

1、《文學界》

　1982年，鄭炯明與葉石濤、陳坤崙、曾貴海等人共同創辦《文學界》雜誌，他擔任發行人。《文學界》以提倡台灣現實主義與人文關懷為宗旨，成為1980年代南台灣文學運動的重要刊物。該刊於1989年停刊。

2、《文學台灣》

　1991年，鄭炯明再創辦《文學台灣》，延續《文學界》的精神與路線，強調本土文化、民主價值與文學自主。他同時成立「文學台灣基金會」以支撐雜誌運作，並擔任發行人及策劃者。
貳、詩作導讀
鄭烱明在詩壇以結合現實關懷與象徵語言著稱，創作題材橫跨詠物詩、政治詩、抒情詩、反省詩與人物詩，作品兼具人文意識與社會批判。
一、詠物詩（如〈番薯〉、〈狗〉、〈垃圾〉、〈石灰窯〉、〈蟬〉、〈帽子〉、〈鼓〉）——以物喻人、物我互滲，展現新即物主義筆法。

二、政治詩（如〈給獨裁者〉、〈絕食〉、〈寄語〉、〈失蹤〉、〈質問〉、〈童話〉、〈口號〉、〈健忘症患者〉）——批判威權、揭露壓迫，兼具寓言與諷刺特質。

三、抒情詩（如〈秋夜〉、〈夜〉、〈傷害〉、〈瞭解〉、〈混聲合唱〉、〈一個女人的告白〉、〈請原諒我〉、〈最後的戀歌〉、〈時間。花〉）——以愛情與存在反思為主軸，語調誠摯、帶哲思。

四、人物詩（如〈乞丐〉、〈誤會〉、〈魔術師〉、〈走索者〉）——透過個體命運折射社會現實，富戲劇張力與象徵性。
五、反省詩（如《闇中問答》）——詩人自我檢視創作與良知，具元詩（meta-poetic）意識。
一、詠物詩
一、敘述視角與人稱分析

鄭烱明的詠物詩以「第一人稱視角」最具代表性，詩中常由「我」出發，透過擬物化或自我投射的方式，使「我」與詩中之物（如番薯、狗、蟬、鼓等）產生同一化與互喻關係。

這種敘述視角的特徵在於：

「我」並非純粹的人，而是被轉化為物的意識主體；物在詩中獲得人格化的思想與情感；「我」的語言同時也是「物」的語言，展現物我同構的抒情策略。

詩例一：〈番薯〉

「我要站出來說話／以蕃薯的立場說話」

這裡的「我」即蕃薯本身。詩人以蕃薯的第一人稱自述，揭露被掠奪、被烹煮、被消費的命運，象徵被剝削的人民或被壓抑的底層生命。這種「物化的我」敘述，使詩呈現深層的反諷與同情。

詩例二：〈狗〉

「我不是一隻老實的狗，我知道／因為老實的狗是不吠的」

詩人化身為「狗」的視角，以第一人稱表述個體面對威權的抗爭與不屈。表面上是狗的自白，實際上是詩人自我良知的控訴。

這種「擬物自述」的視角，帶有強烈政治象徵性。

詩例三：〈蟬〉

「就像此刻的我／為了企求靈魂的安慰／必需拚命地使用語言一樣」

此詩採人對蟬的凝視，為第一人稱觀察視角，但詩末又出現「我—蟬」的互映關係，形成雙向投射。詩人以自身的創作焦慮對應蟬的鳴叫，達到主客互化。

總結：

鄭烱明詠物詩的敘述視角往往游移於「物的第一人稱」與「詩人的主體視角」之間，既以物為喻、又以我為證，構成一種詩性的雙重聲音（double voice）結構。

二、修辭表現技巧與詩例導讀

鄭烱明的詠物詩多採「擬物法」、「擬人法」、「象徵」、「反諷」等多層修辭策略。其修辭特色在於：藉由物象具體化人類精神處境，或透過物的變形揭示社會現實與內在良知。

1、擬物法（以人為物）

他常以「人的意識」轉化為「物的語言」，透過物之口發聲。

例：〈番薯〉

詩人以蕃薯自稱：「唉，誰讓我是一條蕃薯／人見人愛的蕃薯」。

此處「擬物法」使蕃薯具有自我覺知與控訴能力。詩中「被挖起」「被吃掉」的情節，不僅是農作物命運，更象徵被壓迫者被剝奪的存在。擬物法將社會隱喻內化為詩的敘述主體。

2、擬人法（以物為人）

物被賦予人性與情感，形成詩意的對等關係。

例：〈石灰窯〉

「烈日下的石灰窯是燃燒的／在它深邃的底部／鐵銅色的皮膚，因熱而哭泣」

石灰窯被人格化成「有皮膚、會哭泣」的生命體，象徵勞工階級在時代壓力下的痛楚與燃燒。這種擬人法具有強烈的社會寓意。

3、象徵與對喻

物不僅是物，而是「精神狀態」的象徵。

例：〈狗〉

狗象徵被壓制卻仍持真誠吠聲的知識分子或詩人。詩中反覆句式「我不是一隻老實的狗」強化了抗爭姿態。此象徵轉換由動物延伸到倫理層面，呈現存在的堅持。

4、反諷與自覺

詩人經常在物的自白中注入反諷，使詩有社會批判的深層意涵。

例：〈帽子〉

「把謊言编織成一頂帽子／戴在頭上／四處去炫耀」

這裡的「帽子」象徵虛假的榮耀與自我欺騙。詩以日常物為喻，揭露社會人心的偽飾。當狂風吹走帽子時，「光禿禿的頭」成為真實赤裸的自我。這種象徵反諷手法，正是鄭烱明詠物詩的詩學核心。

三、新即物詩與詠物詩之比較與導讀

鄭烱明的「詠物詩」與「新即物詩」在形式上相近，但在意識層面與語言取向上有明顯差異。

1、詠物詩的特質

詩人以「擬物的主體」表達內在情感，物是情感的媒介，具有抒情與象徵性。

代表作如〈番薯〉、〈狗〉，均以物自述，強調人與物的同感共鳴。

詩的語言偏向主觀、抒情、具情境戲劇感。

詩例：〈番薯〉

詩以「我」的自白貫穿始終，充滿個體受壓迫的隱喻。詩人借物抒情，以蕃薯的口發出人道呼喊。詠物詩在此不僅是物象描寫，而是詩人的倫理立場展現。

2、新即物詩的特質

「新即物詩」承襲德國「新即物主義」（Neue Sachlichkeit）的精神，強調冷靜、客觀、凝視現實的表達。鄭烱明的新即物詩偏向「新寫實主義」，注重物之存在狀態本身，而非僅作象徵寄託。

例如〈垃圾〉、〈石灰窯〉兩詩，即轉化為社會寓言的即物觀照。

詩例：〈垃圾〉

詩以第三人稱敘述「他」對自己的反思。「夜晚蹲在路邊的你／真像是一堆垃圾」，反映人被社會物化的現象。鏡子碎裂象徵自我覺醒。這首詩雖以物為題，但已從「物自述」轉為「人觀物、人即物」，語氣更冷靜、結構更理性。

詩例：〈石灰窯〉

詩人以觀察筆觸描繪工業現場：「我們像一群饑餓的灰石等待燃燒」——這裡的「我們」已非單純抒情的「我」，而是整體時代被焚的群體意識。這是從抒情詠物走向社會現實的轉折。

3、比較總結

面向	詠物詩	新即物詩
敘述視角	第一人稱擬物、主觀情感濃厚	第三人稱凝視、客觀寫實
表現取向	借物抒情、寓人於物	借物觀世、揭露現實
修辭特徵	擬物法、擬人法、象徵、反諷	簡潔冷靜、形象具象化、詩中具社會寓言性
詩例	《番薯》、《狗》、《蟬》	《垃圾》、《石灰窯》

四、綜合評述

鄭烱明的詠物詩從早期的「物我同情」發展到中期的「新即物凝視」，展現他由抒情詩人轉化為社會觀察者的歷程。他運用擬物與象徵的技巧，使日常物件具詩性生命，並在冷靜觀照中注入人文精神。無論是「蕃薯的立場」還是「垃圾的醒悟」，其詩的最終指向皆是對「人的尊嚴」的呼喚與時代良知的追問。

二、政治詩
一、敘述視角與人稱
1、第一人稱代入（物化的「我」）

特徵：詩中「我」常直接化身為被壓迫或被物化的主體，語調既有自白也有控訴，將個人經驗上升為普遍的倫理／政治聲明。

詩例：《給獨裁者》以第一人稱直面威權：「你可以把我的舌頭割斷…」整首採「我被迫害／我仍抗拒」的自述式控訴，語氣堅定而帶有道德權威。

詩例：《絕食》同樣以「我／我們可能成為的後果」來反諷自我保全的選擇：「為了不亂吃東西／那麼乾脆絕食吧…可是／絕食的結果還是要死掉」，以第一人稱視角凸顯抉擇的荒謬與悲劇性。

2、第一人稱作為代表性群體（從個體到群體）

特徵：雖為「我」，但語境常擴張為「我們」或代表被壓迫的群體，使個人經驗具普遍性與代表性。

詩例：《寄語》裡「請讓我為妳犧牲／無條件地犧牲／只要妳永遠美麗、自由、民主」——「我」不只是個人，而是代表關懷島嶼命運的整體文化／公民良知。

3、敘述的目擊／觀察與質問（第二、第三人稱的運用）

特徵：詩中雖多以第一人稱為主，但常同時出現對象（你、誰、他們）的質問或觀照，形成對抗性的對話結構。

詩例：《質問》以「是誰」反覆發問，雖非第一人稱長篇自述，但站在受創者視角，向不明的權力提出追問；〈失蹤〉則在敘述「我」行動的同時，描繪外界（他們）搜索的景象，產生主體—他者的張力。

4、回應式與寓言式敘述

特徵：某些詩（如〈童話〉、〈健忘症患者〉）以敘事或寓言口吻呈現悲劇，第一人稱或敘述者的語氣成為對逝者的代言或對集體記憶的喚起。

詩例：〈童話〉把兩名孿生女孩的死亡寫成黑色童話，詩人的語氣既是哀悼者又是見證者。

二、主要修辭表現技巧與詩例導讀

1、直接譴責／命令式句法（短句、祈使、列舉）

技巧說明：使用簡短、斬釘截鐵的句式列出暴行，語氣具迫切性與清晰的倫理指控，減少模糊與修飾，以暴露暴力的具體性。

詩例與導讀：〈給獨裁者〉：「你可以把我的舌頭割斷／讓我變成一個啞巴…你可以把我監禁再監禁…」一連串「你可以」的列舉，像刑具清單般冷酷，反襯最後的歷史審判段落，突顯個別暴行在歷史面前的渺小與可笑，既是控訴也是慰藉（對被害者的自我鼓舞）。

2、反諷與比喻︰以日常或美好意象反襯暴行

技巧說明：用看似美的意象或理性語句來包裹荒謬／殘酷，造成讀者認知的落差，產生諷刺效果。

詩例與導讀：〈絕食〉以「有些神是不能批評的／正如有些東西不能吃一樣」把政治審查比作「毒物」，再進一步把「絕食」當作安全的荒謬選項。最後一句「要變成一朵鬱金香的啊」把死亡浪漫化為「鬱金香」，反諷地指出否定言論的結果仍是生命的消逝。

3、擬人化與物象化︰聚焦於國家、口號、錄音帶等

技巧說明：把抽象事物（國家、口號、錄音帶、制度）人格化或視為有生命的對象，以具體形象展現其影響力或罪魁禍首性。

詩例與導讀：〈寄語〉中把福爾摩莎作為「愛人」與「受苦的島嶼」，以戀人語氣祈願島嶼平安、自由、民主，將國家擬人，增強情感訴求。〈口號〉將口號視為護身符、練習發聲的工具，揭示口號如何把人同化成機械的發聲者。

4、寓言與黑色童話︰以敘事壓抑事件的真實暴力

技巧說明：把真實事件或悲劇包裹在寓言或童話形式之下，既保留敘事的感染力，也能以象徵手法迴避直接敘述的檢查或創造更廣的普遍性。

詩例與導讀：〈童話〉採「黑色童話」語調紀念兩位學生女孩，透過神話／童話的轉化，使死亡既悲傷又神聖化，將個別的政治死難提升為集體記憶的聖潔象徵。

5、對偶、反覆與修辭堆疊︰強化情緒與節奏

技巧說明：重複語句、反覆句式或平行結構用以加強節奏、強化主旨，製造朗誦式的情緒壓力。

詩例與導讀：〈給獨裁者〉反覆使用「你可以…」；《口號》重複「每一句口號…／每一句口號的深處…」，透過反覆把讀者拉進機械性的群體喊聲中，體感其壓迫力。

6、隱喻與象徵（死、失蹤、錄音帶、猛犬等）

技巧說明：以具象符號代表政治暴力、失蹤、審查等抽象概念，使經驗可視化。

詩例與導讀：〈失蹤〉用「猛犬」、「手電筒」、「圍牆內」等符號描繪搜索與恐嚇的機制；〈健忘症患者〉中的「錄音帶」象徵真相的保存與傳播，同時揭露權力製造／消滅敵人的邏輯。

7、諷刺式倫理判斷（歷史審判／權力的自嘲）

技巧說明：將當下暴政置於「歷史裁判」的框架下進行道德審判，既是安慰也是警告。

詩例與導讀：〈給獨裁者〉末段「在歷史嚴厲的裁判下／你的憤怒只是／寒風中的一個噴嚏而已」——以宏大歷史作為倫理尺度，使當權者的暴行被歷史必然性所矮化，完成道德上的逆轉。

三、綜合評述

1、語言策略兼具直接與隱喻：鄭烱明的政治詩在直接控訴（如列舉暴行、命令式句法）與隱喻化處理（童話、象徵）之間來回穿梭，既能正面揭露，也能在文學層面保持詩的深度與多義。

2、主體立場清晰且具代言性：多以第一人稱出發，但常擴大為代表群體或國家悲劇的代言者，詩人的倫理關懷明確。

3、修辭多樣，但服務於政治訴求：從擬人、反諷到寓言、隱喻，所有修辭都被用來放大被壓迫者的聲音、揭露權力機制或保存集體記憶。

4、情感與理性並重：既有激昂的情緒（絕食、失蹤的痛），也有冷靜的諷刺與歷史判斷，使詩既能打動也能說服。

三、抒情詩
一、敘述視角與人稱分析

鄭烱明的抒情詩具有多層的「自我發聲」特質：

他常以第一人稱「我」為出發，與「你」形成對話式的關係（愛人、對象、靈魂或時代）。視角在自我內省、兩性對話與哲理沉思之間靈活轉換。

1、第一人稱自白——內在情感的直述與反思

詩例：〈傷害〉

「愛是殘酷的，你說／我不相信／然而現在我瞭解了」

開首即採「我」的內心對白，語調真摯、直接。詩人以第一人稱回應情感經驗，由懷疑至理解，呈現愛的苦澀與自覺。

第一人稱「我」在這裡不是抒情主人公的外部形象，而是情感運行的「內在意識」。

詩例：〈請原諒我〉

「請原諒我，愛人／當我提筆的時候／我沒有想起你」

以「我」對「愛人」的內心懺悔，揭露創作者在愛與理想之間的撕裂。這樣的自白式語氣，使抒情主體具有良知的深度，也讓愛的書寫超越私情，進入道德與社會維度。

2、對話式「我—你」結構——雙人世界的情感互動

詩例：〈夜〉

「這是屬於我們的時刻／讓我們做最初的兩個人吧」

第一人稱「我」與第二人稱「你（我們）」共同構築密閉的時間空間。這種「你—我」對話關係，是鄭烱明抒情詩最常見的形式，象徵愛情與存在的互依。

詩人透過共享時刻，將愛的經驗化為宇宙隱喻：「一根火柴會照亮一切的時刻」——私密而普世。

3、第三人稱觀察——冷靜的旁觀者與人性透視

詩例：〈混聲合唱：一個男人的觀察〉

敘述者以「他／她」的距離視角，觀察女性形象的矛盾與社會束縛。

「她習慣把愛解釋成難懂的字眼、奢侈品」

這首詩語調克制、偏理性，呈現詩人由感性抒情轉入社會心理觀察的成熟階段。

詩例：〈一個女人的告白〉

改以女性第一人稱自述，展現性別角色的自我辯證與心理層次。

詩人以不同人稱聲音互文，形成「雙聲抒情」（double voicing）的結構，顯示他對人性、性別與道德的多重視野。

4、哲理化的「我」——從個體感情到存在沉思

詩例：〈秋夜〉

「如果時間是死亡的黑洞／何時你我將被吸入」

詩人將愛與死亡並置，視角由戀人對話延伸至宇宙哲學層面。

「我」既是感受者，又是思索者——愛的經驗成為思考生命意義的起點。

詩例：〈時間‧花〉

「假使時間是一朵花／可以欣賞、傾吐，也可以擁有」

此詩中「我」幾乎消隱，轉為詩意沉思的主體。視角由個人愛情轉向普遍存在的時間意象，顯示鄭烱明後期抒情詩的哲理化傾向。

二、主要修辭表現技巧與詩例導讀

鄭烱明的抒情詩修辭多樣，常融合象徵、通感、對比與擬喻等技巧，使情感具體化、形象化。以下為主要類型與詩例解析：

1、擬物法與比喻（物我融合）

詩人常用自然物象轉化心理狀態，使情感外化為具體景象。

詩例：〈秋夜〉

「染血的楓葉令人興奮／令人難以入眠」

將秋葉比作「染血」，以視覺色彩對應情緒焦慮；後半「時間是死亡的黑洞」更是以宇宙物理意象比喻愛與死亡的無限迴旋。

此種擬物化思維，讓情感由抽象轉為具象的詩畫面。

詩例：〈時間‧花〉

「假使時間是一朵花／可以欣賞、傾吐，也可以擁有」

詩人以花喻時間，將抽象的時間觀念擬物化，使讀者從「花開花落」的自然律感受生命流轉。這是典型的擬物法——以物象傳達人生哲理。

2、象徵與轉喻（物象的精神化）

鄭烱明的抒情詩往往藉象徵物揭示愛、時間與信仰。

詩例：〈最後的戀歌〉

「像一隻自由的兀鷹／飛越高不可攀的無形的圍牆」

「兀鷹」象徵靈魂的自由與愛的解放，「圍牆」象徵世俗束縛。透過象徵對比，詩人轉化愛的告別為精神的超越。

詩例：〈請原諒我〉

「我的詩將隨他們／走進浩瀚的時間之海」

「時間之海」象徵詩與理想的永恆流動，詩人將個人愛情放入歷史與人類苦難的更大範圍中，象徵詩的道德使命。

3、反覆與遞進（情感強化的節奏手法）

反覆是鄭烱明情詩的節奏特徵，用於強調情感的纏綿與矛盾。

詩例：〈瞭解〉

「倘若你現在不瞭解我／那麼你將永遠無法瞭解我了」

首尾重複形成環狀結構，語意上由懇求轉為斷言，呈現情感由期待到絕望的轉折。反覆使詩在口語節奏中具有命運般的悲劇感。

詩例：〈最後的戀歌〉

反覆使用「讓我再愛你一次」，每次出現都增加情感層次——由渴求到超越，由現實愛到理想愛。

4、通感與對比（感官與意念的交錯）

詩人運用不同感官交錯，創造超越單一知覺的情感共振。

詩例：〈夜〉

「一根火柴會照亮一切的時刻」

光與時間交錯成聽覺與視覺的融合，象徵愛情瞬間的永恆性。通感使情境具體而詩化。

詩例：〈秋夜〉

將「月光的沐浴」與「朗讀詩」相結合，將視覺（銀色月光）與聽覺（朗讀聲）融為一體，形成詩的靜謐氛圍。

5、象徵與寓言化的結構（愛與存在的延伸）

鄭烱明的情詩常將愛情寓言化，借個人情感寓言人生與歷史。

詩例：〈最後的戀歌〉末段

「通過時間的巨流／所有的歡樂與死亡都將接受審判」

愛的故事被推向「歷史與復活」的宏觀層次，使私人愛情具有宗教／民族寓意，兼具浪漫與史詩感。

三、綜合評述

視角多變而統一於「自我與他者的關係」

鄭烱明抒情詩的敘述視角雖多變（自白、對話、旁觀），核心仍圍繞「自我與他者的理解與疏離」，呈現現代人情感的孤寂與追尋。

1、修辭風格：從情感具象化到哲理抽象化

他以自然意象與象徵物為媒介，使愛、時間、存在等主題具形象性與思辨性並存的特質。

2、語言特質：真摯而含哲理

相較於政治詩的激昂與詠物詩的寓言性，抒情詩語言更為平靜、清澈，內蘊哲理與自我省察。

3、主題走向：從愛情→存在→歷史的擴張

鄭烱明的抒情詩逐步超越男女情愛，轉向生命、歷史與倫理的反思，體現他作為詩人兼知識份子的精神深化。

四、人物詩
人物詩是他介於「社會詩」與「抒情詩」之間的重要類型——透過具象人物，折射時代的孤絕與存在困境。以下為完整分析：

一、敘述視角與人稱分析

鄭烱明的人物詩多以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觀察者的視角呈現。

他往往藉由「我」與人物的對話或凝視，揭露社會冷漠與生命荒誕。

視角在「內部代入」與「外部觀察」之間轉換，形成詩的戲劇張力。

1、第一人稱：代入角色、內化人物的生命經驗

詩例：〈乞丐〉

「我走在黑暗的小巷／沒有人看我一眼」

「我暴斃在一家店的門口／卻吸引成群看熱鬧的人」

這首詩以「我」為主體，詩人直接代入乞丐的視角。

整首詩的敘述極為簡潔，但每一句都帶有存在的絕望與社會的冷漠。

「沒有人看我一眼」的重複，形成冷峻的節奏，強化被社會遺棄者的孤獨。

這種第一人稱代言式的手法，使「乞丐」不再是他者，而成為「我」的另一種投射——

是詩人良知的自我化身。

2、第三人稱觀察者：以旁觀揭露荒謬

詩例：〈誤會〉

「那個藝人，滿身大汗的／在熱鬧的廣場上／表演他的絕技」

這首詩採第三人稱的客觀描寫，以旁觀視角敘述街頭藝人的表演。

詩人刻意保持距離，以「我以為他是在用另一種角度／來瞭解這世界」為反轉點，

揭示了「理想與現實」、「詩性與荒謬」之間的錯位。

這裡的「誤會」不只是敘述者的誤判，更象徵人類對藝術與存在意義的迷失。

3、第一人稱「我—你」對話：道德與真實的辯證

詩例：〈魔術師〉

「如果你真的會變／像在台上表演的那樣／那麼，請把我失去的／原封地變回吧」

這首詩以「我」對「你（魔術師）」的對話方式進行。

敘述視角直接化為倫理質問：

詩人質問權力、欺騙與真實的邊界。

這種「我—你」關係不僅是角色對話，也象徵詩人與時代的對話——

「魔術師」即象徵現實社會中善於製造幻象的權威者。

4、群體性「我們」：共同命運的見證

詩例：〈走索者〉

「在逃亡的天空裡／我們是一群被驅趕的走索者」

這首詩使用「我們」，形成群體敘述視角。

詩人不再孤立地觀看個體，而是融入被迫流亡者、夢想者的共同命運之中。

「我們在擺盪的繩索上／孵育殘存的愛與夢」——

這是極具象徵意味的群體自白，展現了現代人被逼迫於懸崖與深淵間的存在狀態。

二、修辭表現技巧與詩例導讀

鄭烱明人物詩的修辭特色在於「具象化」與「寓言化」並存。他往往以極簡的語言、冷峻的畫面，塑造象徵性人物；每個人物都帶有「時代寓言」的暗示。

1、擬物法（人物物化）——以物象強化生命的悲劇感

詩例：〈乞丐〉

「我躺在公園的椅子上／沒有人看我一眼」

「乞丐」被置於物的世界中，與「椅子」並列成靜止的景象。

他不再是人，而成為環境的一部分。

這種擬物化描寫（人如物、物如人），

使詩呈現出現代社會的「去人化」悲劇。

直到最後「我暴斃在一家店的門口／卻吸引成群看熱鬧的人」——

人死後反而成為「被觀看的物件」，顛覆了生命與物性的界線。

2、反諷（Irony）——揭露人性的荒謬與社會冷漠

詩例：〈誤會〉

整首詩的張力來自於「我以為」與「其實」的反諷對照。

「我以為他是在用另一種角度／來瞭解這世界，然而／他的夥伴卻說／他只是想試試他的力量／能否舉起地球罷了。」

詩人先以崇高的詮釋（理解世界），再用荒謬的事實（舉起地球）顛覆前者。

這種反諷揭露人類在意義追尋上的錯亂：

理想與現實交錯成一場滑稽的表演。

3、象徵法（人物寓言化）——以職業或角色象徵社會處境

詩例：〈魔術師〉

「魔術師」並非具體個人，而是「幻象製造者」的象徵：

「不要老是在幕後／成天動腦筋／思索如何從／觀眾受騙的掌聲中／獲得更大的滿足與自慰」

這段揭示權力者或藝人對虛假掌聲的沉溺。「魔術師」象徵整個社會虛構的結構，

而「我」則象徵被幻象囚禁的真實靈魂。全詩透過象徵手法，形成對現實欺瞞的深刻批判。

4、通感與對比——營造戲劇性的懸置氛圍

詩例：〈走索者〉

「我們在擺盪的繩索上／孵育殘存的愛與夢」

這裡的「擺盪的繩索」同時具備動覺與視覺的張力。

愛與夢在「高處」孕育，卻又「跌落至歷史的深谷」。

上與下、輕與重、生與死形成強烈的對比。

通感與對比共同營造一種懸空感，象徵現代人存在的危殆。

5、反覆與節奏——情感的壓抑與爆發

詩例：〈乞丐〉

「沒有人看我一眼」反覆三次，

語言節奏如咒語，形成冷峻的詩性節拍。

這種重複使孤絕感具體可聞，強化社會無感的悲哀。

三、綜合評述

1、視角策略：

鄭烱明的人物詩兼具「代入」與「旁觀」兩種視角，

他既是受難者的代言人（如〈乞丐〉），也是冷靜的觀察者（如〈誤會〉），

更是對權力進行道德質問的「我」（如〈魔術師〉）。

2、人物塑造：

每個人物都被極度凝縮——「乞丐」象徵被排除者，「藝人」象徵人類意義的誤判，「魔術師」象徵權力幻象的製造者，「走索者」象徵現代人共同的危懼與飄蕩。

3、修辭風格：

以簡約語言＋象徵場景＋反諷轉折構成詩的核心動能。

鄭烱明以極度克制的語言，創造出震撼人心的倫理寓言。

4、主題意識：

人物詩不只是寫人，而是以人為鏡——

映照出時代的虛假、社會的麻木、與人類存在的荒謬。

五、自省詩
這首〈闇中問答〉是鄭烱明詩作中極具自省與道德意識的一首──

它不僅是一首詩人的內心獨白，更是一篇具有自我審判與時代省思意涵的寓言詩。

詩中呈現出詩人與「良心」或「時代之聲」之間的對話，構成詩人倫理學與詩學的雙重反省。

一、主意識：詩人良知的自我對審

全詩的敘述形式為「夢境中的審問」，這種結構猶如宗教懺悔或法庭審訊。

詩人被一個「極其嚴厲的聲音」喚醒，這聲音既可能是外在權威，也可能是內在良知的化身。

詩中關鍵句——「我沒有盡到詩人的責任。」

這句話即是全詩的核心。

它揭示詩人自認尚未完成時代所託付的使命，因此全詩的主意識便是：「詩人應以詩言時代，並對自身誠實。」詩人在此否認自己是「詩人」，不是出於謙遜，而是出於良心上的焦慮。這是一種深刻的存在反省——在壓抑與恐懼的社會中，詩人仍能否誠實地發聲？而若詩人無法表達時代之痛，他是否仍配稱為「詩人」？

二、內在深意：

1、「夢中審問」的象徵性

夢境是詩人潛意識的空間。

「嚴厲的聲音」象徵內心的自我審查者──可能是歷史、真理、或詩之神明。

詩人被迫站在「屋內的一個陰暗的角落」，那是「自我」面對「真理」時的恐懼與羞愧。這場夢的審訊其實是一場「靈魂的審判」。

從形式上看，這首詩採取「問答」體（Q&A），語言冷峻、節奏短促，彷彿是記錄下詩人內在的一場審問筆錄。這樣的寫法，使詩呈現出劇場式張力。

2、「詩人的責任」的倫理意涵

「詩人的責任就是寫出他那個時代的心聲。」

這句話明確指出鄭烱明對「詩」的定義與信念。

他拒絕把詩視為純粹的抒情或技巧展示，

而視為一種道德使命、歷史見證。

因此〈闇中問答〉不只是自白，更是一份「詩人宣言」。

鄭烱明以第一人稱，直面「詩人角色」的倫理焦慮，

反映出台灣戒嚴時期詩人面臨的兩難處境——

寫與不寫、說與不說、沉默與反抗之間的痛苦掙扎。

3、「誠實」與「顧忌」的張力

「是不是有所顧忌？」

「有，包括個人的、政治的、社會的……」這段問答把詩人的困境暴露無遺。

詩人承認了恐懼與自我審查的存在——「顧忌」正是現實權力壓迫下的詩學困局。但他仍回答：「我努力嘗試著。」

這是一種在恐懼中求真、在黑暗中尋光的精神。

詩人知道自己「尚未完成使命」，但不逃避。

這使〈闇中問答〉超越了懺悔，成為一首詩人覺醒之詩。

4、「嚴厲的聲音」的消失——象徵良知與歷史的暫歇

結尾寫道：「嚴厲的聲音消失了，丟下心有餘悸的我，怔立屋中，良久不能入眠。」

「消失」並非結束，而是良知暫時退場。詩人無法再入眠，代表良知已深植於心，

他將繼續被這個問題追問：「你是否真正寫出了時代的心聲？」

這種結尾保留了懸念，既是詩人良心的無止審判，也暗示創作的永恆不安。

三、詩學意涵：自省即是詩的根本

鄭烱明在此詩中揭示了詩的存在理由：詩不是為美辭麗句服務，而是為了喚醒人心。詩人的最大敵人不是權力，而是自身的怯懦與沉默。

他以「問答」體寫出詩的內在倫理，使詩成為「自問自答的良心對話」。

這種「反省詩」延續了西方現代詩人（如艾略特、里爾克）的精神傳統，

同時也具有台灣本土歷史語境下的政治深意。

結語：

〈闇中問答〉是一首關於「詩人如何成為詩人」的詩。它讓讀者看見詩人在黑暗中掙扎的靈魂——他既害怕又誠實，既軟弱又覺醒。在這場夢中的審問裡，鄭烱明完成了對自我的倫理清算：「詩人的責任，是說出時代不敢說的話。」

這首詩因此不僅是反省詩，更是一份詩的信仰告白。

結語︰鄭烱明的藝術貢獻與成就
1、把「現實關懷」與「人道主義」化為詩學主軸

貢獻說明：鄭烱明的詩長期以平實但有力的語言關注社會不公、勞苦、被邊緣者與民主議題，形成兼具同情與批判的詩學立場。這使得他的詩既是情感的抒發，也是社會的見證。

作品證據：詠物與政治詩（如〈番薯〉、〈狗〉、〈給獨裁者〉、〈絕食〉）以具體物象與被壓迫者視角呈現政治／社會焦慮，語言直接卻富象徵。

2、對「詩的社會責任」的強調與實踐（詩學與行動並行）

貢獻說明：他在詩作中反覆提出詩人的倫理與時代責任（例如〈闇中問答〉），而在出版與組織面則以創刊雜誌、成立基金會、策辦詩歌節等具體行動，把「詩的責任」延伸為社會性實踐。這種詩學—組織雙軌並行，是他的重要貢獻。

3、推動南台灣、本土文學的場域建構與人才扶植

貢獻說明：他從《文學界》到《文學台灣》的編務與發行，成為發表在地寫實與本土文學的重要平台，扶植多位作家並促成南部文學活力。這對台灣文學的區域多樣性與學術研究都具長期影響。

4、詩風上的多元與策略性：從詠物、政治到抒情的整合能力

貢獻說明：他的創作跨越詠物詩（以物為喻、擬人化）、新即物寫實（客觀凝視）、抒情與反省詩（內心倫理），形成一種能在不同語域與讀者間轉換的現代詩實踐。這種能同時寫個體情感與集體事件的能力，賦予其作品長久的閱讀價值。

作品證據：你上傳的詩稿中可見〈番薯〉與〈狗〉（詠物、第一人稱控訴）、〈石灰窯〉與〈垃圾〉（新即物式社會凝視）、〈闇中問答〉（反省詩）與〈秋夜〉（抒情哲思）等多樣範例。

5、對「集體記憶」與受難者的詩性紀念（詩作具有社會記錄功能）

貢獻說明：他在數首政治／人物詩中以詩的形式記錄失蹤、學生之死、暴力與審判等事件，將詩作轉為公共記憶的載體，具有紀念與喚醒功能。這使他的詩在文學價值之外，也擁有道德與史料的重要性。

作品證據：如〈童話〉紀念學生女孩之死、〈健忘症患者〉以錄音帶保存真相的意象。

三、具體成就（獎項、職務、出版）

曾任笠詩社社長、台灣筆會理事長，並擔任《文學界》《文學台灣》發行人與文學台灣基金會董事長，長期推動台灣文學公共事務與出版。

重要獎項（歷年文字記錄）：笠詩獎、吳濁流文學獎、鳳邑文學獎、南瀛文學獎、高雄市文藝獎、巫永福文學獎等（多項地區與國家級文學肯定）。

出版物／代表詩集（節選）：《歸途》、《悲劇的想像》、《蕃薯之歌》、《最後的戀歌》、《鄭烱明選集》、《三重奏》、《凝視》、《死亡的思考》等；並編發、主辦多期文學刊物，累積大量出版實績。

總結
鄭烱明的藝術貢獻在於把個體良知與公共責任結合：他以誠摯且多元的詩語書寫台灣社會的苦楚與人性，同時以編輯、發行、策展與基金會等實務，搭建平台扶植本土文學，使他成為「詩人 + 文學推手」的雙重典範。詩作方面，他善用詠物、擬人、寓言及冷靜的新即物觀照，讓詩既能抒情也能見證；組織方面，他的雜誌出版與文學活動強化了南部與本土文學的能量。

中文參考書目

李魁賢（主編）（2001）。《笠詩社三十年詩選》。台北：笠詩社。

陳芳明（1993）。《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陳義芝（1996）。〈從笠詩社看台灣現代詩的在地書寫〉。《中外文學》，25(6)，45–67。

李敏勇（2007）。〈政治詩與詩的倫理〉。《文學台灣》，3(2)，12–23。

葉石濤（1990）。〈從文學界雜誌談南部文學的覺醒〉。《文學界》，4(3)，1–7。

洪子偉（2018）。〈戰後世代的現實主義詩觀與社會意識——以鄭烱明詩作為核心〉。《台灣文學研究學報》，32，55–80。

吳晟（2009）。〈從土地到靈魂——戰後台灣詩人的倫理與反省〉。《笠詩刊》，157期，9–18。

鄭烱明詩集與作品專書

一、詩集

《歸途》，一九七一年五月，笠詩社。

《悲劇的想像》，一九七六年三月，笠詩社。

《蕭瑟之歌》，一九八一年三月，春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