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二國元首在北京冬季奧運開幕日發表聯合聲明：「兩國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並說：中俄的新關係勝於冷戰時期任何政治或軍事聯盟。在俄羅斯與烏克蘭戰雲密布下，這毋寧為當下國際局勢，下了一個「麥金德」式的定錨─一個世紀前的預言：西方海權對抗歐亞心臟地帶世界島的陸權，可怖的陰影已然成形。

但這樣看來鐵桿到骨頭的緊密結盟，若從歷史淵源與地緣政治的角度看，應該都只是權宜性的、短暫利益性的結合，不會是可持續性的，或是有著深層意識形態方面的自發性結合。

盡管斯拉夫人外貌偏向高加索種西方人，一般俄國人的性格卻是一半東方，一半西方。這跟位居文明交會地帶，與歷史上交互被東西方影響有關。造成俄國人與西歐人不同的最大原因有二：蒙古統治的影響與承繼拜占庭文化─也就是東羅馬帝國政經社制度的遺緒。二者都帶給了俄國高壓專制與絕對君主的概念。俄國人自己就都承認：「剖開一個俄國人的血管，裡面就有半個韃靼」。

俄國，不是東方，不是西方，她，就是俄國。

而羅伯‧卡普蘭在《地理的復仇》裡，以地緣政治的角度描繪俄、烏關係的千年愛恨時，標出了一個意義重大的現象：俄羅斯的地理地圖跨向亞洲，人口地圖卻跨向歐洲。從十七世紀彼得大帝以來，「向較強、較好、較進步的西方學習」的傳統，已經深植在俄羅斯人的基因中。我們很可以與之以日本的「明治維新全面西化」做比較。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家與思想家赫爾岑便說：

「直到今天，我們看待歐洲人和歐洲，就和鄉下人看待京城居民一樣，恭恭順順，自慚形穢，自嘆不如，想要模仿他們。我們把與他人不同的地方，都自認為是缺點。」

普丁持續的侵擾烏克蘭，恰恰證明了：他還是將俄國的重心定錨在歐洲。而緊跟著昨日元首級「愛的宣言」的，是二國大規模的中長期採購與能源合約，這與卡普蘭認為的，俄國今後的路一定是「政治上與歐洲結合，經濟上與東亞結合」相符。

中國對俄國而言，不是學習的對象；金錢或技術是可以暫時借用的─就像七個世紀以前他們從蒙古人與拜占庭人手裡學習統治的技巧一樣。「中國模式」對俄國人沒有吸引力，無法促成心悅誠服的嚮往或仰望的心情，遑論冷戰時期那種「萬方來儀，會朝中州」的盛況。

談回來俄羅斯與烏克蘭，這對源自同一斯拉夫文化的兄弟，為什麼會走到今天要兵戎相見的地步呢？為什麼很多俄國人認為這根本就是在「分裂」他們的「固有疆域」？

俄羅斯當然要負較大的責任。深層的原因是，整個民族文化，位居平原地帶，屢遭侵略的歷史傷痕，所塑造的不安全感。「擴張，再擴張」式的追尋戰略縱深，就成了歷史上俄羅斯國防策略的潛台詞。「一但維繫帝國的意識形態出現瑕疵，整個體系便開始土崩瓦解，就像十三世紀的基輔羅斯、十七世紀的莫斯科瓦，或是二十世紀的羅曼諾夫王朝一樣」(卡普蘭語)。「在普遍平坦的地形上反覆擴張與崩潰」就成了俄國的宿命。

但到底「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的差別在哪裡？「大俄羅斯人」與「小俄羅斯人」真是涇渭分明，註定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二個民族？

果戈里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的另一個文壇巨星，他的《欽差大臣》、《死魂靈》、《塔拉斯‧布巴》是俄羅斯文學獨創性和民族性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世界文學的瑰寶。

但他也是狂熱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在作品裡「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哥薩克人」等這些身分認同，是彼此重疊，互相引用的。

還有一點必須要注意：這些從前蘇聯獨立的前「加盟共和國」的國界，從來不是自然形成，目的也不是在於清楚劃分民族界線或方便治理；相反地，決定國界的時候，是以「方便莫斯科從中央統治」的角度。所以，多個民族被故意畫在同一共和國裡以彼此制衡；俄羅斯族聚居區更被做為統治的棋子，被「敲進」每一個共和國的心臟─就像當時清朝在各地駐防「八旗」所形成的滿人社區，只是規模巨大的多。這也為什麼前蘇聯地區有著層出不窮的民族衝突。

如果論及美國在這起國際危機裡的角色：是甚麼樣拙劣的外交或自大的心態，會把中俄二國都推到一起，都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

我想起德國的締造者俾斯麥。在1870年打敗法國之後，他外交的最高宗旨便是孤立法國，從不讓德國二端的法俄結盟成功。從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到他1890年失寵退休為止，他苦心安排「三帝同盟」、主持「柏林會議」、「德奧同盟」，到1887年與俄國的「再保險條約」，從來不讓歐陸的老二與老三，有任何聯合挑戰老大的機會。

美國，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