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孫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於重慶，在香港長大，18歲高中畢業後去台灣上大學，在台7年，獲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1970年代初去美國深造，1981年至1982年，正在斯坦福大學攻讀
終於，一直以來鬱積在年輕的孫隆基心中的對自己文化的不滿，於80年代，他在大陸的兩年時光爆發——1983年，他寫成《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但這本書卻因為對中國文化劣根性「硬心腸的」、「千刀萬剮」式的解剖，而遲遲未能在大陸出版。2004年，《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刪節本)一書終於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在大陸出版，此時，已距書稿面世二十又一年，孫隆基也由意氣風發的青年變成鬚髮灰白的老者。
【內容簡介】
「中國人探討國民性往往是為了救國家，美國人探討國民性往往是為了救個人。」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孫隆基更傾向於後一種態度。《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成為那個年代「文化熱」的必讀書目，甚至可以說是它拉開了「文化熱」的序幕。
「本書是作者對自身文化『硬心腸的』反省的結果。」孫隆基自白，「的確，讀者會感到本書的行文是熾熱的，但不是熾熱的愛國主義，而是對自身文化的一種接近白熱化的反感。這種反感是如此的強烈，以至由它啟發的文化批判遠遠超出一般的國民性批判。本書的特點，正在於它不是泛泛地羅列幾項或十來項國民的『劣根性』然後提出老生常談的補救之道，而是近乎千刀萬剮式的切割。這個濃烈的感覺，是只有身處其中而又全力地掙脫出來才有的感覺。」
以下是幾則孫隆基典型的表達(均見於《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中國人對「人」下的定義，正好是將明確的「自我」疆界剷除的，而這個定義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個「二」字，亦即是說，只有在「二人」的對應關係中，才能對任何一方下定義。在傳統中國，這類「二人」的對應關係包括：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個對「人」的定義，到了現代，就被擴充為社群與集體關係，但在「深層結構」意義上則基本未變。
——中國文化「二人」定義「一人」的設計，就是讓雙方具「體」地感覺對方的「心」「有到」自己「身」上時，才去「做人」，一旦越出了人情磁力場的溫暖包圍，自己就不知怎樣去「做」，也毋須理會。筆者當時在大陸時發現：在公共汽車上以及街道上的吵架，幾乎無日無之。確實，如果熟人走路時提箱子，中國人總會搶著替對方提，然而，如果是陌生人，自己提箱子刮到了對方，也很少道歉。有時，在馬路上看到騎自行車者撞到了路人，對方已經痛得彎下了身，撞人者為了自己的「面子」，還振振有詞地訴說對方不對，結果自然引發了吵架。此外，大陸的人在排隊時遇到了熟人也要來排隊，總會硬將他拖到自己之前，熱情地說，「你先！你先！」但是，如果是陌生人，即使已經排在自己前面的，也會設法搶在他前頭。
——中國人沒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識」，缺乏「終極關懷」，一切以「身」的安頓為依歸，造成「有一口飯吃就行」的極端世俗化的人生態度。因為缺乏宗教對精神的提升，加之長期處於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處境中，中國人最大的願望就是魯迅所說的「但求做穩奴才」。
再如，他觀察到，中國男性有如此傾向：即使對一個女的感興趣，但第一次接近時，往往會帶了另一個男的一起去，結果搞到女方不知到底哪一位才是要向自己發動攻勢的人。(女性也有類似傾向)進而判斷，中國人除了沒有強烈的代際分化之外，也比西方人少性別分化。從一些跡象——文化中主流的男性形像是女性化的「白面書生」，大眾戲劇中「顛鸞倒鳳」傾向的普遍化——可以看出中國人有將男女之性別曖昧化的傾向。如果一個文化中的主流男性形像是女性化了的男性，就似乎可以顯示出：無論男女所喜愛的，想與之認同的形象都是性別曖昧的，在異性的外形下有著許多同性的內容，或在同性底下有著許多異性的內容。
◎ 孫隆基：1980年代《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就是不敢讓自己太有吸引力
當一個西方人受到別人的稱讚時，他總是說：“謝謝！亦即是接受的意思。而當一個中國人面臨同樣的場合時，卻總是趕緊地連聲說：“我不行！我不行！”
後一種情形，可以只是一種謙辭，聽的人往往心裏很受用，但是在表面上總要謙虛一番，因此並沒有妄自菲薄的意思。然而，對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來說，卻是出自真心的驚然，因為中國文化沒有促使個人對自己有太高的估價。
的確，中國人一代對一代的教養，只是使人“快高長大”，並沒有讓他去形成堅強明確的“自我”，反而是教他如何在別人“面”前不要過分表現“自我”。於是，在“羞恥感文化”作祟下，就不只是聽到別人當“面”稱讚自己時，會“臉”紅，即使是偶爾“面”臨“對方”自誇的場合，也會替他“臉”紅，熱血會沖到耳根子裏，甚至背發冷汗。因此，如果有中國人像美國總統候選人那樣公開地說：“我將是你們選出來的最好的總統，請投我一票！”就真正是“晤怕面增”。
因此，中國人不是互相鏟平的話，就是白我鏟平，即使在家庭內，如果子女當眾說自我欣賞的話，上一輩就會作出做人要謙虛一點的告誡，或者，掉過頭來，如果母親當客人的“面”稱讚自己女兒，後者亦會急著抗議：“阿媽啊！……”
一個人如果不具備製造吸引力的心理化學，即使穿上華服或抹上濃妝，也是無補於事的。不論一個人如何妝扮，無知無欲的兒童化心理狀態、中性化的外觀與體態、不見七情六欲的“好人”表情，或因“非性化”而造成的不愉悅表情——無論是“嬲爆爆”、“面臭臭”，抑或“吃冷豬肉”——都會破壞整個美感效果。一般來說，香港人的衣著比美國人還要講究，有的還引進“名牌”歐洲時裝，然而，因為身上缺乏鮮明的“性格”輪廓，因此並不能達到法、意人士同樣的效果，反而會給人一種著在空架子上的感覺。
外形的美感往往是“性格”的表現，因此，不一定要華服與盛裝，更主要的因素是符合自己的個性。例如，在美國校園中看到一些從鄉下來的女學生，一年級時還穿得很整齊，但也很“土”，上了二三年級後，她們就讓自己的“個性”發揮出來了，有時梳起個非洲髮型，穿起比較不整齊的服裝，反而更勝於前。因此，如果不具備心中揮灑自如這個“個性”的因素，那麼，即使學別人身上穿著好看的衣服，面上塗上化妝品，也不見得創造了什麼美感。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大陸，女的幾乎一律是“清湯掛麵”，男的則一律被搞到像“黴乾菜”一般，再加上黯淡的建築物，結果，灰色就成為了人文景色的主調。這基本上是一種反對生命的氣氛。因為，連懂得一點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如果將一個人放在五顏六色的百花圃中，他的心理景色也必定會被照亮起來，人也跟著“活”起來；然而，如果將他放在一個四面灰牆的斗室中，他的心理景色也勢必變成灰色，而人的精神也會“沉”下去。
有人認為，這是大陸當時經濟落後的結果。筆者絕對不同意這種看法。一來，80年代以前的大陸服裝，為了將人的線條掩蓋起來，往往就用掉過多的布料。例如，男裝的褲．除了褲管過於寬大之外，還將束腰的地方定在肚腹之上，而不是像國外那般定在腰下。因此，如果不是為了“道德上”的原因，就至少可以省下十億尺布。此外，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就沒有如漢族那樣搞到“黴乾菜”一般。筆者到過新疆，發現維吾爾族與哈薩克族的服飾就很鮮豔，女的全部帶耳環，而且，他們穿的其實也不算什麼民族服飾，反而有點接近蘇聯境內以及中東的土耳其人西式服裝。然而，在這些地區，凡是漢族氣氛所到之地，就是灰壓壓的一片。
此外，也不能說這是“封建殘餘”，因為，這個鏟掉“個人”吸引力的“存天理，滅人欲”傾向，只有到了建國以後一個特定的時期，才發揚至最高峰，而且還在群眾性的廣大範圍內展現。這是典型的中國人“良知系統”的表現，而不是什麼“封建社會”的表現。今日處於真正“封建社會”下的阿拉伯人，反而產生了比西方男士更具雄風的男性，他們懂得如何去製造自身的魅力，就如同遊牧民族懂得如何去培養良馬的鬃毛色澤一般。至於中國的男性，則往往是垮垮的。
這個由“死亡崇拜”造成的灰色景象，其實只是不生不死狀態在外形方面的一個表現。這個狀態，一方面保證每一個人的生物性的生存（亦即是“身體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卻不讓整個生存具有太大的吸引力。這種心態，往往還反映在其他方面。例如，當時有中外合資拍電影之舉，在劇本方面總因浪漫情節過多而屢遭中國方面要求刪改，因此，外國電影丁作者就說：把情節弄得越乏味，中方就越容易接受。
顯然地，一個人在一方面不讓自己有吸引力，在其他方面也不會注重吸引力的，而且根本不知道還有這樣的因素存在。當時有一位替公司常駐北京的美國舊同學告訴我：她曾經將一個樣品交付大陸的工廠試製，同時也將同一樣品交托其他國家試製，這種試製是競爭性質的，看誰試製得最好，就將這個產品交給它去生產。然而，當時中國公司將試製品交回來以後，卻走了樣，她去詢問，得到的答案卻是：“你們的要求太高！”使她對中國人缺乏“優勝”的觀念感到大惑不解。
確實，一個使自己也不具有吸引力的人，又怎會去考慮到其他事物的吸引力。中國文化搞“自我壓縮”的“死亡崇拜”，的確也做到了對好的與壞的感覺都麻木的狀態——它是生中之死，換而言之，是一種慢性死亡。到目前為正，“人”的狀態並不是頂理想的，他還可以朝更好的方向進展，因此尼采認為“人”是一個必須被超越的東西。
【版主的話】
如果了解中國這30年來的變化，真有滄海桑田之感，當然，它絕大面向有積極的衝撞、進步的節奏，讀孫隆基1980年代的看法，怎有「過猶不及」的感傷。
或許，從文明古國經歷列強瓜分產生的屈辱感，對自古即抱持天下觀的中國人言，五四「打倒孔家店」沒成功，又經過軍閥混戰、抗日、國共內戰的折磨，中國人歡欣鼓舞的擁抱新中國，剛要建立的尊嚴，卻更羞辱地被「文革」摧毀！
經歷滄桑之中國人，在改革開放後的30年，終於乘著「大國崛起」的氣旋，盡吐百年來屢敗屢戰的鳥氣，有點狂妄地君臨天下之概，這種內在急遽變化的衝擊，想必讓很多人迷失。
可以理解，可以包容，甚至於抱著扶持的感動之心，只要中國人也能以同理心去體諒臺灣人400年來的屈辱與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