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文章告侯寬仁不起訴 馬改聲請交付審判

老馬在台北市長特別費案無罪定讞後，因為覺得侯檢（即侯寬仁檢察官）製作不實筆錄，跟委任律師商討之後，向台北地檢署控告他偽造文書，侯檢獲不起訴處分，老馬向高檢署聲請再議，被駁回後改向台北地院聲請交付審判，結果媒體多半傾向認為老馬格局太小，甚至要老馬放過侯檢，或批評老馬大砲打小鳥。

筆者認為，今天老馬無論是向台北地檢署控告侯檢偽造文書、向高檢署聲請再議侯檢的不起訴處分，或者最近向台北地院聲請交付審判，都跟老馬「是否為總統」這個變項無關，批評老馬大砲打小鳥的名嘴，筆者倒想問他：「請問老馬有動用總統的權力，對侯檢進行『人事整肅』嗎？」換句話說，今天老馬向台北地院聲請交付審理侯檢的筆錄不實案，筆者認為跟他的總統身分是無關的。

亦即，筆者認為現在是「馬英九」控告「侯檢察官」偵訊的筆錄不實，且羅織被告入罪，而不是「馬總統」對「侯寬仁」進行追殺、大砲打小鳥。原因有二：第一，該項事實是發生在老馬還不具總統身分的時候，因此老馬的行動也是以「馬英九」這個自然人的身分進行；第二，侯檢作為一個公務人員，其行為是代表高檢署，不，是國內整個的檢察系統，而不是代表一個有人格的「侯寬仁」。

因此，老馬控告侯檢筆錄不實、羅織被告入罪，其實是在挑戰一個龐大的檢察系統，而以老馬這樣有律師團從旁協助的人，都能感覺到檢察系統過度展示的權力，顯示一般民眾在面對檢察系統的時候，恐怕更是被它「玩弄於股掌間」，而這回台北地檢署對侯檢不起訴、高檢署駁回老馬的再議聲請，也不太需要意外，因為台北地檢署、高檢署也屬於檢察系統，當然要維持其「正常運作」。

這也顯示出，身處這個系統、職業行為也代表這個系統的檢察官們，有很強烈的「我族中心主義」，所以，台北地檢署的檢察官會不起訴屬於「自己人」的侯檢，高檢署的檢察官會駁回對「自己人」侯檢筆錄不實案的聲請再議，這一切的作為其實都只是為了維持他們這個檢察系統的常態運行而已，要讓這個系統改變，要麼從外部去挑戰，要麼就從這個系統賴以運作的機制去加以改革。

從這點看，與其說老馬與侯檢在進行司法對壘，不如說老馬在跟檢察系統進行對壘，而由檢察官對被告或證人的誘導式訊問，乃至檢察官對證人或被告製作不實筆錄而入人於罪等現象來看，這個檢察系統早已支配了，許多訴訟參與者（包含老馬在內）的日常生活與行動，而這個問題若不經過傳媒等社會溝通媒介，外界根本是不會去加以注意的，因為一般人根本無法感受此系統的權力支配。

所以，筆者認為許多媒體記者要老馬「得饒人處且饒人」、「從情理看」的說法，是鄉愿且懦弱的，如果不是因為老馬本身有全國乃至海外知名度，而今天又實際做出挑戰檢察系統的行動，試問這個系統不當的權力運作和支配，會有人去關注或質疑嗎？光以這位侯檢來說，他以前在偵辦太極門、周人參電玩弊案的時候，也曾犯過類似的毛病，難道其濫用權力的問題就不該加以檢討、反省嗎？

多數媒體記者或名嘴的看法，也再次印證《捍衛權利大作戰》一書批判的社會現象：台灣社會受儒家文化的薰陶，變得凡事皆講求包容、放人一馬，甚至到了鄉愿的地步，結果該爭取的權利都不見了；或者，就是要求、力勸透過司法途徑捍衛自身權利的人「以和為貴」。這種把「情」擺第一，把「法」擺最後的社會行為態度，筆者認為不僅不利於個人權利的爭取，也不利於法治國家的建立。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老馬控告侯檢的行為，並沒有跟他「總統」這個社會位置的角色規範衝突，如果今天老馬當上「總統」之後，對侯檢進行「人事整肅」，如把他降職，或者調職到偏遠地區，才有追殺的問題；當然，筆者也希望老馬能以「總統」之身分，改革司法官養成與檢察制度，但不認為跟這次行動有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