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 : 2007年世界各國分配基尼係數示意圖

2009年世界各國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示意圖

基尼係數(Gini index)是測量社會財富不平等程度的指標。

社會經濟發展是社會上每個人的勞動的集合，但是因為社會的結構及個人的”天賦”和”機遇”的差異，造成個人或群體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天差地遠。   

”天賦”的差異，這是”自然法則”，作為自然界的一分子的人類必須也只能”尊重”，但是，”機遇”的差異，建構社會的人類是有”主觀能動性”的，可以改善的

---進行社會結構的改善，讓像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有機會”走出不公義社會建構的桎梏人群發展的社會結構網;

---進行社會法制及法治的改善，建立”生活實質”較公平的分配機制;執行層面，由人治走向”依法行政”的法治，降低人治社會必然發生的”寡頭壟斷”;

社會分配的不均必然存在，宏觀分辨如何存在，就需要指標，常用的有:

五等分位法，即將全國每戶的家庭所得，依序由高至低排列，然後取最高的前五分之一與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相除比較。

由於運用五等分位法忽略了每一等分內眾多家庭所得分配的變化，因此經濟學家經濟學家羅倫茲（Max O. Lorenz，1880~1962年）做出修正更能”宏觀如實”的反應”發生了甚麼事?”

羅倫茲定義 :

橫座標為由低所得戶往高所得戶累計戶數百分比;

縱座標為對映於橫座標戶數的所得百分比率。

倘一國每個家庭所得皆相等，依羅倫茲曲線應為與橫軸呈四十五度角的直線（絕對均等線），一國所得差距愈大，羅倫茲曲線彎度愈大。

20世紀初義大利經濟學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年5月23日~March 13, 1965年3月13日)，根據羅倫茲曲線找出了判斷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方法為 :

實際收入分配羅倫茲曲線和收入分配絕對均等線之間半月形面積為A;

收入分配絕對均等線右下方三角形面積B;並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

這個數值被稱為基尼係數或稱羅倫茲係數，基尼係數更能精確衡量所得分配的變化實況。

基尼係數愈大意味所得分配愈惡化。

如 財富分配絕對平等基尼係數趨近於0;財富分配不平等最大化則趨近於1。

---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超過這條"警戒線"便很容易引起社會動盪。(I.E. 草綠色就超過0.4的標準---美國是0.45;俄羅斯是0.41。)

當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達到0.5，即意味著國民總收入的75%集中在25%的高收入人群身上。

大家可仔細判讀比較一下”2007年世界各國分配基尼係數示意圖”---可以得出”越是有社會主義法制化的多元公民社會參與的民主法治化”的國家也是屬於”財富分配較公平”的國家!!

台灣主計處網站(主要國家等值規模所得差距比較分析)的資料台灣2005年的基尼係數為0.34;

第三世界國民平均收入低，人治的程度較高---但要注意印度的社會主義的法制化及民主法治化的成果---多半是屬於”財富分配較不公平”的國家!!

根據CIA The World Factbook的資料中國的分配基尼係數在2001年的統計是0.4但到了2007年的統計是0.47---而且沒有見到基尼係數升高的趨勢可以被遏阻---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看來是有成績!!  

”發生了甚麼事?”有量化的數據是比較清楚了;

”為何會發生?”這是中國”憲法規定一黨專政的共產黨”不可推卸的責任---要去分析判讀找出原因的!!

”如何改變不發生?”在實踐中逐步完善的實際運作方法很多---大方向，”越是有社會主義法制化的多元公民社會參與的民主法治化”的國家也是屬於”財富分配較公平”的國家---是中國在後續富裕過程中達到”財富分配公平化”的重大課題!!  

*****************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大衛•皮林(David Pilling)

2009-10-02

“……咱們家現在也就是一隻小雞，

雞養大了就變成了鵝，

鵝養大了就變成了羊，

羊再養大了，就變成了牛啦，

牛以後就是共產主義啦，

就天天吃餃子，天天吃肉啦！……”

共產主義，或者說至少是中國異化版本(bastardised version)的共產主義----不知道馬克思對一個理應沒有階級的社會中分成四等的列車車廂有何感想----已經展現了它的奇跡。    迄今的道路曲折多多，旅程也歷經磨難，當然還免不了流血。但是，共產黨，至少是按其自己的標準，已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正如導演張藝謀1994年的電影《活著》中的主人公先後向他的兒子和外孫所許諾的那樣，多數中國人的日子確實好起來了。

《活著》的故事，的確，還有張藝謀的人生歷程，讓我們對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鄧小平啟動經濟改革30年來的歷史有了很多瞭解，如今張藝謀已經從作品遭禁的電影導演，變成共產黨的宣傳總監。    《活著》是一部史詩般的電影，生動展現了集體主義的苦難和毛澤東主義教條的瘋狂，其對共產黨統治的描繪，足以讓它遭到電影審查人員的查禁。    然而，在影片結尾，導演還是設法傳遞了樂觀情緒，歡呼國家在告別150年的殖民屈辱和內亂後，走向團結，並邁開前進腳步。

在喧鬧忙亂的中國城市中，這種樂觀情緒幾乎觸手可及——1949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僅占總人口十分之一，如今這一比例已接近二分之一。    “今天好過昨天，明天會更好”的信念與生俱來，這樣的樂觀情緒成了一劑強烈的解藥，化解了許多西方人眼中理所當然的對威權統治的不滿。

肉和餃子不足以收買所有人，但它們的確有幫助。   

經過30年每年平均10%的迅猛增長後，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人均年收入已經達到6,000美元。    但這意味著中國仍是一個中等偏低收入的國家，更接近安哥拉而非美國的水準。    平均數字還掩蓋了巨大的收入差距，這種差距讓党的領導層夜不能寐。    然而，即便是平均數字，也意味著數億人已經擺脫貧困。更重要的是，它還有望讓另外數億人脫貧。

抱負(I.E. 渴望(Aspiration))無處不在。  諮詢公司中外商通(Beijing Axis)表示，中國每年畢業的工科大學生有70萬人，工商管理碩士(MBA)有3萬人。  中國市場使用的手機有6.5億部，每年屠宰的豬的數目也大約有這麼多。    據中外商通估計，上世紀90年代後期，只有大約500個中國人會滑雪。  而到了去年，前往滑雪場的中國人達到了500萬。

也不只是個人機會的問題。  中國很快就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年，中國人購買的汽車和卡車數量將超過美國人；中國人已經進入太空。  總之，中國正迅速抹去遭到殖民征服的記憶——對一個曾習慣於認為自己是文明中心的民族來說，那是一段噩夢般的經歷。

但這一切並不意味著，中國公民看不到自己國家的不足與矛盾。  許多人對領導人的腐敗和無能憤怒不已，儘管很多不滿是針對具體的地方官員，而非共產黨本身。  中國人不喜歡被強行趕出自己的土地；不願意自己的孩子被毒牛奶或不擇手段的國有工廠傷害。  暴力抗爭事件相當常見。  許多人都意識到了中國總理溫家寶經常承認的問題：目前的增長模式不穩定——能耗太大，經濟結構太偏，過分依賴龐大的政府支出。  然而，一個常見的觀點是，這是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作用---當然，在一個沒有新聞自由和選舉的國家，很難求證這是否是普遍觀點。  只要明天會更好，這一切就都可以忍受。

張藝謀自己由叛逆者到政府寵兒的人生道路，可能也體現了這樣的思路。  1991年，他拍攝了一部反專制的故事片《大紅燈籠高高掛》，片中（未露面的）老爺一手操縱著四個不幸老婆的生活。  那部電影被查禁了。  然而，11年後，同樣是這位導演拍攝了《英雄》，歌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的威權統治。  北京立即遊說讓該片競逐奧斯卡獎。  接著，張藝謀導演了去年的奧運開幕式。  今年國慶，他將導演閱兵儀式後面的群眾遊行。  但安全問題意味著，那將是一場基本上沒有民眾參與的人民慶祝活動。

(I.E. 下面的一段英文原文是沒有的，可能是譯者加上這一段呼應文章開頭《活著》的對白，卻是很好的結尾方式。)

和《活著》的主人公富貴那樣，張藝謀可能已得出結論認為：順應歷史要好過對抗歷史。  富貴在“大躍進”中失去了兒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女兒。  然而，在電影的結尾，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開始了，他在外孫的未來中找到了安慰。  和他的兒子不同，外孫的夢想可不止是有一天騎得上牛了。  “饅頭長大了就不騎牛了，就坐火車，坐飛機，”身為外祖父的富貴說，顯然，他還想像不到滑雪場。  “那個時候啊，日子就越來越好！”

譯者/功文